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大医仁心(审定稿1)

父亲的大医仁心
段道湍
父亲生于忧患，长于战乱。

从小饱受军阀混战和日本欺凌之苦，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不能成为良相也要成为良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烽火席卷全国，年仅17岁的他愤然弃学，拜师学医，并为此执着地奋斗了一生。

我的家乡是张仲景的故乡，名医荟萃。

父亲师出名门，其师曾任河南省中医学院教授，据说生前多次进京给中央领导把脉看病，是河南乃至全国中医界的名医。

旧时的学徒生活十分清苦，为早日实现悬壶济世的愿望，父亲攥足了精神，在师父的严格训导下，白天侍诊、司药，夜间加工炮制中药,攻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药性赋》、《脾胃论》、《汤头》、《金匮要略》、《千金方》等中医学经典名著，还广泛收集整理上至张仲景下到老师在内的近千个经方验方，并装订成册，定名为《段氏集锦方》，由此打下了坚实的中医、中药学基础，直到晚年还能大段背诵有关中医经典内容。

父亲勤学好问，处事稳重得体，深得师父器重、信任。

三年出师后，师父到省会省立医院—－开封福音医院另谋发展。

父亲由于是独子的原因，未随其前往。

在家乡一边行医，一边照顾家人。

新中国解放后，又响应党的“公私合营”号召，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医疗事业，并作为当时的医疗骨干，曾短期脱产进修西医，是我国早期培养的中西医复合型人才之一。

1957年“反右”扩大化，父亲时任某区级卫生院院长，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灾难之中，不久便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院长职务，强制到“大炼钢铁”工地劳动改造，后因积劳成疾而患上了肺病。

在巨大政治灾难和严重病疴面前，父亲并没有屈服，而是愈挫愈奋，更加衷情于中医医疗事业。

几十年后，父亲在回忆那段黑色日子时说，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自己能活着，只要继续让我行医，什么压力和不公正待遇都可以忍受。

直到1978年所谓的“右派”问题被彻底平反，父亲才艰难地挺了过来。

父亲医术精湛，远近闻名。

从我记事起，找父亲看病的人就像农村赶集一样，络绎不绝，诊室内外堆满了人。

父亲则像上满法条的钟，既热情又有条不紊地接待着每一位病人，并熟练运用中医常用诊病方法，举目“望”去，便略知症结所在，再辅以切脉和问诊等，就能快速准确的确诊病情，或用中药、西药或中西药并用，除慢性病外，基本上都能取得满意疗效。

父亲尤其擅长儿科和肠胃病的治疗。

如对小儿易患的
厌食、积滞等症，则以“鸡内金散”主之，其中虚寒便溏者加黄连茯苓，实热便秘者加大黄枳实。

对农村常见的肠胃病，以“保和丸”主之，其中脾胃虚寒者加丁香干姜；积热者加大黄黄芩等。

都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特别是在治疗小儿哮喘方面，依据“六经”分类和“以温克寒，以阳抑阴”、“未病先治”的中医传统理论，用极常见中药白芥子、麻黄、细辛、甘遂、肉桂等组方制成的小儿哮喘“三伏贴”，治愈了不少患者，有的终生未见复发。

我自己也曾是父亲的患者之一。

幼时体弱多病，经常发烧、呕吐、流鼻血。

经父亲诊治后，发烧、呕吐很快被治愈。

但鼻出血却一直伴随我好多年，特别在夏季炎热和冬季干燥季节，只要不小心碰到鼻子甚至不碰，鼻子就会出血，有时一天数次。

严重影响到身体成长发育。

当时，父亲想了不少办法如用栀子、白茅根、芦根、生地黄、菊花、竹叶等进行对症治疗，但效果都不甚理想。

偶然一次，父亲受到中医阴阳平衡理论的启发，采用滋阴增益的方法，既能使身体达到阴阳平衡，又能补益肝肾，从而消弭因肝肾虚损而引起的阴火旺盛。

成方配好后，我仅服了三付，鼻血就被止住。

接着又加服三天后，几十来没有再流过鼻血。

后来，邻居、朋友家孩子患有此病，我用此“秘方”抓来中药并稍做加工后，送其服用，效果如我当年一样非常理想。

为此，我也成了父亲的粉丝。

凡有病人前来诊治，自己就在一旁认真看认真听，时间长了，还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治病和保健的小常识，并试着从自己身上开始。

肚胀不消化了，就给父亲说，吃香砂养胃丸或健胃消食片；迎风受凉发烧了，就给父亲讲，喝柴胡桂枝汤加减，父亲也每每乐意去办，并因势利导给我讲解一些中医药知识。

一时间，俨然成了家里的“二大夫”。

父亲医德高尚，堪称楷模。

多年来，父亲谨遵医道，把病人当亲人，从不把自己的病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允许，不论白天、黑夜、路途远近，有求必到，许多次累倒在出诊途中，简短休息后吃几粒药继续赶路，直到把病人安顿好了才放心。

有时遇到恶劣天气不便出诊的，父亲也总是向前来求医的病人家属问清病情，并在第一时间配好药让病人先行服用，而后再适时到家中随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和药物，多次从死神手里救回病人。

父亲的服务对象大多数是农民，不少人因无钱求医，经常是到了十分严重或危重时才来看病。

对此，父亲常常网开一面，不仅免除了出诊费、诊疗费，而且开出的药方都很经济使用，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治病。

但仍经常碰到一些没钱或带钱不足的病人前来看病，父亲也总是温言相安，然后自己掏腰包给病人取药，多次感动得病人鼻涕泪肆，有时甚至长跪不起。

也曾有好心人劝父亲：“你就不怕他以后赖账不还吗？”
父亲总是笑笑说：“人命关天，救人要紧，不能因为没钱，眼看着病人死在我的手上！”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十年，有的一家几代人吃药都欠钱，概由父亲垫支，但从不计较，下次看病照样热情接待。

为此，父亲一生结下了许多知交，在我的家乡名望很高。

父亲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富人花钱给穷人治病。

我当时有所不解，父亲解释说：当医生不仅要有医德，还要学会“看人下菜”。

富人急于求成，就让他花钱买贵药，掏高价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既能在较短时间治好他的病或使病情显著好转，又让他觉得钱花的值得。

然后再用赚来的钱接济穷人，让他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看病吃药。

同时，父亲也不无叹息地说，穷人吃药富人埋单虽古已有之，但做起来很难。

一方面要求医生有很高的职业道德修养，不被金钱诱惑，把不开贵药、不收或少收挂号费、出诊费和诊疗费作为职业自觉，虽然减少了收入，却惠及了百姓；一方面还要建立约束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切实保障让穷人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以体现医疗公平正义。

一席话诠释了他济世忧民的良苦之心。

父亲一生正直无私，一切为了病人着想。

他常说：来家的病人都是客，不论身份贵贱、职位高低，一律一视同仁对待。

如在上世纪60年代合作医疗时期，国家自然灾害严重，农村缺医少药，一方面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病人无药可救。

尽管父亲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还把县卫生局每月特批给自己用的几支青、链霉素也拿出来，用于挽救危重病人，但只是杯水车薪；一方面是一些权贵们为了吃到好药，钻合作医疗免费吃药看病的空子，多次找到父亲，无理要求开好药和贵重药，被父亲耐心劝导、拒绝后，忌恨在心，多次在我哥哥、姐姐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使绊子，影响了他们一生。

直到晚年父亲仍不能释怀，觉得愧对子女。

但对当年的正义之举从不后悔。

在父亲身上，还体现出许多良好的职业习惯。

如：为最大限度地提高病人的救治时效，药品摆放总是十分规整条理，即便夜晚摸黑看病，所需中西药都能一摸就准,而且在数量和重量上准确无误；给病人切脉、打针时，总是先把手捂热后再进行操作；为方便病人来家看病，坚持多年不养狗；为病人吃药方便，常年家里备开水和熬中药的罐子。

特别是父亲在艰难困苦面前的职业淡定和担当，以及医家特有的“辩证”处世方法，对我影响至深，不仅使我养成了严谨、细致，未雨绸缪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而且也培养了我凡事多替别人着想、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的处事理念，受益一生。

父亲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女们刻苦努力，学有所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材。

为此，他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并与母亲分工合作，由母亲在家里每天晚上督促我们做作业和补习功课，他负责利用出诊机会到校与老师沟通，或老师前来看病时多方了解我们的学习和表现情况，尤其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并在家庭生活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对我们的学习实行物质奖励，如买好吃的，给零花钱等。

我也是在父亲的“物质刺激”下，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不仅吃到了父亲买的卷筒葱花饼干，品尝了香甜坚硬但又意味深长的老式月饼，还曾将父亲奖给的“毛票”积攒起来，买到了限量发行的《新华词典》等心仪的书籍，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生前最希望我也能继承他的事业，既可济民，又可养生，且能以一技而成名。

而自己亦早有此志，但阴差阳错选择了别的职业。

虽然未了父亲的心愿，但也没有虚度年华，在自己供职的多个岗位上，“夙兴夜寐，无忝尔生”，也算是对父亲的另一种报答。

如今，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广济薄施的大医仁心，仍在儿孙手中薪火传承；您留下的《段氏集锦方》、小儿哮喘“三伏贴”和治鼻衄增益汤等，仍在泽被后人，造福一方。

虽然老人家已故去多年，但在家乡人民心中依旧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