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汴京官窑”什么样？

别闹了！“汴京官窑”什么样？
“汴京官窑”，既没有文献记载，也无法得到窑址考古认证，已成为无头案。

但与两故宫实物无法对应却是最致命的。

也就是说，根据实物特征，是无法举证清宫遗存中哪一件是“汴京官窑”！
那么，是什么依据支持了“汴京官窑”之说的？
以下两部古论不可绕过：
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
还有一部是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
两部著述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有两处相对修改：宣政/政和、徽宗/故京。

说明二者之间必有其一是篡改者！谁是篡改者？为什么？
该篡改的意义完全是截然相反的：
京师和徽宗：京师是代表徽宗当朝之朝廷，自置烧造官窑的行为人是朝廷。

全文完整的表达了历史上官窑的四个层次：大观釉——官窑——内窑——郊坛下官窑。

按此，官窑一定与龙泉县窑有关，“质颇粗厚”才是“京师自置”的原因，显然官窑窑址逻辑上就在龙泉县窑附近。

“置窑于修内司”是旨令将原朝廷直接管理官窑划归修内司管理，并更名为内窑，是指内窑前身就是官窑，这才是“袭徽宗遗制”的逻辑。

宣政是指官窑烧制的时间点，宣在政前不是时序之错，是原著强调官窑烧造起始时间倾向于在宣和间，也不排除政和间之意。

京师和故京：故京显然是指汴京。

但京师肯定不是指地名汴京，否则“自”置何来？可见“故京”具有很强的诱导性。

目前文博界有
两种相佐的观点，支持“汴京官窑”和反对“汴京官窑”两方，僵持点就是“京师”到底是不是指地名汴京。

共同点是：京师如果不是代表地名汴京，“汴京官窑”则不成立！这是非常冷静的观点。

《坦斋笔衡》的另一诱导是：既然是京师是汴京，所以是新都“袭故京遗制”，这就理所推定是在临安新建内窑。

客观的说，“汴京官窑”之说和“修内司内窑在凤凰山下”之说在明代就开始有了。

目前，文博界支持“汴京官窑”占据着主流，但问题是“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之句完全成为“鸡肋”之句，不知该如何安置？也带来其他问题，老虎洞窑址考古成果被明显拔高，但其真的具有修内司内窑特征吗？郊坛下乌龟山窑址也被完美，完全不在乎“比旧窑大不侔矣”是何意？最为重要的是“大观釉”的存在却长期被埋没，而“大观釉”提法恰恰是乾隆和唐英君臣在官窑分类上重要的研究心得：“大观中釉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

”“政和以后，惟青分浓淡耳。

”按推算，“大观釉”的存在长达十余年，是重要的官窑体制试烧探索。

脱离了乾隆官窑分类，在大观釉、哥窑、官窑、内窑的认知上必然就是错位的。

且看台北故宫这样的认知错位的例子：这是两件六瓣葵花口洗，均被定性为南宋官窑。

两件都后铭同样的乾隆诗文，其中一件铭还有前代的“古”朱砂红字款。

该诗文曰：“宣和陶器用工巧，修内督之俺竖倫，设曰葵花喻忠赤。

师诚辈岂果其人。

”其诗意是：宣和官窑用工巧，竖指敬佩修内司，葵花可喻为忠心，青出于蓝有其人。

这是由乾隆明确断代的宣和官窑的两件淡青瓷洗，是典型的“青分浓淡”者。

断代为南宋是明显的认知错位。

即使定为南宋，也不该定为“南宋官窑”，若定为修内司内窑，也不算大错。

该诗文还涉及到修内司是直接传承于官窑，而不是文博界所说的受到汝窑的影响。

此外，台北故宫不同时期的官窑图录，会发现很多早期定为官窑的实物，其实都是大观釉。

而近期的图录又将这批东西修定为清仿。

这是学者们的彷徨。

其实北京故宫也有类似的错位现象。

台北故宫藏品，原界定为官窑，后变更为清仿。

笔者认为其为典型的大观釉之月白。

对于官窑问题，学界真该站在乾隆分类上去换位思考，毕竟这曾是乾隆玩了几十年的东西。

即使用现代仪器检测，也该注重如下问题：如对釉面成份进行比较，其数据肯定是离散的。

而对官窑黑胎成份的检测，其数据大概率也会是离散的。

当在两维系上都点满了不能重合的各种符号点时，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犹如，当你站在龙泉的窑址瓷片堆上，一眼望去，一定是色泽的多姿多彩！如果随意拿起两片瓷片，也一定会发现胎色也不会有重样的！这说明该研究方法结果的离散是注定的！因为当年窑工在制胎、调釉过程本身就是很随机随欲性，而只有个性化的才可能是珍品。

而不同区域的胎/釉的比较研究，其差别才是本质的和有意义的。

即使是眼学，也不会支持“汴京官窑”这样的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