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实证研究的经典文献

会计实证研究的经典文献作者：张长城等来源：《财会通讯》2007年第07期编者按：现代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不断创新会计研究方法。

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源自以Ball、Brown、Beaver、Jensen、Watts和Zimmerman等为代表一批年青学者，将弗里德曼所创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引入到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并相继在《会计研究杂志》、《会计评论》等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建树的实证会计理论文献，从而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会计学者开始运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了借鉴和学习西方会计研究方法，本刊特约请组织有关学者，对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并为学界所公认的主要经典实施会计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编译，自本期始于以连载，希望为读者了解早期西方实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线索与演进逻辑提供帮助，也籍以为推进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

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

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

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

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

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

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

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

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

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

《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

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

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发布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

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

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

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

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

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

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

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

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发布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

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

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

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

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

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

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发布--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

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

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

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

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

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

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

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

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

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

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

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

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

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

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

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

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

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

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发布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

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

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

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