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的中国教育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读图时代”并非始于当今，而是由来已久；“读图时代”不是悄然而至，它在科技的推动下汹涌而来；“读图时代”不是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后的主动接纳，而是我们被它裹挟而行；“读图时代”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是一个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当众多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学者都在认真研究“读图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能王顾左右、坐视不管吗？一、“读图时代”的来临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一双眼睛，然而只有人才有一双“读图”的眼睛。

科学证明，只有人才具有最为精密复杂的视觉神经，“它包括眼球、视觉神经传输系统以及大脑视觉皮层区。

这个精密的组织专职物像获取，具有编码影像与生物性视觉再现的功能，使它们最终完成精神世界的心像建构”[1]。

因此，人的“读图”，不仅表现为对景观的观看，而且表现为对景观的理解、研究，描绘、创造。

据考证，人类最早将客观物象经由视觉影像、精神心像再通过双手外化为图像，是用坚硬的石头刻画在岩洞中的，距今至少有3万年以上的历史。

随着笔、纸张，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像的绘制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掌握，图像也更多地被寻常百姓所认识和欣赏。

但是，这种普及仍然没有失去先人作图、绘画的原则，即必有一件是原创者创作的祖本或原件。

1837年，法国人l.盖达尔的一项科技发明打破了这一原则，并根本改变了人类“读图”的历史，这就是照相机的出现。

但是人类的认识总是滞后于历史的变迁，大约在照相机发明后的一百年，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指出：“摄影第一次在图像复制的过程中把手从最重要的艺术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劳动仅限于把目光集中在透镜上而已。

”[2]但是，切莫以为手的解放对于艺术是一件好事，“在甚至最完美的复制中，也缺少一样东西：艺术品此时此地的存在——其在特定地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别的——标志着作品所从属的历史”[2]。

照相机使我们制作影像更为方便、快捷了，也正是因为它减去艺术创作中眼与心、心与手的配合，也就失去了传统艺术的独一无二性和本雅明所说的“仪式功能”。

当然，照相机的发明还只是“读图时代”的一个前奏，电影，特别是电视技术的出现，“读图时代”才真正来临。

电视发明于20世纪20年代，它一问世，即全面地介入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他的《视觉文化导论》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3]。

有人作过一次调查，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社会信息，有60%至70%来自于图像，而这其中有一大半源于电视。

并且，由于电视的出现，刺激了人们视觉欲望，它与这之前的摄影、电影，以及这之后的电子网络的影像，还有数量巨大的卡通、漫画、图片，开始全面渗入人们的生活，以至于轮到中国人惊呼：“图像包围了我们。

”[4]而我们被图像包围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人每天用于“读图”的时间。

据统计，上世纪末美国18岁的青年，每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达4小时[3]，而在中国，据上海电视台和央视·索福瑞两家合作推出的《中国电视节市场报告（2003-2004）》表明，中国人每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是3个小时。

上述统计可以证明，电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统治力的媒介”[3]是如何统治人类的，如果再加上在图片、漫画、电影、电脑上的时间，说“读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二、“读图时代”对教育的影响“读图时代”对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而这其中尤其是对教育的影响应该受到特别重视。

这里所说的教育是一个大教育的观念，也就是说，“读图时代”的到来，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阶层、不分地域，超越了（甚至是凌驾于）学校、家庭、社会的方式，从伦理观、消费观、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全方位地引导、教育国民，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样的引导和教育。

综合各家观点和笔者的理解，对比“前读图时代”与“读图时代”，我们觉得“读图时代”给当代中国带来了这样一些变化。

其一，“读图时代”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方式。

在现代影像科技出现之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通过五官，且主要是通过视觉，中国人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指的就是眼睛对世界（自然的、社会的）的观察、了解，并且非常相信眼睛的认知。

但是，照相机、摄影机、电视机发明之后，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先是黑白的，后来是彩色的；先是静止的，后来是运动的；先是无声的，后来是有声的。

影像由此逐渐抓住了人的眼球，特别是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之后，似乎全世界都在电视中，而人们的闲暇也几乎全被电视所占有，大有“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自满。

然而，这委实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首先，我们面对的电视影像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经过了人为的选择、加工过的“仿真”世界，这样的世界，我们不可能直接用自己的眼睛看，而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其次，我们在直接面对世界的时候，不仅用视觉，听觉，还同时用了嗅觉、味觉、触觉，但是我们在面对影像时，我们用了视觉、听觉（其中主要是视觉），这种感知有时是丰富的，但也必然是片面的，人只有用全部的感官去感知世界时，那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全面的、完整的感知。

所以，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影像离我们近了，而世界则离我们远了。

其二，“读图时代”改变了我们的学习习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是轻视图画的，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

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

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图墙壁之画哉！”可见“墙壁之画”不如“古贤之遗文”。

但是，影像的出现，特别是电视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学习习惯，一方面电视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习视野，通过电视我们可以看到远古的恐龙，深海的游鱼，人类的历史，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电视斑斓的图像，也会“钝化了人类对现实的感受、分析、判断能力，使人们在一目了然中丧失了思考的空间，也丧失了诸如语言与文字在不同情境中的多义化与互文性”[5]。

其三，“读图时代”改变了我们的审美趣味。

当影像占领了历史舞台时，首先是作为审美对象的媒介发生了根本变化。

人们过去主要是通过音乐、绘画，特别是诗歌、小说、散文来获得美的享受，而今天已经被影视剧所取代，当下中国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再也不去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取而代之的是看根据它们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

于是，语言文学的韵味、意境，被一晃而过的影像所代替。

其次，人们审美趣味中对崇高的境界、美好情感、超越的精神的追求，逐渐为影像中的娱乐所挤干，并取代，《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说：“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

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

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6]波兹曼的话可能说得有些绝对了，电视也有认识的功能、教育的功能，但是娱乐的功能，或者通过娱乐功能来包装其他功能，确实是它的主要功能，并且当这种娱乐功能被过分放大后，就产生要说的第三点，即“图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弥了纯粹的审美和日常生活乃至于欲望之间的界限”[7]。

大量的平面媒体上的广告图片，特别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电视广告，虽然它们看上去用的是精美的画面，但丝毫掩盖不了刺激人的原始本能的用心。

其四，“读图时代”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一改变是从消费观的改变开始的，让·鲍德里亚敏锐地发现，当人类进入现代消费社会时，“我们已经看到消费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8]，而这一“符号操纵”的最重要的幕后推手正是电视，电视广告在向人们推销各类商品的时候，从根本上颠覆了劳动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传统上本来是一个倡导“勤劳”和“节俭”的国家，倡导“勤劳”是劳动引导消费，突出的是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消费”而不“浪费”，而当消费引导劳动的时候，突出的是消费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引导消费，消费是劳动的自然结果，消费引导劳动，则是消费催逼着人去劳动，劳动成为迫不得已的行为。

这一消费观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教育如何应对“读图时代”面对“读图时代”，西方诸多学者早已作了反省和深思，从海德格尔到詹明信，他们都从哲学、政治、文化等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论述，这些剖析和论述从宏观的教育层面说明“读图时代”如何引导社会、影响人心。

也有人从微观的角度，即从学校教育的层面，研究“读图时代”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尼尔·波兹曼，他认为西方教育出现过三次危机，“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5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

”[6]在美国，“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

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

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

为此，波兹曼呼吁：“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6] 波兹曼所说的问题，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全世界，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只是与美国相比，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代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和难解。

其一是以电视（之后是电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成果，不是发明于中国，而是起源于西方，对于中国来说它是科技的舶来品，我们在思想上缺少应对的准备。

其二，当西方思想家对电视、电脑这样的科技产品进行反思的时候，当他们产生一批学术成果时，中国则付之阙如，那些学术成果又成为中国思想的舶来品。

虽然有着这样双重的困境，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仍然应该在面对“读图时代”时，有自己的思考和应对，事实上，这样的思考和应对已经开始见诸文章和实践。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有必要在三个方面有所调整和创新。

首先，必须改变滞后的教育观念。

“读图时代”的突然来临，让中国教育有些猝不及防，于是，我们往往看到有一种极端的反应，即由于“读图”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读文”的习惯，教育工作者总是反对学生沉迷于电视和电脑，认为知识还是在书本中，必须通过阅读才能学到。

结果是电视、电脑的娱乐性、丰富性、刺激性，毫无悬念地打败了阅读，这让教师苦恼不已。

其实，反对学生看电视、玩电脑，只是对电视和电脑的消极的躲避和抗拒，诚如波兹曼所言，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被动地防御，而是想方设法“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情况就会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