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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翻译传记出版与政治典范建构
胡燕
西华师范大学
摘要：
以康梁为代表的主张维新及具有维新倾向的出版机构所出译传以日木维新志上为焦点，所构建的政治典范乃是打倒幕府、创建新政府、构建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的维新志士。

以孙屮山为代表的主张革命及具有革命倾向的出版机构所出译传以古今中国及东西方推翻异族统治的民族斗士为核心，所构建的政治典范是追求民族独立、带领本国人民暴力反抗界族统治的革命志士。

商业出版机构所出译传所构建的政治典范或为维新志士，或为革命志士，或两者皆非，大多受政治思潮影响，缺少一以贯之的政治典范谱系。

晚清所出译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工具性特征。

关键词：
晚清;译传;岀版;政治典范;建构;
基金：西华师范大学2017年度英才科研基金项目“近代汉译传记的文献整理及研究” (17YC456)阶段性成果
翻译政治人物传记的出版是晚清译者、出版机构及其所属社团或党派构建政治典范、凸显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语境下，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离不开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鉴。

各类持不同政见的党派、社团，纷纷借西方政治家译传的出版来酝酿或维新、或革命的政治氛围，展现出政治利益上的共谋或冲突，从而为制度变革提供合法性依据。

从1886年至1911年，国内有65家出版机构出版了106部译传。

本文所言出版机构仅指民族出版机构，依据负责人政治身份、管辖权、出资情况等因素又可分为民办岀版机构与官办岀版机构。

由于晚清时局动荡，各类出版机构旋开旋停，部分出版机构己难追寻踪迹。

在65家出版机构当中，有27家出版机构由于资料缺乏难以确考其属性，故其所岀版的34部译传在下文的论述中阙如。

依据各民族出版机构特别是负责人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资本构成、对清王朝的态度以及出版物的政治倾向等因素，本文将出版译传的民办出版机构及其所出译传分为三类，并分析其政治典范属性。

一、主张维新及具有维新倾向的出版机构所出译传该类出版机构政治上主张维新及具有维新倾向，即主张改革、实行宪政、反对民族革命，其或为康梁所领导、或与维新派有密切关系，包括12家出版机构，共出版了16部译传。

就传主而言，除四部西方政治家、探险家、哲学家传记及两部女性传记之外，其余10部传记均为日本维新志士传记。

该类岀版机构所岀日本维新志士译传，可分为两个阶段。

1.1898年前后，以忠勇之武士为政治典范
戊戌变法前后，该派集中岀版了四部维新志士的译传，既有对在室町幕府时期忠勇武士群像的描刻（韩昙首编《日木七十三义侠传》，东亚书局，1898年），也有为对主君尽忠而疯狂复仇、以忠义著称于世的“赤穗义士”群像的刻画（［口］青山延光著《口本四十七侠士传》，东亚书局，1898年），翻刻者关注的是其忠义之气节，目的在于“提倡春秋复仇之义”。

m《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日］冈千仞著，康同薇译，大同译书局，1898年）则刻画了积极实行“天诛”、推动倒幕的尊攘志士群像，但认为明治维新为游侠出于“义愤”尚属皮相之论。

《日本龙马侠士传》（［日］土田泰藏著，大同译书局，1898年）意在凸显“龙马以一介之夫、毗隶之贱，学劣舒向，富逊陶猗，蹑足行伍，崛起城亩，襄翊王室，首唱攘夷”也之义勇。

事实上，坂本龙马对明治维新的意义在于促使萨摩藩与长洲藩和解以促成倒幕，更重要的是他率先提出“大政奉还论”，以和平方式把幕府政权转到新政府手中，并首次明确设计倒幕之后日木政体的蓝图即君主立宪制。

这说明最初维新派翻刻译传，意在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明治维新的观照尚属浅层次的皮相Z见。

早期维新派所建构的政治典范是颇具忠勇之气、单枪匹马挑战幕府，但缺乏政治谋略及远见的武士。

2.1903年前后，以推动君主立宪制的治维新志士为政治典范
从1901年到1903年，该派集中出版了六部译传，即《维新三杰传》（［日］北村紫山著，马汝贤译，励学译社，1901年），《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日］奥村信太郎著，汪有龄译，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年），《伊达邦成传》（［日］柳井録太郎著，沈级译，江南农学会，1901年），《中东名臣言行录》（［H］伊藤博文著，时务书局，1902年）,《日本维新二大杰》（［日］干河岸贯一著, 湖南生译，湖南编译社，1903年），《西乡隆盛》（林志钧译，闽学会，1903 年）。

传主皆是切实策划领导倒幕、“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新政府、全力引进西方文明的核心人物，对各位传主的评价也鞭辟入里。

西乡隆盛的译传有三部，福泽谕吉的译传有两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达邦成的译传各一部。

西乡隆盛功在倒幕，是英勇的战将，乂是武力倒幕派的领袖，是明治维新政治领域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福泽谕吉功在启蒙，创办宝应义塾（1868年），为日本培养出无数精英，著作如《西洋事情》《劝学》《文明论Z概略》皆风靡□本, 是明治维新思想领域的启蒙大师。

大久保利通“制定全国更新之气彖，迁都以立控制四维之势，用投票法以公选举之权，衷公和、立宪、君主三治，以定政体”；木户孝允“审其理、规其势，乃有开町村会之议，开府县会、国会之议，立地方自治之法，结人民以国家之思想，而直以隆帝国之制度”。

这意味着随着对口本明治维新了解的逐渐深入，维新派的政治典范逐渐明晰，［4］那就是打倒幕府、创建新政府、全面学习曲方以实现富国强兵、构建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的维新志士。

二、主张革命及具有革命倾向的出版机构所出译传
该类出版机构政治上主张革命或具有革命倾向，主张排满共和、反对专制皇权、主张民族革命，其或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领导、或与革命派有密切关系，包括14家出版机构，共出版了31部译传。

该派所出译传的传主更为多样化，最为独特、且比重最大的是两类译传：
1.以追求民族独立、武装革命的中国古今革命志士为典范
首先，历史英雄如成吉思汗、郑成功、岳飞等得到了大力颂扬。

《支那帝国主义第一人成吉思汗少年史》（［日］坂口槐次郎著，吴祷译，人演译社，1903年）着力叙述成吉思汗少年时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

《成吉思汗传》（［H］太田三郎著，屠宽译，作新社，1903年）叙述成吉思汗征战四方、建功立业的戎马人生, 在于“振发黄种之精神为目的”。

固岀版成吉思汗传记的目的，在于“今隆然在上者，习为媚外极意Z怜，欲其辉名誉于绝域，则势力圈方日形狭隘。

元Z成吉思汗自张其军欧非二洲，且亦攫为藩属，分王诸子弟，武略政策余风未沫。

……全书分十七章，大抵以振奋黄种精神为目的，吾民族有继起代兴者，扬大烈、雪前耻，雄飞世界，盍视为前型”。

£61《郑成功传》叙述郑成功幼年及其起兵抗清、收复台湾之事迹。

该传竭力颂扬其反清事迹，鼓吹民族主义精神，
“郑成功者，吾屮国自有Z英雄也。

……故吾崇拜世界Z英雄，不如崇拜吾屮国之英雄”。

Ill该传所传达的反清意识与当时革命派所宣扬的“驱除勒虏、恢复中华”的主张相呼应。

《中国第一伟人岳飞》（［H］笹川种郎著，上海书局，1903 年）的出版，目的在于凸显岳飞抗金即反抗异族统治的意义，加之清早期
（1616^1636年）曾以“金”为国号，暗合当下反清革命事业。

其次，当代英雄如孙屮山等被誉为革命领袖。

孙屮山因1895年的广州革命而被称为“匪首”，固面对此种困境，章士钊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所著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改译为《孙逸仙》（支那第一荡虏社，1903年），将孙中山塑造成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回的“革命领袖” o该传是最早向国人介绍孙文革命事迹的宣传册。

1903年以前，留学生与孙中山来往密切者仅限于少数，一般人去拜访孙屮山，多数出于好奇心理;而1903年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孙中山，将其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已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也1孙中山形象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译传《孙逸仙》的岀版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尚有《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爱露斯著，真民译，巴黎:新世纪社，1907年）、《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日］田野橘次著，上海新智社编辑局译，新智社，1903年）等颂扬革命志士的传记。

在建构政治典范的同时，亦在解构政治“典范”，即当权者慈禧的被“污名化”。

《武则天第二满宫丑史》）（［日］大久平治郎著述，知耻学社，1911年）一书系知耻学社翻刻大久平治郎所著《光绪帝》（东京:横山会社，1902年）而成。

该传叙述清光绪帝的身世、戊戌政变、帝后党之争、义和团、两宫西狩等事。

该传本为称扬主张维新的光绪帝而作，而知耻学社翻刻及改名之目的则在于借光绪帝以丑化慈禧太后，打击革命派的最大对手。

2.以追求民族自由、武装起义的近代东西方革命志士为典范
《比律宾志士独立传》（［比律宾］崇昭本西著，吴超译，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年）刻画了反抗美国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志士群像，志士们
“教养有素、勇敢好义，颇有古武士之风，犹备独立自主之气象也”，［11］在遭受失败之后仍坚强不屈，以争取最后胜利。

《自由三杰传》（党民子译述，东京: 译书汇编社，1903年）塑造了带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格兰暴虐统治的威腊斯、勃鲁士，带领瑞士人民反抗日耳曼的奴役压榨的维廉德尔，凸显其反抗异族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献身精神。

《华盛顿》（［口］福山义春著，丁锦译，文明书局，1903年）描绘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领导美国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及在战后推动立宪、实现三权分立等爱国英雄。

总体而言，该类出版机构所出译传塑造的政治典范是向往民族自由、追求民族独立、带领本国人民暴力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志士，以Z激励国人的爱国觉悟。

三.着眼于资本运作的商业出版机构所出译传
商业出版机构大都没有明确政治主张、秉承实业救国理念、专注于各类出版物的市场化运作，多着眼于资木运作，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出版了或主张维新、或主张革命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大都为声名显赫、人人称颂的英雄、将相，政治倾向并不显著。

商业出版机构在晚清所出版的20部译传，传主更趋多样化。

大致而言，商业出版机构所岀版的译传依据其国籍、政治主张、社会身份等，可大致分为中国近代政治家，如《曾国藩》；日木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日木近世豪杰小史》
《日本维新百杰传》；欧美革命领袖，如《拿破仑传》《少年丛书•华盛顿》；欧洲改革领袖，如《少年丛书•俾斯麦》；欧洲探险家，如《辟地名人传》等，可见商业出版机构所出译传传主，既有康梁维新派所推崇的H本维新志士，也有革命派所称许的追求民族独立革命的欧美革命领袖。

因为没有政党资金支持，其译传出版就必然要时时追踪政治热点或焦点，适应或改良、或革命的政治氛围，以迎合市场及读者需要。

简而言之，商业出版机构所凸显的政治典范人多受各类政党、社团的政治思潮影响，缺少一以贯之的鲜明、明确的政治典范谱系。

晚清译传出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工具性特征。

通过岀版晚清译传以建构其特定的政治典范、宣传其政治理念成为晚清众多党派、社团的共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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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韩昙首•叙［A］・// ［日］土田泰藏•日本龙马侠士传［M］•神户：东亚书局，
1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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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屠寄.序［A］.//［H］太出三郎著、屠宽译•成吉思汗传［M］•上海:作新社，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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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示拿匪首［N］.中报，1895-12-24 (1)
［9］黄中黄.序［A］. //［日］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译.孙逸仙［M］.支那第一荡虏社, 1903:1
［10］饶怀民，霍修勇.孙屮山与湘籍志士［A］.//屮国社会科学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956
［11］［日］宫木平•序［A］. //［比律宾］崇昭木西著、吴超译.比律宾志士独立传［M］. 东京:译书汇编社，190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