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出走：《伤逝》与《倾城之恋》比较

不同的出走：《伤逝》与《倾城之恋》比较摘要：鲁迅的《伤逝》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涉及到女性的出走问题，但由于时代背景及作家创作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子君和白流苏所展现出来的出走又各具特色，本文试从几个方面的具体阐释，从而揭示出相同的出走背后隐含的不同意蕴。

关键词：出走《伤逝》《倾城之恋》
出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自1919年胡适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创作的《终身大事》后，便产生了文学中大量关于出走问题的研究，这些出走形象大都是以女性的身份体现出来，她们都是为了追求婚姻幸福而勇敢的走出原来的家庭，堪称现代文学巨匠的鲁迅和张爱玲的小说也不乏此种女性的存在。

鲁迅的《伤逝》创作于1925年五四退潮时，子君因为涓生的爱而勇敢的走出家庭，不顾世人的冷嘲热讽也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创作于1943年，虽然早已不是五四个人主义膨胀的历史时期，但是40年代的上海仍然充满着个人精神至上的理念，生活在传统文化笼罩下的白流苏，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是她有着和子君一样的追求，勇于追逐属于自己的幸福，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人后，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婚，也不会让自己委曲求全过活一辈子。

从小接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的她，真的面对对自己人生作出正确抉择时，便会毫不犹豫的抛开这一传统文化对其的束缚，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尽管在这条追寻的道路上历经坎坷，她们也都在所不惜。

在追求婚姻爱情的道路上，可以说子君和白流
苏志同道合，她们都是奔着结婚这一目的前行的，但是如果细细品来，便会发现子君和白流苏由于性格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她们在出走的过程中就展现的不同的方式和功效。

一、出走方式的不同
子君和白流苏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拥有一个家庭而出走，但是在相同的出走动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出走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子君是为了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勇敢的走出叔父的家庭，也就是走出娘家，子君的一句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1]打破了千百年来封建伦理纲常对于女性的压迫，所以子君要出走，她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可以不顾世俗的冷眼嘲讽，是爱情的力量给予她如此大的勇气。

而白流苏的出走相对于子君却是极为复杂的，白流苏先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种种恶习而勇敢的走出婆家回到娘家，这里可以看出她们两个的出走方式正好相反，而白流苏的走出婆家比着子君要背负更大的勇气与责任，白流苏作为一个贵族的离婚女儿，一个生活在四十年代中国的女人，居然有勇气选择离婚，离开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是个性极为坚强的女性无论如何是无法做到的，所以从这一方面的对比可以发现，子君和白流苏虽同为出走，但是出走的方式却截然相反。

这里面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时代新女性，大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为了爱而走出深受男权社会压制的娘家，正好迎合了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独特历史时期的使命。

五四的重要任务就是反封建、反传统，就是要把封建社会的各种陈腐的观念展示出
来，让我们看到然后加以批判，而文学中的人物的设定就隐含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成为一种符号的象征，子君的符号意义便是作为五四时期女性反抗男权压迫的代表，勇敢无畏的走出娘家的代表。

而生活在四十年代年代都市上海的白流苏，五四精神在白流苏这里早已销声匿迹，白流苏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闺秀，没有如涓生子君一般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而白流苏之所以有着和子君一样的出走动机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家庭婚姻生活，她仅仅是单纯的个人活动，不掺杂进去任何与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或许这也是她们二者出走背后显著的不同。

二、出走功效的不同
在分析二者出走功效不同之前，先来看一下子君和白流苏出走前的生活状况如何，因为这种出走前的生存状况会直接影响着她们出走的功效有何不同。

我们姑且可以用“在夹缝中的女性个体生存”来形容，而这种夹缝有多重因素施加而来。

子君的娘家是叔父所掌控的家庭，子君所生活的夹缝完全是由自身所处的娘家人一手造成的，所以子君才会为了爱走出这种夹缝生存状态的勇气。

但是通过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子君的出走大都是为了爱而不是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才有了出走的勇气，所以才导致他一旦和涓生同居之后马上就让涓生读遍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这种摆脱了娘家的生存夹缝是束缚，进而又走向另一个过渡依赖男性的生存夹缝之中。

而分析白流苏这一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就更为复杂，因为白流苏在出嫁之前的生存状态较之子君相对自由的多，起码她是大家闺秀
正大光明的出嫁，虽嫁到夫家，但是却有着娘家强大的后盾，只是在结了婚之后发现自己丈夫的种种缺陷，才选择离婚这一常人难以接受的价值判断，而娘家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理念使白流苏陷入孤独无助的生存夹缝之中，从这方面去分析我们便会看出，由于这一不同的生活状态才导致她们最终选择出走的功效的明显不同，《伤逝》中子君单单为了爱而出走，只能得到短暂的婚姻生活之后便走向死亡的悲剧，而白流苏却是在离婚后通过种种的努力和时代的成全（香港的沦陷）使她能够得到一张永远的饭票，实现自己最简单的梦想——结婚（虽然这也只是表面上的成功），她们之所以取得相差甚远的功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子君和白流苏性格的区别。

子君是深受涓生的影响，为了盲目的爱，可以舍弃一切，从而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理念，就是在对待男性时，女性一定要有所保留，一下子完全把自己交给了男性，只能让男性在短暂的时间内读遍了女性的身体和灵魂。

而白流苏则不同，她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婚姻的时，就倾尽自己的全部把它当作一场战争去对待，在白流苏这里，没有所谓的为了爱而不顾一切的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神话观念，她是把婚姻首先当成一场战争，只有谁得到最后的胜利，才有资格去享受它，所以白流苏成功了，虽然这成功的背后掺杂着社会政治原因，但是从最终出走的功效上来看，她才是最后的赢家。

三、不同出走的原因
子君和白流苏在相同的出走动机下出现不同的出走方式和功效除了自身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需要我们去
关注，首先作为男女两性性别不同的作家来说，由于自身性别身份的不同，对待爱情婚姻这个古老的话题时也就会展现出不同的写作姿态。

生活于五四时期的鲁迅对待爱情、女性问题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对爱情有很重要的作用，他笔下的子君是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而离开娘家的，但是显然鲁迅考虑的更多的不是子君怎样离开家门，而是“娜拉走后怎样”的结局，明显带有反思五四启蒙成败的色彩。

所以作为男性作家的鲁迅在对待婚姻爱情时考虑更多的是时代社
会因素，把婚姻生活放置在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思索。

而作为四十年代上海通俗文学女性代表的张爱玲，在对待爱情婚姻生活时更多的是通过自身作为女性的切身感受来展现的，写出女人仅仅作为女性的真实生命状态。

所以作为性别不同的男女作家这一方面来讲，鲁迅笔下的子君描绘的更多的是她对五四精神理解的片面性和过度的依赖男性从而失掉自我生命价值这一角度去考虑，所以最初盲目为了爱而出走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则是通过女性特有的生命感受去营造婚姻家庭生活，展现出女性在对待婚姻时所特有的机智与灵敏，所以白流苏从夫家出走到娘家，再有娘家出走追寻属于自己幸福生活时能够步步为营，最终走向表面的、暂时性的成功。

“小说认为以及对人物的描述都具有意识形态性。

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并通过作者对人物言行的描述，作者要给我们一个应该的价值取向的引导，或者说小说中人物是‘功能性’的，而且，越是转折的时代这种功能性
体现的就越是明显。

”[2]所以生活于五四个人主义膨胀时期的鲁迅自然有着和生活于四十年代都市上海的张爱玲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也是她们笔下两个不同出走形象的最大的不同。

鲁迅在经历过五四由高潮走向退潮的阶段后，在对待五四精神笼罩下的爱情观念后就显现出对于五四启蒙成败的反思特点，所以与张爱玲相比就更能体现出走品中不同的出走背后所隐含的意蕴了。

小结：
出走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有论者将出走问题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水浒模式，另一种是红楼模式。

水浒中有一百单八个出走的故事，他们从他们所认为的已经失去正义的宋王朝出走到似乎是可以逃离出这种秩序的梁山伯，并和大宋王朝进行斗争。

可当他们扛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走不出传统文化的怪圈。

他们用儒家反儒家最终只能是走向灭亡。

而红楼模式中贾宝玉有儒家走向佛家，到处流浪，现实对于自身的放逐，然而佛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不同的文化样态罢了。

”[3]所以可以看出出走问题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出走形象并不仅仅局限在女性身上，如何正确对待出走问题，将是中国文学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