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化的东北和东北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现象初探

景观化的东北和东北写作
——“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现象初探
王特尼格尔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将“新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进行考察，对“新东北作家群”创作中的短句使
用、叙事时间选择与视角选择进行分析，总结作品中共有的下岗背景、悬疑情节及同质化的人物，发现三个作家的作品客观上造成的对于东北的景观化。

最后以围绕“东北作家群”出现的现象作为对象，发现这一命名背后对于东北写作景观化的过程，并对这一现象做出反思。

关键词：新东北作家群；景观化；东北写作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617（2023）03-0028-06收稿日期：2023-03-16
作者简介：王特尼格尔（1998-），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

DOI ：10.13888/ki.jsie （ss ）.2023.03.005
“铁西三剑客”与“新东北作家群”被正式命名是在2019年底，时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金方表示：“铁西三剑客”的出现代表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再次崛起。

“铁西三剑客”是作家班宇、双雪涛和郑执三个人的并称，“新东北作家群”的讨论中也是以这三人为主。

三位作家都生长于东北，青春期目睹下岗潮，然后外出求学工作，转而成为职业作家。

他们小说大部分与亲身经历相对应，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第一种是发生在东北的故事，甚至都是发生在沈阳，这些故事都与父辈相关；第二种是发生在东北之外，主人公为沈阳人，这些故事或是回望东北，或是讨论与回应“写作”。

随着作家作品的走红，20世纪末的东北逐渐被景观化，随着“新东北作家群”命名的出现，东北写作也在被景观化。

一、景观化东北的形成
丛治辰将三名作家的走红作为一个事件考察，
他认为，“写得好不好与是否能够成为事件，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何况判断文学作品的好与不好，
本身就是可疑和令人尴尬的。

”［1］
这一观点表述并
无问题，但是将三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群”进行讨论，必须寻找一些共通的优点来证明这命名的合理性，这些优点分别表现在语言的使用和小说叙事方面。

在德波看来，“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
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表现形式。

”［2］具有东北特色
的语言的使用，两个具有代表性时间点的描写及呈现故事的视角选择，是与“由感性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相一致的，因此东北在三个作家的作品中被逐渐景观化。

短句对话是三个人的共同选择，也是他们最为显著的特征。

小说中对话都是以我说、他说开头，对话爽利，没有丝毫拖沓，对话进度之快，很不现实。

“她把我送到楼下说，总结总结。

我说，总结啥？
她说，总结总结今天。

我说，我是个工人，一辈子挣不了你这么一辆车。

她说，你庸俗。

我说，介绍人不靠谱，差距太大，我不是庸俗，我父母都是工人，我爸说过一句话，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以前不知道啥意思，今天坐在车里，知道了。

她说，我爸过去也是工人，做手扶拖拉机。

我扭头看她说，是吗？”［3］这段对话出自双雪涛的小说《跷跷板》，在几部小说集中，这样的对话占据很大一部分，短句的简单直接和东北人直率的性格匹配。

这其中有些对话会给人一些时间来进行思考，就如同留白。

一些对话则让人诧异于人物的机械性：“我走过去说，你这里谁是经理？年轻人没有抬头，说，那个高台底下有个办公室。

”［3］291很显然，这些对话都是经过细致加工的，这些文本看着是十分口语化的东西，但它们的实质还是文本，是经过修改的文本。

短句可以作为共通的特征，但是口语并非如此，丛治辰在《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对三个人的语言使用做了辨析，班宇的语言与全国人民熟悉的东北方言最为接近；郑执对于东北方言的使用并不是自觉的，表现为东北口音；双雪涛追求的是东北话内蕴的融入。

客观来说东北方言的使用各有不同，但是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又有相似之处。

90年代以来的东北小品以及当下小视频的加持下，这些对话并没有成为阅读的障碍，更多的是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一种书面的“东北味儿”也就此形成。

在读者接受带着“东北味儿”的小说的时候，已经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东北一定程度上的景观化，之后的阅读则是补充、接受或者排斥的过程。

在三人大部分的小说中，涉及东北的故事基本只有两个时间点，一是发生在下岗潮的那段时间，二是发生在今天，就是写小说的时间，按照三个作者的写作时间，这一时间点是在2010年之后。

《跷跷板》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发生在1995年的甘元沛被杀事件，一个是我在十多年后挖出尸体；《蒙地
卡罗食人记》中讲的是高中时的我离家出走，偶遇我老姨夫魏军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下岗潮时期；《他心通》讲的是母亲带着父亲去民间道场看病，发生在“今天”；《梯形夕阳》是技校毕业的我，进入即将转型的工厂，出差讨债的故事；《冬泳》讲的是“今天的”我和去年被我杀死的老人的女儿相亲的故事。

以这些小说为代表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中间有十年以上的过程是空白的，三个作者对这一段时间的故事没有讲述的兴趣。

这一情况与前文中所说的作者因学业或者工作离开东北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他们的书写范围只是在某个很小的时间段内，或者是在某几个时间点上，只是用固定时间点的人物来回应“下岗”。

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书写的必要吗，肯定不是的，这个接近二十年持续性的过程才是最值得书写的。

但是，它的处理难度会远远高于某一点发生的故事，从现有的作品集来说，三个作者还处理不了这一过程，他们的关注点是一个因素，年龄及阅历是另一个因素。

下岗潮因其自带的悲剧属性及延续至今的影响，成为目前读者对于世纪末的东北最深刻的印象。

因此对于过程的放弃，客观上也符合了景观化的特征，文本中只有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和目前所能看到的内容，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惹人注意的事件就被忽视，和前边所说的对于东北景观的“接受”是最为适应的。

下岗的主角是父辈，这是三个作者的共识，因此就形成了“子一代”视角的创作。

我爸、老姑、姑父、姨父，这些人物组成了下岗的人群，也组成了这些小说的主角。

姑父、姨父为代表的远亲在父辈书写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两者的描写，也是这些小说中最为精彩的。

关系较远的姑父姨父成为故事的主角，前面所说到的口语化在这时就会显示出极大的作用，其一，我来讲一个与我相关的故事，这故事的真实性就得到了保证；其二，在我的叙述中，需要用更多人物来强化故事的真实性，而父母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

借助“子一辈”的视角，作
第3期王特尼格尔：景观化的东北和东北写作·
·29
第19卷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者有意对这些人进行一些诗意的描写，如双雪涛在《大师》中，借助理想化的生活来抵御现实的苦难。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家尽量用一些细枝末节来淡化人物的悲，这些描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小说的氛围有了一些变化。

这些小说不只是书写下岗潮中的父辈，也书写如今的父辈，以一种追溯式的书写，寻找失望中的希望，而在这些希望之中，不同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两个较为相似的人物，《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与《飞行家》中的二姑父，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李承杰想在城市中建造一个能将人送到任何地方的机器，二姑父想用热气球飞到南美洲。

前者所想的是如果空中道路建成，那么自己这个吊车司机就不会失去工作，所以在小说中，李承杰失业了，而二姑父则是想“逃离”，以“飞行梦”为借口的逃离，双雪涛给了他一个看似完美的结局。

“分离是景观的全部”［2］25，这很好地说明了东北这一景观的形成过程。

“子一代”的视角可以视作一种旁观者视角，作者以“子一代”的视角介入事件形成文本，而读者再以他者视角介入文本时，已经和原本的事件间隔了两层，由此就构成了景观化的第一个要素。

叙事视角的选择之后则是叙事时间的选择，作者以两个时间节点为主，着力塑造在事件发生现场的人物，以及相隔20年之后的今天的人物，这与当下读者对于东北的接受是一致的，而这是景观化形成的第二个要素。

在这两者的基础上，三个作者都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短句，在文本的形式层面基本完成了对于东北的构造。

值得注意的是，从作者创作角度来讲，“子一代”的视角、短句口语的应用与事件时间点，都是进行小说创作时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是他们选择这一题材时唯一的选择。

因此我们不能说是三个作者主观地用小说对东北进行景观化。

这一点在与其他作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作家开始从这种浅薄的表象化感性书写中脱离出来，有意识地抗拒割裂历史的创作态势，并试图接续文学传统强调的观照人与现实的精
神价值。

”［4］塑造厂矿子弟形象的潘一掷，有意地放弃使用东北方言的赵松，虽然都是在作品中塑造东北，但是他们每个人所要塑造的东北，以及他们各自塑造方式都是不同的。

作者无意制造景观，但是读者可以从众多作品中拼凑出一个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东北，另外，从一些评论家的角度来讲，这种“子一代”的视角与研究者的视角相契合，也就成为他们审视东北时的重要路径。

二、景观化东北的构成
在具体分析三个作家的作品时，侧重点各有不同。

在分析双雪涛的创作时，偏重铁西叙事的寓言化特征，在刘岩与王德威的文章中都有对此的论证。

此外，王德威从双雪涛的写作中发现“他明显受到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5］。

在分析班宇的作品时，更多的是从城市叙事及小说的先锋性入手，而李陀在说明“新世纪里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代青年作家，很多人都在追求或者倾向于现实主义写作”［6］时，将班宇作为例证；对于郑执，更多的是讨论青春与“子一代”的书写。

除了这些个人的创作特色之外，也存在一些小说内容上的共同特征，包括作为背景的下岗、情节的取巧及人物的同质化。

这些共同特征与前文所说的景观化的预期相匹配，在三个作家的作品中，共同组成了对于东北的景观化。

在黄平看来，“新东北作家群”所共同回应的主题是下岗，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下岗”并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时间被讲述出来，而是以最平常的口吻被讲述出来。

“我妈说，一九九〇年，他爸第一批申请停薪留职，说要去开发海南岛，消失两年半，媳妇孩子扔家里，结果呢。

我说，结果又咋的了。

我妈说，去佳木斯跟人搞破鞋。

我说，你别乱讲。

”［7］“一九九八年夏天，我爸妈双双下岗，我爸被另一个下岗的发小撺掇，合伙开了家小饭馆。

”［8］大量的对于下岗事件的提及，加之经常提及的东北下岗潮的印象，就很容易将读者引向了一个宏大的主题——
··30
对于下岗的回应。

对于作为背景的下岗潮的描写，存在两种解释，一是黄平所认为的，处于对“下岗”的回应而选择，此时就可以认为“下岗”是主题；另外一个则是作家不可避免的选择，作家不可能脱离其时代，长时间的东北生活经验，使得“下岗”已经成为他们无法避开的选择。

不论是主动地选择还是无意识地书写，“下岗”已经是这三个人的作品的一个最大的背景。

在几个人的小说之中，与下岗对应的首先是冬天，一半的故事是发生在冬天的。

《他心通》《飞行家》《盘锦豹子》等，都有对于冬日风雪的叙述。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一些读者对于东北的印象都是来自于影视或者新闻，东北严寒的印象已经固化到脑中。

因此，在书写东北的作品中，对于冬天风雪的描写十分奏效，只要提到冬天，涉及工厂，读者脑中就会自动补充进那些准备好的形象。

另一个下岗对应的则是残缺，这里的残缺不只是身体上的残疾，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问题。

《仙症》中脑子有问题的王战团、《他心通》中众多的信徒、《森中有林》中安着一只狗眼的廉加海，甚至在其他一些“去东北化”的小说之中，小说中的“我”也是有残疾问题的。

上述只是表面所能看到的残缺，而更深层次的则是小说中的凶杀案件，这是心理方面的残缺。

这些凶杀案件或大或小，但是数量很多，大部分与东北相关的故事都会涉及凶杀案件。

这与当初人们紧绷的神经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时代气氛下的残酷。

在凶杀案之后，则是十分平静地接受过程，正如我们前边所讲到的，下岗这一事件的出现是十分普遍的，它是一种日常化的东西，凶杀案件的发生与听闻也是与这类似。

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切的不合常理都很容易被接受。

几个人的作品在努力追求一种巧合，刻意将故事变成一个闭环。

三个作家的一部分短篇小说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总是能在文章结尾处给人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样的手法固然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过多的巧合和刻意制造出的“悬疑”，会伤害整个小说集的阅读体验。

《冬泳》中我与相亲对象隋菲度过了一段波折愉快的时间，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处，发现隋菲去年死去的父亲，是被我杀死的。

《北方化为乌有》中，署名“米粒”的作者发来了一篇小说，所讲的杀人案就是作为编辑的我亲身经历的，而死者正是我爸。

我爸被杀的时候，“米粒”的姐姐和我爸在谈恋爱，之后姐姐就不知所踪，而“米粒”在十多年的追踪之后，终于杀死了杀人者。

《光明堂》中的老赵被雇佣杀人，而目标在七年前卸了一个人的胳膊，现在那个歹人已经改头换面成了牧师。

在《霹雳》中，两年前失踪的白猫，以蓝猫的样子出现在了新租住的房中；在《跷跷板》中，爬进工厂之后，我看到了已经死去的甘沛元，又在跷跷板下边挖出了甘沛元的尸体，此时已经不知是记忆出现了错乱，还是看到了幻象；《心脏》中我的父亲在临死的时候和我告别，说完路上小心之后，躺平，盖好了自己的被子。

除了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情节与景象，三个作家叙述中穿插故事，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在行文中添加闲笔，讲述一些有趣或者离奇的故事，而这些闲笔互不相干，但都有些神似。

这些巧合的情节，离奇的故事同“大仙儿”、道场、假教父等事物，组成了一个离我们相距甚远却能感受到的东北，也就共同构成了景观化东北的细节内容。

失意的男人、生病的老人、挣扎的女人、离婚的夫妻、充满幻想的失业者、泥泞中的东北写作者。

这些人物构成了这些短篇小说的主体，也几乎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已经过去的东北，一个“病态”的东北。

这一“病态”的出现，归结于时间，接近20年的时间，足以让平淡的故事淡出记忆，而离奇的故事留在作者们的记忆之中，在记忆之中不断被加工。

当故事开始出现在纸上，故事变化不大，但是少了缓冲调和的空间，作为主体的正常生活被移除，奇特被突显出来。

质疑人物同质化之前要确定人物的真实，反过来说，正是真实性使得几个作者笔下的人物有了同质化的趋势。

几个不同的人物出现在小说集中，不会让人有同质化的感觉，但是几部小说集中全是这样的人物，很难不把相似的人物放
第3期王特尼格尔：景观化的东北和东北写作·
·31
第19卷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一起对比。

为了尽量掩盖这种同质化，新奇的意象、巧合的情节、语言的探索被大量运用在文本之中。

他们可以创作出更多相似的人物、相似的故事，甚至随着他们写作手法的精进，这些人物会更加生动，但是这些人物的创造也失去了意义。

下岗作为背景，一些熟悉的人物交错于各种精彩离奇的故事之中，这就是小说集呈现出来的东北景观。

三位东北作家正在成为成熟作家，尤其是他们正在寻找东北以外的故事，在探索不同的小说形式，在尽力地“去东北化”。

他们已经完成的这六部小说集，虽然其中的作品褒贬不一，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作品已经算是当代短篇小说中优秀的作品。

但是从作品本身来说，单独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可能达到对东北景观化程度的，即使是三个作家所有的创作放到一起也不会形成景观化的。

同时，他们的创作并非是要制造景观，这一景观是作品、读者与批评家共同制造出来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媒体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德波认为，“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的遮蔽”［2］，而在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批评家忽视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普通读者忽视的是一个作品之外的真实的东北。

批评家在对三个作者进行评论时，更多的指涉是与作品本身无关的，更多的是谈论作品的社会意义，甚至离开作品，以作品为“引子”，所做的则是社会学的工作，这并非说不能从文学作品引发社会思考，而是指研究者正处事件现场，无须借文学之名来完成这一工作。

对东北的景观化与批评家的批评是相辅相成的，越是被景观化，越可以被当作研究内容，而研究工作做得越多，则景观化的程度就越高。

“由于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辽宁人格基因中携带一种长子必须承担国家意志的观念，因此‘长子’也往往表现出有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

”［9］不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评论中，这一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也是景观化的体现。

从读者层面来讲，对于东北的景观化并非是这些小说的原因，是一直以来的地域差异、影视作品及信息茧房导致的。

当一个超过几千万人的特定人群被“几部作品”景观化，那么我们能看到的远远少于被忽视的，就像这些小说中，大部分的人们被遗忘，而一些记忆深刻的离奇的内容就成为故事或者“真实”。

三、东北写作的景观化与反思
这些作家的同时出场可以看作一个值得讨论的文学现象，从“下岗潮”小说题材和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都是值得讨论的。

从每个人的出场方式我们可以探索这一现象的成因，班宇笔名叫坦克手贝吉塔，成名于豆瓣征文比赛。

在那之后，短篇小说开始大量发表，获得不少重量级刊物的奖项，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18年《冬泳》发表之后，得益于媒体宣传，名人推荐；郑执的写作很早，小有名气又沉寂下去，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是在2018年的匿名作家计划，活动的主办方有“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这一活动被称为文学界的“蒙面歌王”；双雪涛的出场稍显传统，2011年小说《翅鬼》获得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随后相继有更多的作品发表，随着登上电视节目，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两部电影相继改编，知名度超过前两者。

“即便从郑执最早开始创作小说的2006年算起，三位作家也不过用了不到14年的时间就获得了批评界和媒体的高度认可；而如果从双雪涛声名鹊起的2015年算起，这个时间不足5年。

在此过程中，关于他们的访谈与论述为数众多，几乎可与其发表字数等量齐观——这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事件了。

”［1］在分析这一现象时，从普通读者、专业读者及大众传媒的角度介入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读者角度来说，短篇小说形式的选择和碎片化阅读是一致的，这些小说的出现，与《铁西区》《钢的琴》形成一种互文，和东北小品与“搞笑”视频形成反差，并与说唱与小视频等共同组成了“东北文艺复兴”，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景观化的东北。

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讨论了作家对巧合的追求，因此他们所创造的闭环的故事，成为了影视改编极佳的选择。

我们把刻意追求
··32
故事的离奇与读者的阅读需要相关联，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一点与影视改编相联系。

写作前期的作家，更多倾向于个人表达，而现在的他们更多的是追求转型，技法娴熟、内容丰富的中间阶段是最适合的时间，《刺杀小说家》与《平原上的摩西》正好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文学创作改编为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反过来让作家作品获得更大的知名度，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因此这一走红可以看作是制造景观与欣赏景观的过程。

围绕三个作家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现象，对他们进行命名与地位的确认是很有必要的，但“新东北作家群”这一命名是不合理的。

“新东北作家群”所对应的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东北作家群。

与文学研究会和中国诗歌会等文学社团不同，东北作家群并非是具有明确组织的文学群体，他们只是因为在30年代对于东北和抗日的集中书写，而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文学群体，因此它的命名很难找到出处。

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鲁迅等人对于东北作家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与帮助，但是当时的称呼也只是东北作家，而非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的真正出现是在这一写作完全结束之后，是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才有的对于这一批作家的命名，属于追认式的命名。

反观“新东北作家群”，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2011年发表处女座《翅鬼》，目前出版了三部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

1986年出生的班宇，作品《工人村》发表于2016年，目前出版两部小说集。

1987年出生的郑执，2018年的《仙症》问世后，真正作为“严肃作家”回到文学创作之中。

当年的东北作家群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代表的，成熟作家有接近20人，成熟作品则有几十部，三个作家和几部小说集，如何担得起“新东北作家群”的“群”字。

这命名方式相对应的则是对于目前的东北写
作的一种景观化。

借助东北写作的景观化，一批新的作家、新的评论家被写入21世纪初的文学史。

同时也会有新的地域景观、新的地域写作的景观被制作出来，当代的写作也就越来越走向“分离”。

同时，我们应该警惕媒体所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将传媒作为手段，而不是把自己作为传媒的内容。

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学已经成为今天文学发展的现象，借助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作用，借助中国地域发展的不同模式，已经出现了几个相对显现的地域写作，东北的文学回应下岗，潮汕一带的文学，山东河南的小镇青年等。

这些文学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不应该将他们固化为景观，而应放在21世纪初小说创作的整体的框架中，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

参考文献
［1］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
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249（4）：3-33.［2］居
伊·德
波.景观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6：11.
［3］双雪涛.飞行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4］郑思佳，吴玉杰.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的复归：新世纪
小说创作论［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8（1）：77-83.
［5］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J ］.
文艺争鸣，2019，300（7）：35-39.［6］李陀.沉重的逍遥游［EB/OL ］.［2019-11-12］.https ：///s/WpkyN0AIZWV-L-7NewDE-g.
［7］班
宇.逍遥游［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38-39.［8］郑
执.仙症［M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16-17.［9］张
翠.审美形塑下的时代形象——论辽宁工业题材中短篇小说中的长子形象［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8（1）：7-10.
第3期
王特尼格尔：景观化的东北和东北写作
（下转第57页）
·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