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的意义

厚德的意义

作者：李浩然

来源：《活力》2012年第16期

[摘要]2011年“北京精神”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精神核心价值的凝练，更为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民众提供了道德责任上的引领。本文认为“北京精神”中的“厚德”是中国精神的终极指向，也是国人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中所应一直追求的境界，并通过对于“厚德”所包纳的对天道的遵循、对礼法的崇敬、对人伦的亲爱这三层含义的分析，诠释了“厚德”与“爱国”、“创新”、“包容”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厚德；北京精神；责任

一、“北京精神”之“厚德”的提出

近十年来，传统文化热一直是大陆文化界一个被不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这其中涉及建国几十年来国人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整体深刻反思。我们要承认，回归传统绝不应该是简单的复古，究竟如何让传统文化适应当下的社会背景，究竟如何让传统文化能够对当下全球化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作出回应，这才是恢复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核心。

当然，如果传统文化问题仅仅是书斋中的学者们的议题，人们大可不必如此重视，但之所以从政府到民间，大家对他关注的热情不减反增，因为它的实际意义总要落到一个国家核心价值的定位上。我们在数典祭祖的遥远怀想中，如何在传统中找出可以代表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是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息息相关的。当每一位国民都自豪地贴上了代表中国核心价值的标签后，才能让自己在频繁地国际交流中保持独立，才能在全球化的冲击浪潮中拥有一种安顿。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进入新千年以来政府对于回归传统精神价值所作出的深刻思考和实际行动，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祭孔到百万少年儿童加入了诵读古经行列，从电视媒体上兴起的国学热再到民间遍地开花的私塾教育，都表明着中国在经济腾飞之后重构民众文化心理和重塑民众民族身份认同的愿望。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内容的“北京精神”，这背后不仅包含着历时1年零8个月的提炼、数百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与百万公众的参与投票，更包含着以首都群众为代表的中国人回到民族的光荣之中去寻找并构建精神文明重新奋起的支撑点的深刻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精神”是北京的，也是全中国的，而其中所包含的那些普适性的精神价值，不仅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示给世界的精神风貌，更是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立足国家情怀，承担社会责任的心灵指引。

在“北京精神”的四个条目中，“爱国”是核心，是先决条件，它是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前提，即对民族身份的一种肯认。“创新”是手段，是国家独立发展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它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包容”是基础，是使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求同存异的和谐交往得以可能的宽广胸怀。而“厚德”，则是前三者的最终指向，因为它体现出中国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华夏文明在个人身上的寓托。可以说，“厚德”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

高度凝练，是文明古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更是年轻人追求“少年强则国强”的终极目标。

二、厚德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北京精神”中“厚德”的提出，是取自《易经》的《象传》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纵观中国几千年之思想史，便可知“德”是一个及其古老的概念范畴。“德”的原始意义是什么，学者虽然作了很多考证，但至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它开始作为一个道德范畴使用，至少是包含以下三层含义的，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不断损益丰富的过程，看到中国传统的核心精神价值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

（一）对天道的遵循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中的超越性往往表现在“上帝”的概念上，而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则是表现在“道”或者“天道”上，我们不仅要看到老子所代表的道家与张道陵所开创的道教对于“道”的发展，更要看到儒家在“罕言天道”的背后所建立的道德意识与天道法则的深刻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厚德”，一开始便是指对于天道的模仿和顺从，“德”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本身就具有“遵循”的意味，也就是说，对天道的模仿演化成人道，而人道体现在个体的人身上便表现为“德”，我们先人早早地从对绝地天通的宗教意识的关注上转移到对于人类社会世间法的关注上，这并非是超越性的丢失，而是人文主义理性的发展。自周代之后，我们的祖先便懂得了取法自然建立价值准则，周公旦曾经对商朝贵族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尚书·多士》），这就是说是非好坏的价值标准不来自每个人的各行其是，而来自客观的天道，后来孔子所说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老子所说的“不贵难得之货”《老子·第三章》等等实际上都是在讲人类行为的分限，从反面也表现着对于天道的遵循。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中国古人所遵循的天道始终都没有演化为如西方宗教世界里的人格神，是因为中国人眼中的道不是脱离世界万物独立存在而是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即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本身就是道，这就不难理解朱熹所提出的“物物有一太极”和“月映万川”的比喻了。道是世界的规律，是规定真善美的终极法则，我们遵循天道就意味着承认个体生命的局限性，所以中国人的品质中，是始终含有谦逊的。正是这种谦逊，使得我们可以包容异己的存在，这也便不难理解在“北京精神”的四条目中“厚德”缘何可以作为“包容”的终极指向了。

（二）对礼法的崇敬

四书之首《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也是作为儒家思想纲领的三条目，而这三条目上来便要求我们“明明德”，即把个人修养所得的深厚的良知道德发显出来，这便是“厚德”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因为天道运行是有规律的，表现在自然界就是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表现在人类社會便是道德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说对于天道的模仿必然包涵着构建秩序的内在要求，这层含义的“厚德”便是包含一种对礼法的崇敬态度，也正是因为这种崇敬，我们的祖先开创出了一套蔚为大观笼罩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礼法制度。“厚德”之

所以会向具体的礼法过渡，是因为“厚德”不仅仅包含着道德意识，还包含着道德行为，而在族群活动中行为是需要被可普遍化的规范限制的，这样才能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厚德”的概念成熟之前，上古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行为规范，也有“礼”，但是是极为朴素的，在夏代之前，“礼”基本上是专指巫术的仪式，在夏商之际，“礼”扩大到贵族之间的交往规范，周之后，“德”的概念发展起来，“礼”终于成为具有主动性和普适性的治人之礼了，如《礼记·祭统》所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当然，周代之后的治人之礼是通过从周公到孔子一批思想家的大规模整理和扬弃才得以完成的，至此之后我们的华夏文明进入了成熟阶段，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礼法的确立为人类道德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这也是我们和以古希腊自然哲学作为源头的西方思想根本不同的原因，西方人重思辨，我们重道德，西方人重知解，我们重实践。从此中国人的道德判断有了确定无疑的标准，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也有了合理准确的表达途径。一方面，人们通过对于天道的不断履行确立了人道中的各种礼法，另一方面人们也通过对礼法的崇敬与道德实践反过来加深着自己的厚德修养，儒家便根据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开出了内圣与外王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认识到，那些今天在我们看来是繁文缛节的礼法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因为对礼法的崇敬来源于遵循天道的厚德境界，也正是因为这种联系，我们才能在礼法的实践中培养出强大的文化自信力。我们更要认识到的是，这种礼法实践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创新精神，即充满着人文主义生命关怀的创新。中国传统智慧给予人的，是一种活法，而不是说法，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实践与创新永远是以深刻的生命思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单纯的逻辑思辨。

（三）对人伦的亲爱

如果说对天道的遵循是“厚德”的起点而对礼法的崇敬是“厚德”的目的，那么对人伦的亲爱便是“厚德”得以可能的依据——在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概念系统之后，“厚德”何以可能的先验问题，终于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找到了答案。《论语·阳货篇第十七》曾经记载孔子的学生宰我因质疑守丧之礼要长达三年之久而会耽误社会成产活动询问孔子是否应该废除，孔子的回答是：“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一个“安”字便表明了孔子对于礼法的深刻理解，即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仪式，它更是一种人性中的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管对于礼法的道德实践还是对于天道的模仿应用，都是要以人类的心理情感原则作为基础的，比如“助人为乐”的道德规范就是由孟子所说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的心理情感原则先天地作为依据的。

这种心理情感原则，有先天超验的一面，这便是人的性情与天道的联系，这里仍然在强调天道对于人道的影响，当然关于这一点原始儒家是没有讲清的，直到宋明理学张载、朱熹等人做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道心”、“人心”等诸多概念的诠释，才进一步解释开心理情感原则与天道的关系，也正是因为有一面，才使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德哲学走向形而上的本体论得以可能。与此同时，心理情感原则又有现实经验的一面，这便是古代以血缘基础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关系，这也是“厚德”在现实意义上的根本依据。以血缘基础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意欲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纵一横两个最基本的人伦法则构建其他的一切人伦法则。这同时也是一个由简至繁，由凡入圣的过程——“厚德”的养成首先在于对于父母兄弟的孝悌上，孝悌的基础建立后，再由“忠恕之道”作为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