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中国古代教育既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综合教育和实用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同中国文化发展表现出来的民族连续性一样，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连续性和共同性，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人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那就是中国古代教育。

一般地说，社会教育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决定的，而通过对人的培养，教育又对前三者起颇大的作用—使之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这种情况表现得相当典型：一定时期的教育状况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以至于科学的发展，而在另一些时期，教育状况则不利于甚至阻碍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状况有很大的差别，但正如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所罕见的民族连续性一样，中国古代教育也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和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正是中国古代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在教育上的投影。

一、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指的是政治和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致性。

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脱离政治、教育独立的思想。

“政教合一”的另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合一。

教育机构即为政府部门之一。

在古人关于教育的论述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特点，特别是它的前一层意思。

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圣人之治，藏于臣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韩非子》);“夫受绳墨者，无桓剖之木，染道训者，无邪辟之人。

饰治之述，莫良乎学”(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

可见无论儒法道杂各家都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即政治。

汉代起“独尊儒术”，而“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更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

由于把教育视为政治(治国之术甚至治国之本)，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教育，这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有关的最能表现出“政教合一”特点的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这样两个方面:
(l)官府教育
由于教育是治国之本，因此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历代统治者都要牢牢抓住不放。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不仅通过教育政策来控制教育，通过所设的教育管理机构来管理教育，而且还直接由政府办学校来进行教育。

这三点，尤其后两点，使中国古代教育成为政府的一项业务，我们称之为官府教育。

由于历代的具体情况不同，官府教育也有着不同的形式。

西周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的“用士养士制度”，秦代的“以吏为师”都是官府教育的早期形式。

到汉代，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设太学，开始了封建社会官立大学的教育活动，太学作为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官府机构，汉代太学发展很快，东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之多。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朝廷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地方官学得以确立和发展。

在汉代还形成了“宦学事师”制度，即招收一边做官一般学习“在职生”的制度。

汉代的太学、地方官学和宦学事师构成了当时教育的主体，它们都是直接的官府教育。

后世一直延用了汉代官府教育的这几种主要形式。

隋代在此基础上更
进一步设立了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和专门的教育长官，此举加强了官府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后世一直照此办理.隋唐以后，官立大学的规模儿经扩大，还创办了一些学科的专科学校，地方官学得到加强，一般地方官学学成者可进人官立大学学习，或直接参加选官考试(科举)。

各个业务部门的宦学事师也一直有所发展。

种种具体做法虽然各代有所不同，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这三方面的官学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末，表现出官府教育的特色。

充分表现出官府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在中国古代一律由君主以国家名义颁定，并通过未来选官考试时只按钦定教科书出题来控制学校必须以钦定教科书为教材。

最典型的教科书是“经”书，如《五经》，对此学校必须采用钦定的统一版本。

汉以后钦定作为教科书的经书的数量增加，由五到九，最后到《十三经》，元代后更连对经的注释也要统一颁定，不准学钦定以外的注释(通过考试出题控制而非“挟书令”)。

甚至专业性极强的专科学校也要采用钦定教科书。

如唐代设立算学(教学专科学校)、唐初，唐高宗诏令李淳风、梁述等人注释《算经十书》，“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旧唐书·李淳风传}))。

这一举措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的“私学”也纳人了教科书，从而使私学成为官府教育中与官学互为补充的学校。

二、官员教育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各级官员，这是“政教合一”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教育政策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教育)和人才选拔(选士)任用(任官)的各个环节的配合，尽量作到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和选拔任用人才的官制的统一。

如西周的学在官府的教育政策是适合于当时的官员世袭制的。

春秋战国私学勃兴，培养了大批的“士”，满足了各国对官员的需要。

秦代从吏中选拔官员，因而“以吏为师”的教育也是培养官员的教育。

汉代的太学生经考试合格，即可任为官员，太学即官学的教育成为直接的官员教育。

这种直接把教育制度和仕进制度结合起来的作法，在后代有所加强。

但能进人太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满足不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官员的需要，所以汉代还实行“察举制”选拔官员，不过察举的条件之一是有学问，而且还要经考试才能授官，因而被举者事先要受到相当的教育，这就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目的都是培养官员，而学生的出路也就是官员。

后世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由官私学中选拔官员，到隋唐起开设“科举制”—采取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拨官员，并且越来越严格，科举成为最正统的仕途。

教育则以科举为准绳进行。

受教育者经考试可以做官，而且主要官员要经考试进行选拔，这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创举。

科举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科举选官，使得科举考什么，教育就教什么，科举考试成了教育的指挥棒，政府更以科举控制教育，使做官成为教育以至教学的直接目标。

其二，使私学得到新的发展动力。

科举制度使“官员教育”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科举作为官员教育的直接目的左右了中国教育达1300多年。

官员教育的特点是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分不开的，它是官僚政治的直接产物，也是君权至上的一个反映:君王是通过教育来培养忠于自己的官员的。

三、伦理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是极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

伦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君王的官员。

一般地说，伦理教育包括这样两个环节。

(l)修身正己
修身正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第一要义。

孔子就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行。

”(((论语·子路》)儒家还把修身正己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连帝王也对修身正己极度重视，如武则天说过:“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臣轨下.慎密)))。

不仅如此，帝王的
修身正己还是对付灾异，使之向对人有利的方向转化的最佳方法:面对灾异“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

对修身正己的重视，必然导致对于学习、对于教育的重视，这更使修身正己被提到“人格”、“君子”的高度，这也必然使教育向伦理方向倾斜。

(2)忠孝仁义
忠君、孝父、重仁义，是人的道德伦理的标志，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修身正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作为中国古人的行为准则的“礼”的具体规定。

从西周“六艺”教育中的“礼乐”开始，忠孝仁义在教育中就占据了不可移易的地位。

古人认为:“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

父子之道得而国治。

”(《礼记·礼运)))忠孝仁义教育的出发点即所谓“三纲五常”，纲常的规定无非是礼的规定，即伦理教育的关键就是行为准则教育。

伦理教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古人的人格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教育培养形成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正道直行、崇尚气节等高贵品质。

中国古人重视情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具有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

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的人格。

古人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伟大人物史不绝书，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正气歌。

“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等已成为至今仍有巨大价值的精神文明财富。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得益于长期不懈的道德伦理教育。

从消积的方面来说，这种伦理教育，从尊卑名分即隶属关系和道德内省两个方面进行，从而扼杀了人的个性意识和自主精神。

首先是等级贵贱、等级名分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人一生下来就是他人或他的名分的从属物，没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独立的个人意识和思想自由了。

因此培的是一种“主奴根性”。

其次是道德至上的教育，严重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它否认个人的独立价值，把人作为道德工具，要人们经常内省自己的过错，把伦理内化为自己的义务，并要自重、慎言、慎行、不争、克己，以至于“灭人欲”来“存天理”，其结果是人不成其为人。

由于人性是难以泯灭的，是无法完全扼杀的，因此在伦理高压之下必然出现对伦理精神的反动，一是叛逆，二是伪君子。

前者将很快引起围剿而归于失败，后者却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后世的著名对联“满口讲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娟”指的就是这种伪君子。

这是伦理教育的一种特产。

伦理教育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古人讲善恶问题的甚多，讨论真伪问题甚少，因此往往疏于推理论证;重视个人修养，“日省吾身”成为中国古人知识价值观的永恒主题，它直接导致对外在世界认识的忽视，因此得到的知识不是对客观世界本质的反映，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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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具有伦理教育的特点，道德至上的观念有碍于人的全面发展。

但从教育内容、社会需要和教育实践来看，中国古代教育又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有利于人在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1)“六艺”教育
西周的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后世也一直把六艺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

直到清代，还有人提倡六艺教育。

六艺当然是以伦理教育为主的教育，“礼”是直接的伦理教育: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是政治的、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教育;“乐”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也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御”基本上是军事体育教育;“书数”则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

按今人的研究，六艺教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文武并重，诸育兼备，相成相济;二是知能兼求，把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

②因而，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

六艺教育对中国古代教育有重大的影响，由它开端的综合教育，或诸育兼备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的教育观念，进行综合教育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2)“经学”教育
“经学”从汉代起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经学指的是儒家经典及对它们的阐释、研究。

如前述，汉代起就把《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作为教育的标准教科书，后世对“经”代有增添，成为《十三经》，宋代又从中抽出一部分，构成所谓《四书五经》(((五经》见前，《四书》为《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章)、《论语》、《孟子)))，作为各类教育的(钦定)标准教科书一直延用到清末。

经学本身，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因而经学教育包括后世看来属于许多学科的内容。

经书都产生于学科尚未分化之际，此时，各门学科都包含在一般的知识之中。

例如，经书就含有当时的许多科学知识《春秋》中对日食、流星、彗星等作了相当详细而准确的记载，为现代天文学家提供了历史天象纪录;《周礼》指出对流行病的注意事项及治疗方法，记载了许多农业生产及计时的知识;后收人《周礼》的《考工记》则记载了六类30个工种的工具的生产过程，其中涉及到多门科学知识。

经书中的人文知识更是一条主线。

所以经学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

中国古人学习经学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这更加强了经学教育的综合性。

首先，经学家们把经学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去，这就把各种应用领域综合起来。

其次，为了达到“致用”的目的，某些通经的儒者往往改变原来的经义，使之更有利于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伪造对自己有利的“经典”。

③这种伪造和改变往往要加上当时新出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以表明自己的经义或经文正确。

这种情况在经学研究中极为常见，它使各个领域的新知识随时得以综合起来。

应用领域和新知识的综合进一步促进了教学的综合，当时的教师—大儒经师，即经学教育家无不是通才，他们也是经学教育的结果，可见这种综合教育具有通才教育的某些特点。

(3)社会需要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综合教育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由于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家国同构、君权至上，而且政府要组织社会的生产生活，从而组织社会生产生活是政府官员的职责，政府的官员必须具有胜任此职责的能力。

于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要培养具有社会生产、生活、经济政治管理能力的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君权至上，由于采用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官员的流动是必然的，不仅读书人可以化为官员，而且官员也要不断地变换职务。

这种变换的随机性很大，凡是官员都要接受这种不断调动的挑战。

如两晋经学大师杜预曾任尚书郎、相府参军、镇西长史、河南尹、度支尚书、征南大将军等职。

各种不同的官职可能需要极不相同的知识。

因此，为适应官制的这种情况所进行的教育必然是一种通才式的综合教育，以便向学生提供作任何官员都必须的最基
本的知识。

即从官员需要这一点看，主要教育内容也必须是综合的。

综合教育适应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需要，因而两千多年间的教育虽时有分科，有时甚至有较细致的分科，但其综合性的要求，却是一以贯之的。

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看，这种综合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五、实用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官员的，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实用性质。

所谓实用是指教育具有指向直接功利的特点。

从教学内容的安排来看，实用很明显，做官需要什么—注意，不是客观地认识到任某官需要某种知识，而是选拔官员的考试需要什么，教学内容就安排什么。

在科举考试成为定制的唐代以后，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其时，在相当程度上，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从教学要求来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前述“通经致用”。

致什么用?最主要的就是前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而为实现“修齐治平”的目标，最佳方式就是去做官，于是又归结为教育的出发点—培养官员。

实用教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仅以对中国古代科学影响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实用教育使与国计民生、社会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被纳人教育内容，例如天、算、农、医各科。

实用教育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世界上最早开设了有关科学学科的专科学校。

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其次，实用教育的“实用”思想本身对科学的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使一些“有用”的科学得以普及和进一步发展。

再次，实用教育是使中国古代科学多表述为实用性体系的原因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与实际密切联系，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不过在实用教育之下，一方面，使那些与人的实践稍远的科学无法发展，另一方面，又是科学理论的发展不受重视，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中确实也缺乏按严格逻辑要求建构起来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