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三十年

中国未来三十年
“中国模式”的挑战（王辉耀）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中国模式非常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展问题。

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的理论。

过去适用的模式未必将来能适用，况且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已经出现问题和挑战。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须进行调整。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只是超级市场背后的工厂:中国第三产业只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占70%；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资源集中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上榜；中国还没有企业能够真正全方位地走出去。

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品低级化,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叫得响的国际品牌,遍及全世界的“中国制造”是相对低端的产品,没有“中国创造”的名牌,中国本土永远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而这种低成本加工国的地位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出也在不断减弱。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首先，国有银行源源不断地
大量放贷可能产生坏账。

其次,铁路、公路、基建等号称“铁公基”的基础设施已经日益过度豪华,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

实际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开放了民营私营经济，这是“中国模式”能否取得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30年来，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在不到10年后“人口红利”期的关闭。

因为“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那么多，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2009年正是转变的拐点。

“人口红利”曾帮助“中国模式”完成了低端的发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给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

应该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打造创新性国家，以至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取得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由人才来完成。

但是，因为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滞后发展，高端人才无法合理就业，导致大批高端人才流失海外，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不利。

我认为，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保证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是，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和时间，重视发挥本地的“人才红利”，取出中国储蓄在海外的“人才红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还是可以解决的，
不存在十分严重的“瓶颈”问现象。

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纯粹的经济层面。

人才的重用和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仅凭经济上的量变，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中国模式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重用人才”红利是关键的因素。

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挑战（李稻葵）展望未来，为了维系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面对三大基本挑战：
（一）解放思想。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我们的认识能力，必须再提解放思想。

三种倾向恐怕与解放思想相悖。

一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过分简单的理解，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恰当的政府管制和干预以及基本的福利性制度安排，而非单极的市场体制；二是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现行体制奉为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三是眼光局限于中国自身，无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性。

这三种倾向都将阻碍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未来中国必须解放思想，破除任何迷信，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体制，这才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义。

（二）公众参与及和谐发展。

经过３0年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难免会积累一系列社会矛盾，同时，随着民众全面素质的提高，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意愿将会不断上升。

发展必须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谐性，而包容性、和谐性不是政府花钱、买单所能够达到的境界，相反，需要不断地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逐步纳入更多
和更高质量的公众参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三）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换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

作为大国，它必须开发自己的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极大地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取得应有的突破。

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条让中国民众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

未来30年圆200年民族复兴之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在过去近170年里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为民族崛起的探索的归宿点。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到2038年，也即距鸦片战争200年以后，中国经济将完全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华民族也将屹立于世界强大民族的行列。

那么未来30年的发展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其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勾勒。

第一，全面进入现代化社会。

这不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也将进入现代化。

将来一定会出现更合理的公众参与机制，百姓素质将全面提高，对社会事和务的参与程度必定会更加成熟。

第二，全面升级为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家
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硬指标，将步入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等也一定能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标杆，形成与西方成熟的现代化模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发展模式。

30年后，如果上述的美景得以实现，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回顾过去60年中国发展的历程，将会面向苍天，告慰过去200年以来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苦苦探索、不断创新乃至流血牺牲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负债累累的西方国家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美国迈克尔.赫德森）
对未来的预测通常是以对过去的回顾为依据的。

但这一常理却并不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因为在金融和经济外交领域，它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三种经济极限。

而这些逆转趋势对分析西方金融现状对中国未来30年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一）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已经压倒了“实际”生产消费经济并使其萎缩。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面临着使金融力量服务于社会的任务。

在这一斗争中，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身内部选择哪条道路的“文明碰撞“：是选择古典的进步进程，还是选择由食利者发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取得支配地位的反启蒙运动。

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已经在这场碰撞中取胜，它们使西方国
家经济背负债务，并击败了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甚至在调控和管理银行及其在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中主要客户的相关税收政策方面，与公众权利相比，都占了上风。

在美国，住房成本和还债成本支出一般分别占工资收入的40%和15%，而工资中社会安全税和医疗保险税的比例为11%，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15%-20%的份额。

所以即使不考虑消费者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美国的劳动力已经由于雇员成本中必须包括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费用过高而被排挤出市场。

所以经济面临长期的贸易赤字就不足为怪了。

（二）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将美元的角色滥用为全球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

外国中央银行持有日益增长的美国债券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偿债能力，使美元本位演变成一种由其他国家向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海外军事扩张提供资金贡俸的形式。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形势下，美国的美元债务仍将是全球货币的基础。

美国和欧洲的既得利益集团将试图通过金融手段（电子美元信用）侵占能够获取租金的行业，甚至通过发动石油战争军事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在智利策划暗杀计划以及20世纪70年代在拉丁美洲实施“飞鹰计划”以达到目的。

这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的状态，除非其他国家愿意成为美国财政资不抵债状态的附庸经济，因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试图重新使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膨胀。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赤字不可能长期持续地刺激世界中央银
行的流动性，从而为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外交提供“免费午餐”。

（三）随着美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开放和放松监管的金融市场正在终结。

在美国的外交家们试图通过日益增长的债务融资水平维持一个单极世界时，金融和产权利益阶层正在北美和欧洲发动一场反对劳动者和实业阶层的阶级战争。

随着社会结构的金字塔越来越倾斜，经济体被分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极，再加上2008-2009年西方政府采取的金融紧急救助措施，这就为未来世纪造就了一批新兴的金融权力集团。

所以，以历史趋势为依据使“正常经济”处于常态的政策对当今不具现实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说明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长久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