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１０复仇赢得爱情进人黑森林之后，他也被吞噬周萍野性的魔鬼——道德评判、良心审视追上。

他不甘地听命着心底酣畅淋漓满足欲望的呼唤“渴、渴”，“哪儿有水！——哦，我拿一桶金子换一桶水！”［１０］同时脑中眼前又浮现出摄人心魄的幻象，面对面前的水，他喝不到口，也像周萍那样，“如老鼠僵立不动”。

强悍如仇虎，虽然是不无英武地倒下了，毕竟选择了和周萍同样自绝的路。

到了“将来时”曾文清那儿，周萍已完全蜕化为“生命的空壳”，他连爱的心力都没有了，只想有个人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品味一丝爱意和慰藉。

他早已失去“生命的渴”，只剩下把盏浅尝的慵怠懒散，靠一种精致的外壳维系着中空的生活表象。

周萍出走未遂，还留下一个欲行未果、被命运阻断的背影；文清却是走成了的周萍，结果“飞不动”又回来，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像耗子那样寄生地活着，只好如耗子一样卑微无息地死去。

周萍的命运发展轨迹基本代表了曹禺的青年男性形象，性格特点从强悍走向懦弱、行为方式从极端走向矛盾、人生态度从生命的渴（充满原始活力朝气）到生命的空壳（如卑琐寄生的老鼠）的发展轨迹。

对周萍，作者似乎写得不够放达，其实他来自曹禺心灵最深处。

正如作者赋予周萍的最主要特征是矛盾，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他显然在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之间，暴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憎恶与挚爱，造成观众审美鉴赏和道德评判中较多分歧。

以上一些肤浅的探索，期望能还原一个较为清晰的周萍。

注释：［１］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７５页。

［２］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５页。

［３］［４］［５］［６］［７］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页，第１７页，第５３页，第２１２页，第２１２页。

［８］曹禺：《雷雨的写作》，《曹禺全集》（五），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页。

［９］［１０］曹禺：《曹禺文集》（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５，第２１２页。

（宋建军 江苏省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２１４０２８）金庸的武侠小说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在大陆读者中引发了持续的热潮，金庸研究也逐渐升温，大量的论文、专著问世，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最热闹的一块。

金庸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金庸小说进入大陆初期，学界默认了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身份，金庸小说只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被提及。

第二阶段，当冯其镛、章培恒等学者打破学界的惯常思维，高度评价金庸小说的时候，可以视为金庸小说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开始。

第三个阶段，金庸接受北大名誉教授的称号，严家炎称之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可以看做第三阶段的开始。

严格说来，第一阶段称不上研究金庸，但是就是这一致不研究表明了学界对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基本定位，同时也表明当时学界的共识：通俗文学的研究价值是不大的。

第二阶段，金庸的独特性被发现，价值被重估，有的在通俗文学的范围内肯定金庸，有的研究极力让金庸小说向雅文学靠拢。

第三阶段，金庸小说进入大学课堂，金庸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排名第四的文学大师等一系列事件使“雅俗”之争激烈化并引发了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

韩云波的《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一文认为“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是金庸研究的鼎盛时期，２００５年之后的这几年只是余波与回响，但是据韩文所提供的统计金庸小说的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周晓芬摘 要：金庸小说研究在争议中走过了２０余年，争议主要围绕着雅俗与经典两个问题展开。

一派坚持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定位，有的否定武侠小说进而否定金庸，有的肯定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一派坚持把金庸小说认定为文学经典，有的认为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文学，因为它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成为文学经典，有的认为金庸小说凭借其娱乐作用就可以成为经典。

关键词：金庸小说 雅俗 经典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106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２００９．１０方法统计，每年也有超过６０篇的有效论文。

本文试图从“雅俗之辩”和“经典之争”这两个角度对金庸研究做一个梳理。

一、金庸小说的雅俗之辩１９８６年红学家冯其镛高度评价了金庸的小说，１９８８年复旦教授章培恒的文章首先触及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

雅俗之争变得热闹起来是在金庸被授予名誉教授称号、被称为２０世纪的文学大师之后。

围绕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学界众说纷纭，归结起来有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里面的武侠类型，价值不高：１．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毛病很多，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

１９９４年鄢烈山首先提出“拒绝金庸”，理由就是“武侠小说先天是头足倒立的怪物”［１］；袁良骏认为武侠小说是早该退出新的文学历史舞台的陈腐、落后的文艺形式，武侠小说是低档次、低品位的；王彬彬认为“金庸小说基本上仍在作为一种类型的武侠小说的窠臼里翻滚”，“武侠小说必然具有的通病，一样在金庸的小说里找到了存身之所”；还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反人性、反法制、反民主的。

“金庸的作品恶俗，看他的人庸俗，捧他的人媚俗！”［２］２．金庸小说与别的武侠小说比较起来，有传统文化的内容，但这传统文化只是幌子、调味、装点。

葛红兵认为金庸小说以宣扬中原传统文化为幌子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在市场化中成为边缘人的教授和学界人士也从那里得到慰藉。

［３］　“金庸小说的本质是通俗故事，以文化典故装点门面。

”［４］３．在艺术上没什么创新。

“从纯文学的角度，我们说金庸小说没有摆脱武侠小说的范畴，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没有摆脱章回小说的格局，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

”［５］徐皓峰指出金庸小说的故事很多是模仿抄袭来的，朱国华认为用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金庸小说在叙事技巧和人物描写都没能提供新鲜的东西。

［６］４．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性经不起推敲。

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研究者所极力推崇的现代性思想其实是对２０世纪初启蒙思想的普及化。

“思想的深刻性决不是重复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而是在别人所认同的地方，发现别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难以用现存的某种固定价值体系加以简单化阐述的。

”金庸小说“因为缺乏独创性而不能跻身于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之中。

”［７］第二种观点认为金庸的小说对武侠这个类型来说是有创新的，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也应限定在这个范围内。

上海通俗文学研究所陈必祥主编的《通俗文学概论》认为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中成就最大的作家”［８］。

１９９９年王朔发表《我看金庸》，引起了很多争论，《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一文汇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的言论：“作家叶兆言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他认为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中，金庸是最好的，比梁羽生、古龙都好。

”“蔡翔觉得他是武侠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受武侠小说的限制，人物角色安排、情节冲突等都有武侠小说的模式……他后期的作品集武侠小说之大成，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具有了相当的高度，金庸既不是大师，也不是一无是处。

若说他伟大就太过分了。

”“邱华栋认为金庸在武侠小说作家中是最好的。

”［９］第三种观点坚持认为金庸小说超越了雅俗，不能在通俗小说的范围内进行评价。

１９８８年章培恒对雅俗对立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这种分类法并不能用来判断《李自成》和金著武侠小说的高下。

”［１０］陈洪《调和鼎鼐盐梅手——金庸作品雅俗论》一文认为从文类、写作与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文学的几个要素看，金庸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应属无疑”。

但他的小说从思想观念、文化蕴含、写作智慧、语言四个层面超越了通常所谓的通俗，而具有了“雅”的成分。

［１１］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一文认为金庸“借用武侠这一通俗作品类型，出人意外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

金庸作品中包含的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为广大通俗作品所望尘莫及，而且也远远超过了许多严肃小说”［１２］。

认为金庸作品超出通俗文学范围的还有很多，其基本理由不外乎金庸作品体现了现代精神、有传统文化内涵、在艺术上有创新且雅俗共赏几个方面。

通过上文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到，坚持金庸小说的通俗文学定位的学者中，一些人以金庸小说具有武侠小说的毛病来否定金庸小说的价值，其结论是：金庸小说就是武侠小说。

一些人以否定金庸小说赖以与其他武侠小说相区别的元素而否定金庸小说，其结论是：金庸小说不是纯文学，不是高雅文学。

金庸小说的支持派则认为金庸小说已经超出了通俗文学的范围，突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

陈平原阐述了金庸小说超越雅俗的原因，认为金庸本人对于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这是因为金庸“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

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

“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１３］在大家为金庸小说的雅俗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邓集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认为在金庸研究中纠缠于雅俗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新文学本位意识在作怪，反对者在真实性之类的问题上做文章，是“异元批评”，支持者专注于在金庸作品中发掘现代性，是“过度阐释”，这两种现象都不利于发现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

至于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作者存而不论。

［１４］高玉认为“娱乐性也是文学的真正本质，并且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１０是最直观的本质”。

“金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文学的娱乐和消遣作用发扬光大”，“以‘雅俗’观念确认金庸的‘杰出小说大师’地位是一种误读和牵强”［１５］。

徐岱的长文《回味感动——另当别论的金庸小说》也是这个意思。

［１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原来要肯定金庸，都要极力挖掘金庸小说中的新文学因素，让金庸小说向“雅”靠拢，藉此提高对金庸小说的评价；现在直接以光大娱乐消遣作用的理由来确立金庸的大师地位。

这也许意味着新文学本位正在悄悄退场，原来屈居下位的娱乐功能成为文学评价的又一标准。

二、经典化与去经典化雅俗之辩与经典之争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雅俗之辩是文类归属问题，而经典之争则是作品地位的问题。

既然金庸小说被认为超越了雅俗的界限，并远远超过许多严肃文学，那么接下来为通过某些象征性的事件使金庸作品走向经典化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丁进在《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１９８５—２００３）》中说：“纵观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史，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作家研究实在很少。

而像金庸这样的优秀作家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金庸作品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