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首次“国考” 一份试卷三人打分

揭秘民国首次“国考”一份试卷三人打分民国“科举”——1931年的高等考试赵子云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其筹备日期之久，动员人力之广，远远超过了清末“洋进士[注: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

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

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

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

]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注: 高等文官考试是国民政府级别最高的一种文官考试。

抗日战争时期，考试院在变通考试原则与考试方法，降低考试要求与录取标准的同时，继续推广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考试”。

开考之际当时的考试院[注: 考试院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并且是人事行政最高主管机关。

考试院除院本部外，还包括4个所属机关，]院址在南京鸡鸣寺附近，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注: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的理论家，曾受到孙中山器重。

]利用明代武庙故址扩建而成(今南京市政府)。

整个建筑群都是东方宫殿式，其大门为钢筋水泥三孔门楼，大门中额是“为国求贤”四个大字。

大门内有“向礼亭”，亭内有碑，是在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雕文物，有趣的是，考试院门卫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而是身着古典服装，佩带宝剑的武士，考试院内花树掩映，亭榭错落，环境十分幽雅，而且到处题联匾额。

办公大楼题名“宁远楼”，考场题名“明志楼”，阅卷大楼题名“衡鉴楼”，图书馆题名“华林馆”，院长官[注: 1.上级官员﹔上司。

2.众官之长。

多指级别较高的官吏。

3.唐宋时多指县令。

4.官吏的泛称。

-zhangguan]邸则题名“待贤馆”，与“为国求贤”、待贤而“传”语意双关(戴季陶于1925年改名传贤)。

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

因为当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为严重，除了官僚权贵及富商子弟有条件自费留学外，大学生最好的出路，一般是考公费留学或应高等考试。

两者同样要经过激烈竞争，而前者考试门类不固定，录取名额又极少，只有少数注重训练外语和作为留学预备学校的大学毕业生，才有希望成功；而走后一条路，即参加高考录取以后，即取得了做官资格，以后还可以晋升，薪俸收入亦可逐年增加，因此高等考试很能满足那些打算在仕途上奋斗的知识分子的要求。

这次高考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任主考官兼典(主持)试委员长，其中委员则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礼聘，所聘者多为当时国内名流学者。

此外，又聘请襄(协助)试委员十余人(邵元冲任襄试处主任)，监试委员十余人，分别成立襄试和监试委员会，委员多系各大学教授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襄试委员是协助典试委员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的，监试委员则负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及临场工作。

委员们的名单事先绝对保密，在突然接到国民政府聘书后，各委员们才集中到国民政府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先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中央委员一人莅临监誓，再由国民政府主席(当时为蒋介石[注: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

浙江奉化人。

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授与委员梅花章和黄缎绶，以示对考官的礼遇与尊敬，然后致训词，勉以秉公取才，为国求贤。

接下来便是入闱仪式了。

严密的扃闱委员们宣誓礼毕，即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及高级官员欢送至“宁远楼”(有说“衡鉴楼”)入闱，入闱仪式很严肃，由考试院正中大门而入，登石级至考试院大礼堂；然后举行茶会，戴季陶捧茶祝贺；再经“天下为公”厅，出厅门即为宁远楼。

委员们相率登楼后，戴季陶即亲自将楼门加锁，并用盖有考试院大印的红纸封条加封，入闱仪式至此结束。

入闱后即扃闱，委员们饮食起居都在宁远楼内，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来往，包括不同家人通任何音讯，形同禁锢。

当时由此还闹出一个笑话，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

]人，因事前往闱中探望丈夫，不料被门卫阻止吃了闭门羹，就改由寄信，谁知又被退回，于是她便认定丈夫被考试院逮捕，曾跑到考试院大吵大闹。

扃闱期，宁远楼内除厨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外，还有请来的中央医院的名医，也都深闭闱中，同样不得与外界接触，宁远楼围墙之外，则有警卫人员日夜巡逻。

这种禁闭式的生活，至少等到两个多月以后，考试完毕，正式发榜之日，才由戴季陶亲自启封开锁，将委员们迎接出闱，参与发榜仪式。

典试委员入闱后，即分科拟定试题，每一科目试题，初拟两道，送典试委员长圈定一题后，密封送院长启封核定；再密封送典试委员长亲自监临缮印。

印好后即分科弥封，由典试委员长保藏，至临试时，送考场分发。

应考人员在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即进入考场，由监察委员一人高声点名，另由警卫高举名牌提灯引鱼贯进入考场。

另一监察委员等候在考场门口，察看有无夹带物品，仿佛搜身制度。

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卷封送宁远楼交典试委员长分给典试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打分，再将三个委员以拟定的分数加以平均，即为该卷应得的分数。

艰难的角逐考试的科目分为三试，第一试为一般科目，第二试为专业科目，此两试都是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不及格，不得参加第二试，第二试不及格，不得参加第三试，被淘汰者以第一试为最多，第二试次之，第三试被淘汰者已是少数，笔试试题的题旨要求，难度都很大，应考的数千人中，名列优等者极少。

第一试考试的科目有国文，公文，建国方针，建国大钢，党义，宪法历史，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

]，政治学，经济学，题义都很深，要联系古今中外，既考书卷知识，又考智略才识，每一试题都可以写成洋洋数万言的著述。

但每一科目试题的考试时间仅有四小时，应试者若非学识丰富，才思敏捷，是很难按时交卷的，成绩一般的大学专科毕业生都不能完满解答。

口试即主考官与考生面对面就座，主考官亲验笔迹，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志趣等，每次15分钟，目的在测验考生的口才、态度和担任管理、领导工作的才能与经验。

其评分主要凭仪表谈吐，一般不变动第二试的录取额。

一举成名发榜之日终于到来，院长戴季陶亲自开封[注: 开封市-开封市位于中国河南省中部偏东（古代称东京），地处中华民族历史发源地、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

]启锁，迎接典试，襄试委员出闱后，典试委员会发出正榜。

戴季陶、邵元冲携榜张贴在考试院门首。

张贴前，二人执榜微微展开，露出榜首名次姓名、摄影留纪念。

几千人的竞争角逐，结果只有100名考试合格，第一名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朱雷章。

金榜第一名相当于状元，其姓名由戴季陶亲笔题写，其余为周帮道、胡庆育[注: 广东三水人，生于北京。

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在外交部任国际司科长。

1941年任驻澳大利亚使馆秘书。

]、钱清廉、李铁铮、张亶翔、师莲舫、仲肇湘、罗厚安、薛铨曾、杨君励、董辙等99人。

事后由考试院行文各省区原籍市县政府即时发出公告，俾众周知。

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矣。

朱雷章是“交大”全校五名高材生之首，此人自幼聪明颖悟，才思敏捷，仅历史方面而言，13岁即写出了《辽史[注: 《辽史》(元·脱脱等) 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

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

]纲目》、《金史[注: 简介金史《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纲鉴》及《西夏史纪要》。

当年10月，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注: 概述(一)拟定公路、水路交通行业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执行。

(二)拟定公路、水路交通行业的发展规划、中长期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交通行业统计和信息引导。

]技术厅总工程师，1933年，又由监察院[注: 释义:(1). 唐监察御史的官署名。

(2). 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简称察院，清因之。

御史出差在外，其驻节的衙署亦称察院；京师巡城御史称五城察院。

]长于右任[注: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右任，国民党的元老，国际著名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

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他与黄少谷，杨谱笙等为监察院委员。

发榜当日晚，考试院正副院长戴季陶、钮永建[注: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一作铁生，又字孝直，号天心，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出生于上海县马桥镇俞塘1号，父世章，曾任清直隶知县。

]在考试院内“华林馆”设宴宴请全体考试合格人员，特邀全体监试、典试、襄试委员作陪。

席间觥筹交错，颇极一时之盛。

次日，考试院举行授凭典礼，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在南京，由陈布雷[注: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

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代表致祝辞。

然后戴季陶率全体人员谒中山陵，环绕陵寝一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100名合格者中竟无一女性，这就使广大女性应考人及少数女性典试、襄试委员，都感到非常失望，在放榜之际，女性考生中，竟有人在阅榜后失声痛哭。

而典试委员邵元冲夫人[注: 不同时代的夫人指代不同的内容。

-furen]张默君也禁不住伏案流泪。

究其原因，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则女性应考人在竞争的勇气、临场的镇定和多门学科的普遍应付也往往较男性差些。

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度的改进，等到1933年第二届“高等考试”时，果然已有女性“攀登龙门”而一举成名。

她们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自观，另一名是倪光琼。

张默君兴高采烈地将二人接到邵公馆，赠送了两位“女状元”铜尺一对，亲书的中堂两幅，这些都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