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毅系列作品】‖面对困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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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毅系列作品】‖面对困境(一)
贺毅,笔名默予,农民,初中学历,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
二零一五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幸福指数》。
二零一七年八月出版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一方水土》。
面对困境(一)
贺毅
九三年搬回农村后,我又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继八五年妻子妊娠大出血之后,妻子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使我家遭受了更大的一次洗劫,家庭经济彻底崩溃。
虽然不敢说家徒四壁,也可以说一贫如洗了。
全部家当除了原来的一些家家俱俱,衣服被褥,另加一身外债。
你想啊,为给妻子治病筹钱,能变卖的物品全变卖了,连暂供栖身的西凉房都让我按350块钱的低价贱卖了,还能保留下什么财产啊,想家徒四壁都无家可“徒”了。
那时,妻子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病况比较稳定,但精神状态极差,几乎完全崩溃了。
几个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来看望她,她不但不搭理人家,甚至连话都不跟人家说一句。
也难怪,妻子那么要强的人,在学校任教的十多年里,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师,经常被学区甚至旗教育局安排讲授观摩教学课。
现在得了这样一种病,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返课堂。
而且当时这是个很缠手的病,生存率超过五年就已经很不错了,超过十年的就可称为奇迹(当然放到现在,这个病已经不那么可怕了,生存率很高。
当年的医疗条件与现在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后来我看了好多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心理方面的书籍才判断,其实那时候妻子已经处于抑郁状态,只是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浅陋,浑然不觉罢了。
开春,岳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花了一百三十块钱抓了两只猪儿子,其中一只是给我们抓的。
可是我们连口粮都是岳父给供的,哪里有饲料来喂猪啊,理所当然也是由岳母一起喂的。
名义上是给我们喂的猪,实际上就是送给我们的——我知道岳父、岳母的良苦用心,他们是担心我无法接受才这样刻意安排的。
因为那时我们连生产资料都没有,作物籽种都是岳父给的,生产工具也是用岳父家的;二姑看我们生活如此困难,给我送来三袋玉米,两袋小麦,权作口粮、饲料用;舅舅、妗妗给了我一四轮车面煤,让我得以拓成煤饼度过寒冬。
为此,我格外感激几位老人,雪中送炭才使人倍感温暖。
面对此情此景,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
我在四社住着,到五社的地里干农活,每天两趟来回奔波。
为了节省时间,有时候中午不回家,带些烙饼之类的干粮,就着凉开水,一顿午饭就解决了;自行车后面时常绑着好几件工具,锄头、铁锹、铲子、点播器等,一种活干累了就换一种工具,调整一下姿势再接着干。
有人开玩笑调侃我,说我是“魏虎上阵,家具一倰”。
我只能苦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抢时间呀。
但更多的人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或者给以精神上的鼓励。
妻子生病住院期间,学区曾经组织各个学校师生捐了款,共筹集了一千三百多块钱的善款。
光荣中学和乡政府又各自捐了三百块钱。
老师和学生家长们都希望妻子早一天康复再回校代课,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尽快走出困境。
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我现在别无他法,只能拼命作务好农田,从地里刨闹生活。
可是三个多月后,岳母又因胃出血住进了医院。
本来经过三个多月修养,妻子开始逐渐走出心理阴影了,岳母住院后,我从医院、家里两头跑,妻子还得拖着病体操持家务,情绪一下子又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岳母出院后没多久,有一天劳动回来妻子跟我说,这个电怎么不打人?我一听妻子这话,立刻警觉起来,追问妻子什么电不打人?妻
子很平静地对我说,她拧下电灯泡,把手伸进去,只麻了一下,再没什么感觉了。
我一下搂住妻子说:“你可不能做傻事啊!”我心里惊呼,老天爷呀,你要真做下个没的,让我这后半辈子咋活呀!我费尽千辛万苦,不惜辞掉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为的是什么呀?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过黄河给你采药,为的又是什么呀?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我这些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不过,这些话我不能对妻子说,我担心进一步刺激她。
妻子哭了:“我活得好累啊!”妻子哭着告诉我,她曾尝试过两次,都没成功。
她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解脱自己。
我和妻子相拥而泣。
我不敢责怪妻子,只能流着泪竭力用软言软语安抚妻子:“你这是说的傻话,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一颗黄连树上的两颗苦瓜,谁也离不开谁,这辈子只能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
妻子一边哭一边向我倾诉,是她拖累了我,要不是她这两次大病,我也不至于辞掉教师的工作,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要不是她的病,母亲也不会被累垮。
这些都是因为她,是她让这一家人不安生,让两个孩子跟着受穷受罪。
我把妻子搂得更紧了:“这不能怪你,谁愿意得病呀,要怪应该怪我才对,是我没有照顾好你,我曾经说过这一生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的病更不能怪你,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只要我们积极地治疗,母亲的身体很快就能恢复的。
”我又给妻子念了一首诗,是课本里的《咏农》:“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
虽然这首诗未必合时宜,但妻子还是明白了,她把我抱得更紧了。
她抓着我的胳膊心疼地说:“你看你瘦成甚样,都是被我操磨的。
”
我满不在乎地对妻子说:“别看我瘦,那都是肌肉。
我的身体很结实,就是抓一把细菌吃也不碍事。
”
妻子娇嗔地看我一眼,不再说什么了。
我知道妻子的情绪渐渐开始平复下来了。
我又对妻子说:“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失去信心。
我早就跟你说过,有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地陷进
去有我撑着。
只要我们努力,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忘了我们曾经教过的夫妻班?现在跟那个时候没有两样,真正的好夫妻就是要同甘苦共患难,像我们教夫妻班一样默契地配合。
”
我在辞掉民办教师工作的前一年,跟妻子一同带一年级,她带语文,我带数学,人们称我们为夫妻班。
事实上我们两个人曾经有好几年一时带两个毕业班,经常一块儿研究教学工作。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最终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我们进学校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妻子,尽管我们俩住的队挨队,相距不到两公里。
我读书一直在临近的繁荣小学和红旗中学,妻子在我们所在的满天红小学和光荣中学,任教前从没有过交集。
七九年我二十岁,正在担任生产队会计。
那年刚开春,我带着两辆胶车去杭后土产公司拉化肥。
当我办好手续,装好车,打发两辆胶车回去以后,就一个人骑自行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去了。
影片结束后,我在出影院的门口意外地看到三弟在焦急地向我张望。
我心里一紧,因为那几年父母亲相继得重病,父亲在两年前又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心里的阴影至今都没有完全消弭,一有点风吹草动心里就会紧张,总担心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三弟告诉我,哥哥听说大队小学要考老师,叫我赶紧回去考,千万不能耽误。
满天红小学准备调整两名教师,这事在前几天我就听说了。
因为我当会计时经常与学校接触,同教师们都认识。
不过,我听说报名条件是高中生。
回来路过四社,校长张建国正好在路边的猪圈里起圈。
我就询问张校长,我想报名参加今天晚上的考试,行不行?张校长略微思忖了一下问我:“按照学区规定的报名条件是高中生,我记得你不是初中?”
我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随口那么一问。
于是开玩笑似的跟张校长说:“不管初中还是高中,应该是看能力了哇?如果不够报名条件,就让我考一下试行不行?我就是想看看我的成绩到底怎样。
”
张校长勉强答应,参加考试倒是可以,不就是多印一张卷子嘛。
我还是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不想去丢人现眼,全大队那么多高中
生,再怎么说也轮不到我。
何况那时我仅仅当了两年会计,大队会计就在培养我,准备让我接他的班。
当会计的第二年,在做报表的时候就让我领一个组汇总,对我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
可是回家后哥哥不让,非得让我去试一试,“宁让碰了也不能误了。
你不是一直埋怨没让你念高中嘛,这次要是能考上老师,也不算埋没你哇?你咋反倒不去了?”那时的民办教师比大队会计也吃香。
哥哥这样一说,我倒有些无话可说了。
因为没能继续读高中,是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心病。
于是,我匆匆吃了晚饭,斗胆去了学校。
当时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十八个人,十五个是高中生,有三个是像我一样的初中生。
试卷就语、数两张卷子,考试结束没多大一会儿结果就出来了。
一公布结果,第一名均分70.5分,第二名58.5分,第三名56.5分。
全场人都有些意外,第一名居然是我,而且只有我一个人上了及格线!也就是说我一个初中生鹤立鸡群,超过了其他所有人!
那晚回到家,我半夜都兴奋得没睡着。
我做梦都没想到,仅仅半天时间,好运就突如其来降临到我的头上,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不过我不敢大意,两天后还要去学区复试。
第二天我就赶紧翻出课本复习。
不过,第三天到学区复试的时候,我毫无悬念地还是第一名。
由此,我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当上了民办教师。
妻子那次也参加了考试,那个屈居第三名的正是她。
因为只有两个名额,她只能被无情地淘汰。
好在不久就有一位老师考上了大学,她顺理成章地被学校优先录用······
妻子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我擦干妻子的眼泪,学着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对妻子说话的口吻也对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妻子终于破涕为笑了。
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来了。
这件事情给我提了个醒:这段时间,我一头顾着地里的营生,一头又要操心岳母的病情,竟忽视了妻子的情感变化。
我弄懂了一个道理,我每天埋头拼命干活,就是想让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让老婆孩子从穷困潦倒的家境中走出来;假如有一天妻子真的发生了什么不测,我拼命还有什么意义?我的那么多努力不是都前功尽弃了吗?我冒着
生命危险过黄河的勇气不是付之东流了吗?
第二天,我去地里劳动的时候,就带妻子一起去地里,边干活儿,边跟妻子说笑话,唠闲嗑;同时,我开始更多地承担起家务,让妻子随心所欲地适当地做一些。
地里的农活儿只能尽力而为了,再当紧也不如妻子当紧。
那年秋天,朱文庭二哥家腾出了一间闲房子,我们得以搬回五社居住。
那时,岳母虽然不断有新的病症出现,比如颈椎病、眼睑囊肿等,但总体还算比较稳定。
我除了隔两个月带妻子去医院复查一次,就是陪岳母去查病,其间总算再没有节外生枝。
妻子经过大半年的调理,也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
冬天,哥哥在自己家里开了个电焊铺,让我跟他一起干,也能把冬闲变冬忙,挣些钱补贴家用。
到第二年春季学校开学,妻子经过病后一年休整,终于又站上了挚爱的三尺讲台。
此后,家庭经济开始渐渐走出困境。
九五年,我在修生养息两年之后,又建了一排一百二十平米的南房;九六年,我又被村里选为村会计。
从那时起,我的家庭又开始逐渐走上正轨。
直到九九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我作为产业带头人,带领五社的村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退耕还林,发展枸杞产业。
为了带动村民积极栽植枸杞,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我一下子栽了二十亩,是五社栽植面积最大的一户,周围村子里来摘枸杞的人们因此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二十亩”。
我清醒地知道,任何时候天上都不会掉馅饼,没有灾难降临就是老天爷对你开恩了。
只有靠自己努力奋斗,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坚持,才能逐渐改变命运,摆脱贫穷,最终走出困境。
本来想着从此依靠枸杞彻底改变家庭命运,没想到却又因此走进了另一种困境,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编辑孙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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