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

瑞士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
一、导论
1.在瑞士，人及其人格的保护，系国家的总体目标，故贯彻于全部法律领域。

〔1 〕本文仅论述人格权私法保护的截面，也即人格权保护的核心领域，并结合各种特别法上的规制。

〔2 〕下文将不予论述的领域包括：〔3 〕（1）基本权利（也即联邦宪法〔4 〕与《欧洲人权公约（EMRK）》〔5 〕）对人格的保护，比如对个人自由或私生活的保护。

依瑞士法的观点，基本权利旨在保护个人以对抗国家，私法则规制私人间的关系。

〔6 〕但这并不妨碍基本权利仍能对私法上人格权内容的解释发生影响。

〔7 〕（2）刑法上的保护（比如侵犯名誉的刑事处罚〔8 〕）。

刑法上的人格保护，系通过施以刑罚，制裁禁止的行为，并吓阻他人为此种行为；私法上的保护，则旨在使受害人拥有救济手段，能预防（将来或既存之）不法侵害，或至少能在财产上弥补不法侵害所生的后果。

〔9 〕（3）诉讼法上的特殊保护（如在近亲属为被告的情形，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10 〕
2.在《瑞士民法典》中，人格的概念具有多种不同含义。

比如其第11条所称的“人格”，是指成为权利主体，也即享有法律人格（尤参见该条的页边标题）；第19条第2款〔11 〕以及第27条以下的“人格”，则是指拥有法律保护的、与人密不可分的特征（即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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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文拟先概述瑞士人格权保护的立法史，尤其要考察一下，国家对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为何是必要的（第二部分）。

其次，论述何人享有权利能力，从而得享有人格权；人格何时开始、消灭；以及人格权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第三部分）。

再次，讨论传统上人格权保护制度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即个人自决权的保护，以及保护人格免受他人的不法侵害（第四部分）。

最后，论述权利救济（第五部分）与结语（第六部分）。

另于附录中列有最为重要的相关法条。

二、立法史
（一）国家立法保护人格权的由来
1.国家为何要保护个人的人格？唯有对社会的发展作一回顾，方能回答这一问题。

于此，不妨引用《瑞士民法典》之父欧根·胡伯（Eugen Huber）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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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中世纪早期，个人的人格在实践中并无多大意义。

重要的是个人所属的团体（Verband），即合作组织（Genossenschaft）、家庭与居民共同体（Hausgemeinschaft）。

公私秩序的维护贯彻，系团体的责任。

如在他人侵害团体的成员，从而侵入团体的法律空间（Rechtssphäre）时，团体即通过血亲复仇或惩罚（Busse）进行报复。

3.只要法律上的交往相对不甚发达，个人全然为团体所吸收，即尚无对人格作特殊保护的必要。

但此种情形，于13世纪起渐有变化：个人日益从团体中分离出来，认为自己是具有自身权利的独立个人；法律上的交往日益增加，所为的交易日渐复杂，个体获得了重要地位。

由于个体须一如既往受同样的保护，但上述团体对于这一任务却已力不从心，其即成为国家关心的问题。

比如自15世纪以来，即已确定了成年的年龄，规定自某一年龄起某人原则上即得以个人的身份参与交易生活。

同时也开始处理监护、对外出者（Abwesende）和失踪者的照料问题，因为随着团体结构的解体，为保护此类人等（比如在家庭中）免遭不利，须有介入干预的可能。

4.此种发展的方向，原则上是让一切个人均平等享有个体权利；但要不论个人的出生（婚生或非婚生）、宗教信仰或性别，均作平等的对待，则仍非轻而易举。

有以下几点，应予强调：
（1）个人从团体手中获得了更多空间，以发展并运用其自身的能力。

比如父亲对子女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子女成年后可悖于父亲的意思，起诉请求返还其财产。

（2）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其中首先包括扩大对人格的保护，以及无须证明损害的损害赔偿之诉。

《瑞士民法典》实施之前，虽在德语国家数部法典之中，已有一些与《瑞士民法典》第27、28条部分相同的规定，但以“人格的保护”
为题（参见第27-30条的页边标题），专门规定一个独立的规范体，则是欧根·胡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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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但个人主观权利的建构亦有（译者注：对个人）不利一面。

因自由的强化，必然也要强化个体的责任感与赔偿责任。

〔15 〕比如，当时要求个人在自身人格利益于他人处受保护的同等程度内，尊重他人的权益；对他人权利的侵害，纵无过错，亦使受害人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6.易言之，家庭或团体上的拘束，很快就被私法机制上的拘束所替代。

制定此种机制（也即规制私人间的关系），是民法的任务；在以立法方式干预个人的权利时，民法必须要在集体主义的、强调团体的私法与更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私法中求得平衡。

〔16 〕（二）对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的由来
1.如上所述，此前一直由团体结构负责法律与秩序问题，但团体结构的解体则引发了由国家对私人间关系进行规制的需求。

而之所以要创设民法上的规则，则是来自于瑞士法上的下述见解：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由公法进行规制，而私人间的关系则应由私法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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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时，如何界分民法上与公法（尤其是刑法）上的人格保护，颇成问题。

在国民议会与联邦参议院各自的《瑞士民法典》第一建议稿中，对弥补人格侵害的刑法与私法上二元法律救济，即均有讨论。

〔18 〕由于民法上请求排除妨害或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原则上已受肯定，争论的焦点即在于：受害人既已使侵害人受刑事判罚，则已获得慰抚，如允许其再以民事途径请求慰抚（通常是支付一笔金钱），是否妥当？当时许多学者认为，若如此，则无异于允许受害人自人格侵害中获利，道德上不无可谴责之处；〔19 〕因此，主张受害人必须首先寻求刑事救济，唯有在不许寻求刑事救济或寻求刑事救济失败时，方得诉诸民事救济。

〔20 〕但在议会论辩过程中，才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被视为最佳途径的刑法上救济，〔21 〕在各邦中的规定是不统一的，在许多邦中，刑法上的保护更多只是一种想象：比如名誉受
侵害者只能诉诸刑事陪审法庭寻求救济，其私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即难免因此公诸于众。

〔22 〕因此，议会最终作出决议，人格受侵害者可同时享有刑法上与民法上对人格法益的保护，这两种救济方法完全独立，相互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