清代作家科举心态转变与新型小说的生成

王晓云
内容提要：科举与文学之关系，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清代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科举情节，抉示了一个时代多数士人的科举心态。

以往学界对清代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多做个案的、静态的分析，缺少宏观的、动态的研究。

纵观有清一代，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发展变化态势的。

大致看来，明末清初，小说作者对科举持
一种积极参与及热情歌颂的心态，大量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及其叙述模式可窥其一斑；
清中叶，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逐渐凸显，科举取士过程中诸多弊端也现端倪，
深刻反映儒林众生相及大家族日常生活的世情小说开始生成，在此类作品中，
作者在肯定科举功名的同时，对科举取士的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到了晚清，
时代呼唤社会变革，也正是作者科举心态的又一次大变化时期，这时的小说需要一种新题材以深刻批判科举制度及官僚体制，
谴责类小说因此便成为这个时代作家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清代小说作者科举心态
清代作家科举心态转变与新型小说的生成
①刘富伟:《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②王玉超:《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即作者对科举取士过程与官僚体制的认识与态度。

明清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科举题材类作品,其作者不但通过这些作品再现了当时科举取士与官场的真实生态,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科举取士的一种态度。

本文讨论清代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变迁及其与新型小说生成的关系,其意义是小说作者大都为中下层文人,他们的科举心态更能体现出当时社会上士人的一种普遍的科举态度。

通过对不同时代小说作品中作者科举心态的分析,既能准确把握作品的旨趣与新型文体生成的必然之因,也能更好地从文学作品中去观察历史的画面。

影响清代小说作者科举心态的因素很复杂,总的看来,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学界研究清代作家科举心态与小说关系的成果,要么就某一位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做个案研究①,要么就整个清代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做笼而统之的概括②,缺少以清代社会变迁为背景,联系的、动态的相关研究成果。

马克思说过,一切事物现象都是运动变化的,不存在恒常不变的现象。

研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既要有专题性的微观探索,又要有宏观的动态研究。

本文将问题置于清代大的科举文化背景下,考察不同时期小说作品中有关科举情节的差异性,分析不同时期小说作者对科举的态度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新型小说出现的影响。

纵观有清一代,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变迁,大致呈现如下特点:明清易代至清初,小说作者更积极于对金榜题名的歌颂;清代中后期,小说作者开始揭露科举取士过程中各类舞弊的行为与事件;清末,小说作者逐渐转向对整个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的批判。

这种特点正好符合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对社会发展认识由浅入深的基本规律。

小说与小说批评
①张廷玉等:《明史·选举二》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3页。

②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答袁蕙缀孝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51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三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9353页。

④荑秋散人:《玉娇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文中相关内容,均见此书。

⑤佚名:《平山冷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文中相关内容,均见此书。

⑥佩蘅子:《吴江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文中相关内容,均见此书。

一清代前期：作家对金榜题名的歌颂及才子佳人型小说的生成
清代前期,一般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时间大约为1644年到1735年。

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

”①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

明清两朝人口较唐宋时代剧增,而取士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外残酷。

袁枚曾说过:“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

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

”②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

1644年,清朝建立之后,降臣范文程建议采用明朝八股科举取士制度。

他在奏疏中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

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

”③通过科举取士来笼络知识分子,可以消除他们对满洲贵族的反抗情绪。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清统治者采纳,第二年就恢复科举。

士人又有机会重返科场,通过科考获得功名利禄。

形成于明清易代之际,且盛行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以才子科举高中后便喜得与佳人团聚的结构模式叙述,表达作者对科举取士的热情歌颂,这也反映了士人群体对科举的一种普遍心态。

因此,清初小说作者的科举心态可以从才子佳人小说和世情小说中窥其一斑。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概有十多部,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明末的《章台柳》与《山水情传》;清顺治年间的《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玑》《春柳莺》与《好逑传》五种。

这其中,《玉娇梨》④二十回,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范之作。

其内容是写明正统年间,金陵太常卿女儿白红玉考诗择婿,才子苏友白来赋诗应考,却被恶少张轨如暗中掉包。

结果被红玉拆穿骗局,并与友白约为婚姻。

后苏友白赴京应试,遇才女卢梦梨,两相倾慕,暗订婚约。

苏友白中进士,抚台却向其逼婚,苏友白辞官而去。

几经波折,苏友白终于跟白红玉、卢梦梨美满团圆。

《平山冷燕》⑤二十回,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该小说写先朝时大学士女儿山黛因作白燕诗,令天下称奇。

江都县少女冷绛雪貌美才高,遭人迫害,被征为山府记室。

洛阳才子平如衡与松江才子燕白颔,化名入京,分别与山黛和冷绛雪考较,结果不敌此二女。

后来燕白颔与平如衡分别以状元、探花及第,奉旨与山黛、冷绛雪成婚,一时传为佳话。

清初这类才子佳人小说的共同点是,才子先是科举及第,后与佳人完婚。

将理想的功名与美好的婚姻联系在一起,足见这类小说作者对科举的热情。

而清代前期,康熙、雍正统治的七十余年,才子佳人小说也正是处在发展阶段。

作品题材仍以风雅纯正为主流。

清前期近四十部,风雅纯正型作品占了近一半。

其中《定情人》《吴江雪》《英云梦》的成就为最高。

《吴江雪》⑥二十四回,写佳人吴媛与才子江潮邂逅,一见倾心,经雪婆帮助两人得以定情。

几经曲折后,江潮终于探花及第,返回故里与吴媛完婚。

他们本想以母亲之礼赡养雪婆,但雪婆坚决推辞,尽还过去所纳金银衣饰,而遨游于山水间。

从这一情节看,清代前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比清初更加曲折富有故事性,在歌颂矢志不渝的爱情时,也赞美助人为乐的美德。

但依小说的整体结构模式看,还是与清初的才子佳人型小说具有相似性———科举及第与洞房花烛并举。

清代作家科举心态转变与新型小说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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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②文革红:《才子佳人小说流行现象分析》,《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页。

③静恬主人:《鸳鸯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文中相关内容,均见此书。

④柯镇昌:《试论蒲松龄的科举观》,《蒲松龄生平思想研究》2010年第2期,第26页。

这部分小说的主题主要是宣扬功名利禄。

才子要获得佳人的芳心,必须得金榜题名才行。

“在这方面,作者不仅仅是屈从于等级观念,而是在自觉地美化科举制度。

”①才子佳人小说作为一种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是有其存在的士人心理基础与技术条件的。

“其社会心理基础就是清初一大批文人失去进身之阶,不得已进人小说创作的领域,借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来寄寓自己的理想,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为人们提供了寄寓理想的载体,从而为人们普遍接受,其社会基础是广泛的。

”②当然,才子佳人小说风靡,还与当时印刷技术的发展、书坊的大量出现有关。

从书坊刻书的角度分析,书坊刻书的最重要目的是盈利,他们最能了解读者的阅读兴趣。

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涌现,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时期读者的趣味所向。

个别小说,如康熙年间的《女科外传》,虽对科举制度有所讽刺,但并非是主流。

当然,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并非与问题的发生是同步,有时可能提前预判,有时也可能在此之后总结。

本文讨论的关键只是反映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问题。

明清易代,许多汉族文人认为,晚明的空谈心性、不求实学,是导致亡国的思想根源,因而清初的思想家又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实用兴国,于是乎,思想回归理学,文学又走上了雅正的正统。

从才子佳人的故事本事演变来看,社会思潮由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演变,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从《金瓶梅》以后的世情小说逐渐蜕变并兴盛起来的思想原因。

同时代的世情小说中作者对科举的相关描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时期士人对科举的态度。

清前期世情类小说大约有十多部,静恬主人作的《鸳鸯会》与《金石缘》均有对科举的描写。

其中《鸳鸯会》③,凡八回,大致完成于雍正年间,书中写:绍兴府官宦子朱纶,赴京会试,中途遇强盗,得许雄相救。

许雄却强令朱纶娶其女巧珠为次室,朱纶无奈只好应允,以玉鸳鸯为聘。

婚后,许雄夫妇护送朱纶赴京赶考,途中遇强盗将巧珠劫上山寨。

这时朱纶的绍兴妻子秦氏为防范朱纶,尾随途中也被这伙强盗劫上山寨,并与巧珠同关一屋,两人交谈后,互诉实情。

后来两人逃出山寨,经过一系列波折后,两人终拜为姐妹。

朱纶考中状元,秦氏、巧珠诰封夫人,朱纶夫妻三人和睦偕老,共享荣华富贵。

《金石缘》中也演绎了林爱珠与石无瑕的婚姻纠葛。

小说歌颂了婢女石无瑕的美德,批判了爱珠的轻浮与放纵,作品的结局仍然是佳人终得与才子大团圆。

至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为丰富。

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

作品中虽然也有篇章对官吏的残暴、吏治的腐败,以及科举中的腐败行为有所揭露。

但其作者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以后科试不顺,几次应试都未考中,至七十一岁才补为贡生。

这段漫长的科举之路,本身就能很好地说明其对科举的热衷。

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显然是一个科举考试制有着非常旺盛生命力的时期。

他受这个时代和家风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把毕生都放在追慕科举登第的路上了。

其实,文中就能看出他对于科场的眷恋。

“《聊斋志异》中虽有不少失意学子的描写,然更多的却是金榜题名大团圆式结局的安排。

蒲松龄并没有攻击八股文;他虽痛恨腐败无能的考官,却从未反对科举制度。

”④当然,《聊斋志异》中开始对官场的弊端进行揭露,这也足见文人科举心态转变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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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中期：作家对科场舞弊行为的揭示及世情型小说的生成
清中期,一般指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时间约为1736年到1850年。

乾隆统治时期,综合国力达到极盛,但也由此走向下坡路。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中,南北巡游多次,其中大部分是在后半期,尤其六次南巡,其铺张挥霍、劳民伤财程度惊人。

地方督抚、府县官员为了粉饰太平,取悦帝王,往往不惜耗费巨资,造龙舟,搭戏台,铺锦毡。

结果是,能博取皇帝欢心的官僚大多都被提拔重奖,而直言敢谏者则被贬斥。

乾隆时,大臣尹会一曾提到:两次南巡,民多疾苦,怨声载道;杭世骏上奏: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流弊及于百姓。

这些直言敢谏者都受到谴戍、撤职处分。

乾隆既寄情于声色,自然诸多国事不能躬亲,而总是将政务委之宠臣。

于是,权臣久任,假借皇威结党营私。

乾隆时的和珅,嘉、道时的穆彰阿便是久任要职、权倾朝野、贪污渎职的典型。

乾隆中期以后统治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第一,政治上贪污成风,官吏昏聩,因循苟且,效率极低。

第二,财政空虚,康、雍之际,财政总有结余。

乾隆中期,国库存银尚有七千万两。

由于皇家大肆挥霍和巨额军费开支,乾隆末年国库已一无所存。

嘉庆四年(1799),罪没和珅家财,曾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但财政仍无转机。

于是又有种种额外加征,以至于广开捐纳之路。

按常例,捐纳年收入不过四百万两,但嘉庆时已多至数千万两。

捐官越多,贪污越严重,更加重了恶性循环。

亦如林纾所驳斥的:“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求人才?”①到了清代中期,仍然沿用明制的八股取士,其考试内容与形式僵化,各类弊端频频出现,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而成为维护腐朽专制统治的工具。

这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大多知识分子,如刘大櫆、蒲松龄、吴敬梓等一大批人才在八股考试中耗费着生命,在科场上屡试屡败而蹉跎其一生。

对于这些士人而言,他们的人生所处的是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窘迫时代。

文学艺术源于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往往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

换而言之,社会生活往往影响作者创作的主题和特点,使人们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体会到当时社会现实。

清代中期,小说的创作者,也将这一变迁的时代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对科举取士中的捐纳制度、考官的贪腐、士子的钻营、科场的舞弊等开始进行揭露。

从小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便可窥其一斑。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②,共五十六回,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

吴敬梓出生时,蒲松龄已61岁,而他去世时曹雪芹近40岁。

吴敬梓的祖先曾是科举世家,曾祖父吴国对为顺治十五年(1658)探花,叔祖吴昺为康熙三十年(1691)榜眼。

其族人中既有科场得意者,但也有不少久困场屋者。

其父吴霖起仅为拔贡,他自己18岁便考取了秀才,后参加过江南乡试,却屡试屡败。

36岁的时候,安徽巡抚举荐他应“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却“坚以疾病辞”。

从蒲松龄与吴敬梓二人的举业经历看,二人的科举之路都很曲折,但蒲松龄对举业显得更加执着,而吴敬梓则对科举取士中的种种弊端认识得更深刻。

进一步观察《儒林外史》文本,从第二回起作者着手写一迂腐老儒周进,到六十余岁还是个童生,失了馆,随着几个商人到省城做记账的营生。

参观了贡院,见了号板后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经众人为其周济纳监入场,一经考中,却变换了个天地,“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

该篇小说所刻画的另一个重点人物便是范进形象。

范进一生醉心于功名,从二十岁开始应考,一直考到五十四岁也没有考中。

周进被钦点为广东学道,范进便得进学。

他想参加乡试,向丈
①林纾:《闽中新乐府·破蓝衫》,《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林薇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8页。

②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文中所引相关内容,均出自此书。

WENXUE YU WENHU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二〇二〇年第一期
①刘海频:《〈儒林外史〉呈现的科举活动与科举观》,《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4期,第44页。

②蒲松龄:《蒲松龄集·与韩刺史樾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③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出版社,2000年。

文中所引相关内容,均出自此书。

人胡屠夫借路费,钱不但没借到,却被骂了个狗血碰头。

后来他瞒着老丈人去参加了乡试。

当他看到中举的喜报后竟高兴得发疯了。

事实上,《儒林外史》只是讽刺批判了许多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并未对科举制度本身存在不满或揭露。

“仔细揣度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既批判又肯定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

实际上,人们在肯定科举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真正批判和反对的是科举制度本身规定的和实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种弊端。

”①
《聊斋志异》的侧重点是写科举的不公,这其中显然是有自己的怨愤的:“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欲哭向南山去也。

”②相比较而言,《儒林外史》则侧重写了科举对读书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扭曲与戕害,揭露得要比《聊斋志异》深一点。

科举本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但通过这种途径选拔的人才却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读书之人为了取得功名,可以说廉耻丧尽,五伦全失,所有手段使尽。

试想,这样的人若成了官吏,其衙门中不多闻“算盘声、戥子声、板子声”有可能吗!
与《儒林外史》所描述的不同,曹雪芹在《红楼梦》③中对科举取士弊端的揭露与批判是放在家这个场域里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将揭露的目光凝结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

明清两代所实行的八股取士的考试内容,遭到作者的抨击。

作者的态度从宝玉的身上得到充分展露。

小说第七十三回,“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虽贾政当日起身的时节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偶因见其中或一二股内,或起承之中,有作的或精警,或流荡,或戏谑,或悲感,稍能适性者,偶然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

贾宝玉厌恶科举应制的专用书《四书》《五经》,但却喜欢读一些对青年心灵有启迪的禁书,如《西厢记》。

其次,作者对科举所选拔官吏的丑行进行了抨击。

贾雨村可谓是作者所塑造的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反面典型,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出八股取士制培育出的官吏。

贾雨村并未对落魄时接济过自己的甄士隐报恩,反而却用四十两银子买走了娇杏,这是乘人之危之举。

而当贾雨村知道了薛蟠命案的事实真相后,又顺水推舟胡乱地断了此案。

贾雨村也将知道自己出身底细的门子乘机给发配得远远的。

这显然是作者在揭露这位科举制培育出的官吏的恩将仇报与寡廉鲜耻的一面。

贾雨村待恩人是那样,那么,他对待提携自己的贾府也好不到哪里去!这里,我们明显看出的是作者对科举选拔官吏的机制、标准问题的思索,不应简单理解为这是对整个科举制度的批判。

再次,作者通过塑造一批拒绝科举仕进的叛逆者形象,以揭露吏治腐败,人才消竭。

贾政对待旧家族,选择的是效忠守节,而宝玉则更为叛逆,更多表现出的是不满与反抗。

“我(宝玉)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

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第四十七回)他对黛玉的誓言“你死了我做和尚”(第三十回)不仅表现了宝玉对爱情的忠贞,而且也证明他对这个旧家庭的反叛。

焦大在醉酒中也吐真言:“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蓄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第十三回)秦可卿也曾魂嘱凤姐:“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又道是登高必跌重。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倘或乐极悲生,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第十三回)这种一个家族后继乏人的“子孙不肖”现象,扩大到一个国家,便不就是国中无人?
①杨连民、王凌云:《试论〈红楼梦〉的科举观》,《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第81~85页。

②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第267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7年,第55页。

④王佩诤校订:《龚自珍全集》(第一辑),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第6页。

⑤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162页。

⑥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清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81年,第55页。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红楼梦》中作者的科举观,是对科举制度彻底否定的,作者“通过塑造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拒绝科举仕进的人物来表示对整个封建科举与吏治的彻底否定,象征性地提示出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灭亡”①。

这一点也值得商榷。

最有力的说明,是宝玉与其侄儿贾兰的对比。

书中肯定了贾宝玉的拒绝科举仕进,同时也肯定了贾兰的科举成名之路。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从这两句判辞中也能读出作者对“兰”的赞评。

看似两相矛盾的描写,实则并不矛盾,这说明作者并未对科举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彻底否定,而是对科举取士的内容、标准,以及所选拔官吏的品行有一种担忧。

作者为宝玉选择遁入空门的结局,说明作者虽然批判了八股举业的形式,批判了官场上像贾雨村一样尔虞我诈的官员,但他也没有为这些具有早期民主化倾向的新生代找到理想的去处,也即无法对科举制做根本性的批判。

从《红楼梦》开始,小说作者已经对整个时代社会的运势有所关注。

作者的科举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对科举取士过程中的某些弊端揭示,慢慢转向对人才观、对制度本身的思索。

当然这种思索具有矛盾性与启蒙性,这与社会中期的大局是有关的,小说作者不可能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的根因。

就像赵逵夫先生说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个个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皇帝,但总会又有一个皇帝出现。

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皇权思想,都不可能克服这个历史的局限。

”②直至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国门洞开,士人身临各种内忧外患后,才逐渐地对科举的态度产生本质上的变化。

三晚清：作家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及谴责型小说的生成
清代晚期,一般指的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时间约为1851年至1911年。

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而举国方沈酣太平”③。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使他们更为担忧的,是人才的消竭。

为此,龚自珍形容:“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④既有的科举制度已无法培育出真正的人才。

而且,自龚自珍开始,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从科举取士的腐败中,看到了统治者的昏聩与腐朽,一些有识之士呼吁通过改革对科举进行修正,希望能挽回社会变化中的颓势。

“这些人敢于讥弹时政,揭露当权派官吏的腐朽。

鸦片战争发生后,他们主张抵御侵略,反对妥协集团,并要求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学习外人‘长技’,改进防御力量。

”⑤但他们都是封建知识分子,没有要求改变封建体制的想法。

到了1888年12月,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人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⑥。

对于官场的极度腐败,他愤怒地说:“以此官制治国,而当各国奔竞之世,安得不失败!”孙中山也于1897年3月,在英伦敦的《双周论坛》杂志撰文《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指陈:“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
清代作家科举心态转变与新型小说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