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小说：基于身体的女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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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期总第127期
No.1，2018General ，No.127
福 建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Fujian Radio & TV University
须一瓜小说：基于身体的女性言说
摘 要：须一瓜以如刀之笔，冷静而深刻地剖析铭刻于女性身体经验中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烙印，书写女性灵魂深
处的感受与向往、缺陷与不足，致力于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

从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看，她还没有找到女性主体性救赎与回归的之路，但她对女性精神的沉睡不醒和自我主体萎缩退避而导致了自身毁灭的发现，有着强烈的震撼效果与警醒的作用。

关键词：女性言说；身体；社会文化；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46（2018）01-0076-04
林　珊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福州，350003）
收稿日期：2018-01-25
作者简介： 林珊，女，福建连江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副教授。

近年来，福建籍女作家须一瓜因发表大量优秀的小说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她的小说总是聚焦于人生的非常状态，淋漓尽致地叙述主人公的迷惘、挣扎、救赎、逃离，敏锐而独到地叩问人的心灵，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她像许多女性作家一样，并不承认自己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她认为自己是中性的：“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者说一个手艺很好的作家，应该是中性的，他能渗透，准备渗透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身份的角色里面。

性别、处境、年龄不应该成为障碍” 。

的确，须一瓜的笔能伸向不同性别、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无论是老干部（《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老太婆）、公务员（《雨把烟打湿了》蔡水清）、环卫工人（《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和欢）、打工者（《第三棵树是和平》孙宝素），还是逃犯（《太阳黑子》辛小平）均能成为她的审视与叙述的对象。

然而作为女性作家，她的言论姿态仍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主义的意识与立场，“她的叙述无论从什么地方出发，最终总是要往女性角度转去。

” 她以如刀之笔，冷静而深刻地剖析铭刻于女性身体经验中
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烙印，书写女性灵魂深处的感受与向往、缺陷与不足，致力于建构女性的主体意识。

一、身体知觉与失望情愫
千百年来的男权文化的影响，使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将男性想象成为足具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仅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就塑造了无数的男性英雄的形象：文化英雄许灵均（《牧马人》）、改革英雄乔光卜（《乔厂长上任记》）、商业奇才乔致庸（《乔家大院》）、民族英雄郭靖（《射雕英雄传》）……一个又一个男子汉形象在文学或影视的世界中拔地而起，清一色地炮制着伟岸、正直、威武、有力的身影，而他们身旁的女性则以真诚的目光膜拜着这些男性，不断完善着传统男权社会的言说方式。

然而，须一瓜的小说对于男性却有着清醒的认识：男性们是不能像大树一样足够强大、伟岸，反而是阳刚之气缺乏、萎靡气质充塞，甚至他们可能禀承着男性至上的文化认同，成为女性的施虐者、背叛者。

《淡绿色的月亮》中的丈夫桥北，身形高大
魁梧、孔武有力，平日里也恩爱妻子，但是家中一次突如其来的入室盗窃发生时，他面对绑匪不作为、不反抗、不思保护妻子，反而把矛盾的焦点引向妻子芥子。

芥子是多么希望老公是个她心目中希望的英雄，是她的保护神，至少她希望丈夫在面对绑匪时能为她提供哪怕是些许的庇护。

然而一切都不曾发生芥子一次次地想说服自己相信丈夫“是勇敢的，他有勇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心爱的一切” 。

然而，事与愿违，她所了解的事实是丈夫在没有发现绑匪手上有刀的情况下就束手就擒，事后还编制谎言，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男性英雄的形象在芥子心中訇然崩塌。

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芥子也想修复与丈夫的关系，淡化对丈夫的失望，然而她的身体却不由得她控制，即使是丈夫在她生日的晚上制造的浪漫芥子再也不像平时一样，能让红丝带将她带到快乐的远方，到达爱的仙境。

“她绝望地闭上眼，脑海中一片黄沙，荒凉无际，她的全身都变成了干枯绝望的大沙漠。

” 梅洛·庞蒂曾言：“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

” 人通过自己身体开始认识与理解自己，也开始外向的观察与思考。

芥子再也无法感知与丈夫一起曾有过的满怀激情，她的身体明白无误地显示她对丈夫的爱荡然无存！何以如此？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芥子作为女性的道德洁癖，然笔者则认为是芥子是对男性英雄情节的失落而由身体反映出的痛苦表征。

须一瓜敏锐地捕捉这一身体信息，通过男性的人格瑕疵，尖锐地质问男性存在的意义，执着地探寻男性的正义、风骨、英雄气概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质问女性们，何以要将男性想象成为英雄？
如果说芥子因对丈夫（男性）失望而造成爱情的荒凉令人惋惜，那么，《有一种树叶春天红》中的陈阳里因对男性的绝望而绝决地毁灭自己的身体则令我们震撼。

作为社区干部的陈阳里本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她却并不幸福。

她的面前横亘着“男子汉”的荒漠：父亲为一己私欲抛妻弃子，致使母亲精神失常；哥哥借口“遗传因子”背叛嫂子；丈夫害怕精神疾病遗传而远离自己。

至亲男性的背叛使她对忠贞的爱情失却信心，对男性失望至极。

当同事杨鲁芽向她炫耀与丈夫童大柱之间的爱情的甜蜜与忠贞之时，她羡慕与怀疑交织于心，萌生了试探人性的念头。

她用自己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为诱饵，这位在杨鲁芽心里为情圣的童大柱轻而易举地被她俘虏。

她用身体证明了这世界永恒之爱的虚妄，对男性的绝望令她选择了毁灭自己的身体——自杀，我们在感叹青春生命消逝的同时，为欲望弥漫的社会中高贵情感的泯灭而遗憾，为女性寻觅永恒爱情无果而痛心，更为女性将自身的幸福维系于男性而惊诧！我们不禁反思：女性将男性的爱情的有无作为自己救命的稻草或舍弃生命的理由充分吗？女性活着的目的仅为能得到时男性的爱情？透过陈阳里的绝决，我们惊叹须一瓜质疑男性真情实存性的冷冽与尖锐，感叹当代女性主体性建构之路的艰辛与严峻。

二、身体创痛与社会的隐疾
须一瓜基于身体的女性言说与90年代以来的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不同。

90年代的“身体写作”往往沉迷于女性身体和精神的自恋，浓墨重彩地描写个人性的生活经验，致力于构建女性的私人化空间。

而须一瓜往往通过突发事件书写女性的身体的创痛，精神的困境，并通过女性身体展示她们的痛苦、挣扎、迷失、绝望，以此来剖析社会隐疾，呼唤疗救的注意，渗透着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环卫工人和欢，原是个心思单纯，活泼开朗的女性。

本来展现在她面前的生活应该是平静而温暖的，然而丈夫被祝安的突然失踪，使她痛苦不已。

她很自然地将自己置于弃妇的位置，她疯狂地聘请私家侦探寻夫，而侦探们不是暗示她的老公另结新欢就是变相地向她勒索钱财，囊中羞涩的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迎合私家侦探所需。

同事们对她毫无同情，认定她丈夫“外面有人才这样干的”。

有人还借机调戏她，她内心痛苦无法诉说，只能以歇斯底里的方式让洒水车的音乐狂嚣不已，在暴烈的水柱中体验爆发的快感。

她在深夜的街头寻求孤独的同类，想让痛苦的灵魂彼此慰籍。

警察却认为单身女子与陌生男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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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127期） 2018年2月25日
处一定是纯粹的肉体关系，以至于侮辱她清白。

在这儿，寻找丈夫成了和欢一个人的事，其他人则冷眼旁观、讽刺陷害。

在冷漠的社会环境中，痛苦的和欢便报复性地放纵情欲。

本应和谐的两性世界硝烟弥漫：男性以不断追逐女性为乐，女性在被抛弃的过程中滋生着对自身命运的哀怨、自暴自弃以及对男性的仇恨。

同时又积累着对男性的膺服和依赖。

三年半后，和欢才知道丈夫是因车祸不幸身亡。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三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人发现丈夫身上的遗物，这里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联系到家属和单位，更有甚者，居然警察还误认为这些东西是祝安偷来的，哪怕试着打一个电话都没有！明白真相后的和欢精神崩溃，疯狂地驾驶着洒水车冲入大海。

她的死是是对自我放逐的深深悔恨，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冷漠的深度质疑和强烈抗议！和欢的悲剧既是她个人放纵与自暴自弃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说：“通过写自己，妇女将返回自己的身体。

”须一瓜正是通过女性身体的痛苦经验揭露了深植于女性及社会的隐疾，表达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与同情。

《第三棵树是和平》以发廊打工女孙素宝杀夫的故事，展示了女性在男性文化的长期笼罩下屡屡失败后惨然反抗的幻灭感，也展开了一个关于正义、道德、良知和捍卫女性的尊严的社会逼问。

孙素宝是农村进城打工的发廊女，她的丈夫杨金虎是个性野蛮残暴、有性虐狂的男人。

一方面，他让妻子为养家而到发廊干活。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接受妻子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卖身体的事实。

由于男性权利受到侵害，6年来暴力折磨、审问，性侵已成为杨金虎对妻子进行报复和惩罚的惯常手法，他要用暴力让孙素宝认同自己荡妇的罪名并膺服于他，成为他的泄欲的工具与出气筒。

当她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暴力的摧残时，便以暴力制暴，用一把剃刀杀死了丈夫并肢解了他——每个切口都整齐得一丝不苟，就像精心完成一个解剖作业！她想借由丈夫的死，完成对丈夫的偿命，消灭自己苦难的身体以至面对律师、法官她不作任何解释。

她以她“迫于无奈的退却再次证实了男性的优越、强大以及整个男性文化规范无以撼动的合理与坚固” 。

更为可悲的是，丈夫被杀后，她被理所当然地指认为是杀人凶手，而非受害者，法官地认为她罪有应得，只要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以法律的名义送她赴死。

当女律师戴诺在办案过程中细微处发现疑点而想取证之时，社会的冷漠令人震惊：公婆只承认儿子“脾气不好”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舅舅明知实情却不向律师说明。

在公婆、舅舅为代表的村民看来，男尊女卑天经地义，男人对女人的欺凌无可厚非，孙素宝连自己的男人杀得，还有什么事做不得？杀人偿命的呼声借由法律的名义凌驾在孙素宝的头上。

可以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孙素宝处境冷漠至极。

最终戴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孙素宝悲剧性地走向刑场。

孙素宝为何不拿起法律的武器自卫？社会为何能不维护妇女的权利与尊严？这是女性的悲哀，还是社会、法律的悲哀？性别研究专家黄柏刚说：“在我国，男女平等的口号虽已写进了法律，但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公民的自觉意识。

封建传统的观念对人性扭曲之巨与心灵毒害之深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的，清除封建男权思想和文化的任务在中国依然异常沉重”。

须一瓜手持她的“手术刀”通过对孙素宝案的解剖，对冷漠的社会，对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进行了解剖，也流露出对女性自身及女性的处境的隐忧。

三、身体话语与主体性救赎
布莱恩·特纳认为：“一个社会的主要政治与个人问题都集中在身体上并通过身体得以表达” 。

在须一瓜的小说中，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是医学意义上的血肉之躯，而是一个浸润在社会传统男权文化意识中的与具体社会情境密切联系的“身体”，这个“身体”会被打上其所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

因此，对她们存在与生存处境的关注，只有落实到对她们身体的关注，才可能达到全面与切实。

作家正是以女性的身体的感知和体验为基础，透过一个个突发的社会案件，发现社会或人性中存在的问题。

她特别善于叙述女性的身体感觉，在女性经由身体之痛通向心灵之痛的过程中捕捉细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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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中嵌入沉思，展示丰盈现实世界中造成女性痛苦困顿的原因，探寻女性主体性救赎之路。

须一瓜在写作的过程中，似乎有意告知读者，女性的痛苦困顿不仅仅来自经济的拮据，来自男权社会的冷漠、更自于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蒙昧。

在她的小说中当代女性们通常不是以三从四德的传统姿态出现，而是以质疑或追问的形式将自己套牢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规则中。

男权社会总是把男性想象成英雄，在这种文化影响中的芥子，她的心目中，丈夫就应该是伟岸、勇敢、可供自己攀援与依赖的英雄，一旦这种形象坍塌，痛苦之泉就汨汨而出，因此，造成身体的困顿，爱情的凋零，精神的苦痛。

陈阳里将自己的身体、生命依附于男性的爱情，当“最后一块或化石毁了”之时，她的身体与精神便无所附依，因而觉得了无生趣，在煤气的浓烟中了却此生。

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表面貌似独立，理性，前卫，强大，实则守旧、脆弱、疲软、空虚，她们在经济、事业上具备了相当的独立性，然而，在精神上仍残留着女性传承千年的依附基因。

在她们的心里自觉接受男权文化对她们的塑造，认同了男性因自身需要对女性进行的身体意识的改造——女人是弱者，男人是“天”，一旦“天”塌，女性生命便枯萎死亡，何其可叹？来自社会底层的孙素宝更为可悲，她在理发店里遭受城市男性对她的性剥削，在家里受尽了丈夫对她的凌辱，杀夫后，她认定自己是个坏女人，罪该万死，尽管律师戴诺对她倾情救助，她却心如死灰。

她哪里知道，她的悲剧是社会的良知缺失及男权文化对她的共同围剿的结果。

《海瓜子，薄壳的海瓜子》中的晚娥本可幸福地生活，然长期鳏居的公公偷窥她洗澡之事被丈夫阿青发现后，她的厄运便降临了。

其实晚娥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公公与丈夫交恶之事却因她而起，“红颜祸水”的指责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她的头上，“贱货！都是你”——丈夫的性权利被侵犯后的愤怒化作了有失公允的审判。

毒打、性虐成为常态，她无处伸张也不敢伸张。

在这里，农家女遭遇了险恶的文化陷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家丑不可外扬”，这些男权文化教条要求她不能诉说，而文化赋予丈夫的性权利要求她必须认罪，接受丈夫处罚，而她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苦难。

芥子、陈阳里、和欢、孙素宝、晚娥，一个个女性无一例外地困在性别牢笼之中，困顿挣扎着，痛苦不堪，她们并不知道是男权文化的牢笼使她们沦陷其中，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牢笼的维护者。

须一瓜通过她们身体苦痛的书写和精神脉络的剖析，洞察了这些女性内心根深蒂固的男性崇拜和自我主体缺失的秘密，干脆利索地剖开女性的伤口，探寻医治“疾病”的良方。

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要么自杀，要么沉默绝望：和欢应和着《简单爱》的旋律驾车投海，陈阳里以最美丽的姿态消逝在煤气的烟雾之中，孙素宝拒绝律师戴诺的援助，等于自杀，芥子心如枯蒿，晚娥隐含苟活……从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看，须一瓜还没有找到女性主体性救赎与回归的之路，但她对女性精神的沉睡不醒和自我主体萎缩退避而导致了自身毁灭的发现，也许不算深刻，却有着强烈的震撼效果与警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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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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