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猎经济与白金宝文化陶器上饰纹的演变

涉猎经济与白金宝文化陶器上饰纹的演变
齐甲子;黄也平
【摘要】白金宝遗址所见极富特色的文化征貌,与绳纹的传入密不可分.从施纹的角度上来看白金宝的陶器文化,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绳纹文化.如果考虑到文化发展与原始经济形态存有的制约关系,那么我们不难发现陶器乳钉饰件的"消退",似乎是绳纹在白金宝文化中"表达"的关键.这极有可能隐含了白金宝先民的审美活动变化,如果从审美活动的角度分析白金宝遗址的绳纹现象,将有助于我们探明白金宝文化陶器绳纹文化径流.
【期刊名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16)002
【总页数】4页(P149-152)
【关键词】审美活动;白金宝文化;乳钉;变体绳纹
【作者】齐甲子;黄也平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0;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9.1
如果要讨论文化饰纹的审美变化，首先要明确白金宝文化所蕴含的经济形态。

也就是说，文化发展的背后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因，经济形态的模式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态势。

朱永刚先生在论述第三期遗存与文化性质时指出“白金宝文化农业迹象不是很明显，渔猎文明则表现得尤为突出”(能确认的农业生产工具不多)[1]210是一种渔猎经济为主，但也包括农业经济萌芽在内的混合经济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白金宝遗址对比嫩江流域下游其他遗址规模差异较大，是已知发掘面积最大的一个，那么其经济规模应该占据着地域性的主导地位。

这至少说明在白金宝文化群落的经济发展中，渔猎经济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甚至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不适于农耕文明的发展。

倘若如此，鲜见的农业经济遗迹就极有可能是“采集”的结果，狩猎和捕捞才是当时人们主要的经济手段。

然而，现实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先民“艺术生活”的首要来源，在生产力较为薄弱的早期社会，先民关注的“构型”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

当时人们对于物资的寻求，几乎占据了生活大半部分，其中为获得物资的便利而使用工具，都积极地保障着先民的现实生活。

那么，使用工具的“奖励”与极易捕获的物种，都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或加以崇拜。

而在劳动实践中所促发的美感，则是早期人类获取审美能力的前提。

这也就揭示了，白金宝文化陶器上的具象类饰纹的来源。

我们在文化陶器的研究过程中，除了惊叹于器表饰纹的艺术性，相关陶器饰纹规律的深入发掘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当时陶器纹饰做艺术判断。

如果盲目遵循现代审美视角的指导，会使得饰纹研究产生偏颇，导致论据不具备科学性。

无法被证伪的研究观点，往往会中断研究的续接性。

白金宝遗址原住民有着对“实用”的“审美偏好”。

一方面，他们对纹饰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实用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实用化的追求又表现出一种逐渐耗散至消失的趋势。

如果用时间来贯穿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其实就是一个白金宝人从“前艺术”发展到“艺术”的认知过程。

而白金宝人能够完成这个由“前艺术”向“艺术”的认知演变，不仅需要形成对事物外形与功用认知的抽象思维能力，而且发展生产力所需要的时间累积也是必不可少的。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白金宝遗址所示
文化遗存中，存在着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一、二期别陶器器表上常见的“乳钉”，在三、四期别中几乎被彻底的弃用了。

而绳纹的使用，则主要见于白金宝二期文化。

特别是，存在着绳纹与乳钉共同使用的情况。

如何认识这一文化现象？我们认为，这种乳钉与绳纹共饰现象的存在，是白金宝先民审美文化“转型”的表现。

(一)关于乳钉的两种使用
在白金宝文化的第一、二期别，是乳钉饰于陶器器表的最普遍时期。

多见于器型罐与单耳杯，偶见装饰于瓮、钵以及盆。

且饰配途径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装饰意味。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随着花边口沿鬲与绳纹的传入，陶器器表发生了乳钉与绳纹“共饰”的现象。

在此之前，绳纹所饰器类大多为炊具。

而乳钉所饰的，则多为盛器。

但是，在白金宝二期文化段里，绳纹开始抽离于陶鬲，并配合乳钉共饰于大口深腹罐。

而后，又基本消失于白金宝三期文化段。

因此，乳钉与绳纹共饰的这个时间段，这似乎很像不同文化间必要的“共生”。

这一文化现象，又与白金宝文化绳纹的“变体”相关联。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乳钉多以横截面二分或四分对称形式饰于陶器口沿处。

关于这一点，朱永刚先生在《肇源白金宝》一书中，已做明示。

这种乳钉使用的分布情况表明，白金宝遗址文化陶器所饰乳钉，似乎其主要功能不是出于纹理构型考虑。

换言之，这种装饰并不能等同于饰纹。

再者，乳钉的饰配工艺为直接贴筑于器表[1]21。

这需要贴筑饰
物在陶器泥胎初步成型后，即刻完成器表黏合动作。

否则，黏合部位由于阴干不均，进而产生明显的气密差异，这可能会造成饰件在陶器烧制时发生掉落。

这意味着土陶乳钉不具备行纹成理的饰纹条件。

而这一点，和中原青铜时期的乳钉纹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相关的研究探讨，一般主张应将其分别看待。

以避免与类似纹饰在概念层面上的相混淆。

2.白金宝二期文化虽然仍以大口深腹罐为主,但却新增加了高领鼓腹鬲、高领罐、
单耳钵、深弧腹盆。

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与白金宝二期文化受到外来影响相关。

例如，在白金宝一期文化中，器底刻划符号的陶盂和双系壶、带嘴器等带有一期文化特点的器型，基本消失了。

随之而来，则是花边口沿高领鬲与拍印绳纹的出现。

这种器型上的“一去一来”，肯定是松嫩平原陶器使用向前发展的结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花边口沿高领鬲与绳纹的到来，给松嫩平原曾经相对独立发展出的地方陶制炊具，带来了一系列的改变。

这种改变，可以从此一期陶器出现的“乳钉与绳纹共饰于陶器器表”，以及对花边口沿鬲领部造型进行改造形成的高领罐等现象里，窥见一斑。

这也就是说，白金宝二期文化，是建立在两种不同文明影响选择的结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乳钉除了装饰器表以外，似乎还有着不同于绳纹的装饰意图。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肇源白金宝文化所见陶器纹样的文化特征分析》一文中也做过阐述[2]。

我们认为，绳纹不仅与松嫩先民们的审美观念有关，而且具备了某种
形而上的装饰意味。

相比与绳纹，乳钉有着严格的排布与配饰形式：以近似“严肃”的形态装饰在器物口沿以及上腹部，似乎是作为陶器的“固有”而和绳纹共饰于盛器器表之上。

如果说绳纹是属于“形式趣味”的话，那么乳钉或许就有着某种饰配必要的理由了。

(二)对哺乳器官的“模拟表达”
考古工作者将陶器上的点状突出造型，命名为乳钉。

显然，与其具有近似哺乳器官的样态相关。

对其确切的表义目的，目前尚不能做清楚的定论。

因此，考古学界多把它看作是“饰件”。

从一般的角度去看，乳钉的确是陶器器表的小型点状装饰。

考虑到先民们的“审美活动”多与实际生活相关联，那么乳钉的造型使用，恐怕会有某种“现实依据”。

据小拉哈遗址的报道，从大口深腹罐和器表流行贴塑泥条、乳突等装饰风格方面来看,它显然是承袭了松嫩平原新石器文化的传统。

同时较之周邻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特征[3]。

很明显，乳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历史可
能很早。

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白金宝文化时期。

对于把乳钉视为“饰件”，通常意义上讲，应当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可寻，仅从现实的乳钉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就是装饰。

而且，起的是相当微小的装饰作用。

譬如，乳钉只是零星的点式使用，不具有大面积装饰效果；基本采取的是对称式的两点或四点形式；多用于器物的口沿部分。

与陶器的其他造型因素相较(如
器型和其他的纹饰)，显得很不起眼。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乳钉的装饰作用，就会发现：乳钉的使用，可能真的有某种“文化内涵”隐藏在那里。

为什么松嫩平原的先民要使用这种严肃、拘谨的装饰风格？在具体陶器上人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乳钉不仅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其使用也基本上是程式化的。

相比较来讲，乳钉在使用上，完全没有绳纹那种随心所欲并脱离了功利意义的自由感。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解释就是：乳钉是对“哺乳器官”的一种模拟。

也就是说，乳钉现象的出现，是与当地原住民对生活中的哺乳喂养观察，而萌生出的“生殖崇拜认知”有关。

乳钉主要装饰在陶器口沿位置现象，在其他文化中也有存在。

如前仰韶的陕西老官台文化陶器所见的“乳头形或饼形的附加堆纹”[4]以及红山文化所见筒形罐和斜
口器，在器物口沿处所饰的乳钉纹[5]。

就此而言，白金宝人在陶器口沿及上腹部
使用乳钉进行装饰，恐怕就不只是“原生文化”那样简单了。

笔者认为，对白金宝人使用乳钉现象，可以做两种理解。

其一，白金宝人在陶器口沿处贴筑乳钉，可能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母系氏族社会，或深受母系氏族文化影响有关。

由于处身在母系文化传统中，因此自觉地找到了“乳钉”——这一表达母系氏族文化的方式。

其二，白金宝人使用乳钉，是受到了来自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的影响，是接受和学习红山文化的一种结果。

比较两种解释，第二种应当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我们知道，尽管松嫩平原在当时有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白金宝人受到过来自西面的红山文化影响确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沿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一路向东直到松嫩平原，在这中间除了地理空间上的相当阔大外，并无什么其他地理屏障可以阻碍文
化传播。

不过，即使白金宝人使用乳钉与红山文化乳钉陶器向东影响有关，但是乳钉的被使用，也说明在此一时期，松嫩平原的住民在文化上仍处在母系氏族过程中。

在乳钉的使用中，不仅包含着“生殖崇拜”的“繁殖内容”(注：因为男性的性器，也可以成为生殖崇拜对象)，同时它还包含着对女性的文化崇拜。

这就像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存那里，所表达出的内容一样。

有意思的是，在白金宝三期文化，乳钉基本消失了，拍印绳纹基本不饰于陶罐。

但是，注重描绘内容的“篦点纹”却忽然开始盛行，并繁缛地印制于盛器器表。

这其中的关联变成了白金宝文化绳纹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乳钉与篦点纹的关系似乎是这一关键的源头所在。

作为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乳钉现象以外，我们认为“圆饼状堆纹”的使用，也应当归入乳钉纹范畴。

因为，圆饼状堆纹虽形状与乳钉纹略有出入，但其使用的方式和位置，均与乳钉纹相类似。

如果圆饼状堆纹在使用上与乳钉纹位置相似、用法相同，那么它的使用原因，恐怕就与乳钉纹的使用相类似。

所以说圆饼状堆纹的使用，应当是乳钉纹的一种“变体”。

使用圆饼状乳钉的情况，在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均有见到。

如，关桃园遗址所见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直口高领罐标本
(H140:1)、盆标本(H235:1)[6],以及街津口遗址“第二组陶器”的“标本
84T41”[7]。

白金宝遗址第一期别实属小拉哈二期文化征貌，乳钉为该期较具文化代表性的饰件，饰于大口深腹罐器表。

到第三期文化篦纹陶的广泛使用时，乳钉与大口深腹罐则基本消失不见。

针对这一文化关联现象，我们大体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小拉哈文化的乳钉使用，与其他新石器文化乳钉使用的动机和需要，应当是相通与相近的。

由于在乳钉纹的使用背后，存在着母系氏族社会文化的明显影响。

因此乳钉的使用，应当是当时人们以女性崇拜为核心形成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换言之，乳钉的主要功能，是当时人们生殖崇拜文化的一种符号表达。

作为一种象征
符号，我们通过乳钉的使用，能够看出：白金宝人对一般事物的外在形式，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觉能力。

而他们对这一“饰件”的使用，也因此形成了具有愉悦性的情感体验。

他们的愉悦感，应该是来自现实事物本身。

乳钉，应当是现实事物的一个意义载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此时的乳钉理解成某种指代，它具有明确的“象征符号”意义。

其二，绳纹的进一步传入使白金宝文化转入至第二期别。

必须注意的是，“传入”的前提是白金宝人不曾参与绳纹施纹的最初创造,而此时的绳纹一经出现便是“装
饰物”。

所以，乳钉作为陶器的“固有”与绳纹共饰于器表也就变得十分合理了。

那么，白金宝人对绳纹的审美体验比起乳钉来要相对清晰一些。

通过相关考古学资料分析，篦纹兴起的白金宝文化正是乳钉基本消退之后。

即便是在文化融汇的白金宝二期文化，也基本没有成制式的乳钉与篦纹共饰于器表。

而这与篦纹可能是乳钉的“图形延续”形式有着某种关联。

尽管篦纹构型内容形式多样、抽象意味浓重，且具有较高的现时审美价值,但是就其饰于器表的根本用意，很可
能与乳钉并无差异。

只是篦纹较之乳钉所更为指代的更为明确，制式愈加复杂。

其三，先民在不断印制绳纹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便是绳子的选择问题。

该问题的直接对照便是拍印工具的应用技术。

比如，谁的绳纹拍得均匀、效果明显不明显以及施纹过程中对器型的把握，这些都形成了绳纹施纹后的工艺对比。

而这种审美体验则来源于对实用工具的熟练应用，具有“实用”偏向于“审美”的意味，这是参与绳纹施纹劳动中可获得的情感体验。

这也就是说，至少在白金宝文化段，人们基于绳纹拍印术有着某种近似于“绳子崇拜”的情感体验。

其四，白金宝三期文化通过相关文化序列的审美活动研究，可以看做是素面陶“本色饰纹”的巅峰阶段。

主要表现为器型形制完备、饰纹样品丰富，摆脱了“乳钉”这种较具写实化的塑型，转型至“篦纹”饰陶以丰富自身文化内涵。

乳钉饰件在白金宝文化承接过程中过于单薄，这一点难免与空间因素有着些许关联。

这也可能是
白金宝遗址第二期别的文化成因，即绳纹拍印术的传入激发了人们对乳钉“诉求欲望”的强化，进而产生了与“3D写实”转至“2D表征”相关的文化过渡，并在其极具代表性的第三期文化中得到全面发展。

如此，藉由外来文化因素而催生的白金宝文化，就其文化现象层面固然特别，但文化风格走向基本定型于白金宝三期文化，继续自然发展也恐难再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进步。

况且，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是自身不断壮大的重要条件。

单一的文化传承结果，往往是自行的“耗散”。

毕竟人才是文化的本体，如果没有外来的新型文化元素与之碰撞，族群的文化意识必然会走向“萎缩”，直至枯竭。

这是文化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

而白金宝第四期文化遗存，实属汉书二期文化。

虽然与白金宝文化的时空联系比较紧密，不存在太大缺环，但在这一时期绘红彩的陶器开始出现在白金宝地区，外加花边折沿低裆鬲、圈底鼎以及花边口沿大口罐等等新器型的出现，其文化内涵已超出了白金宝文化范畴。

【相关文献】
[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 黄也平，齐甲子.肇源白金宝陶器绳纹图样的文化特征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6)：82-87.
[3] 朱永刚.论白金宝二期文化[J].北方文物，2009(1)：3-9.
[4] 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1(2)：224-231.
[5] 陈国庆.红山文化渊源探讨[J].边疆考古研究,2010(1)：51-54.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考古工作队.陕西宝鸡市关桃园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
2006(3):6-7.
[7] 王海燕，张立玫.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遗址调查报告[J].北方文物，2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