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品》质疑之举例五种—— 附：评陈延杰《诗品注》中所选曹植之诗

有关《诗品》质疑之举例五种——附：评陈延杰《诗品注》中所选曹植之诗
摘要：锺嵘《诗品》在中国文学批评
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
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本文主要依据陈延杰《诗品注》[1]，对锺嵘《诗品》提出疑义，
并依据锺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评价，兼
评陈延杰先生在注中所选录的曹植的诗歌。

关键词：锺嵘《诗品》；质疑之举例；《陈注》中曹植诗之评价
导言
锺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
本典籍之一。

历来被认为乃千古论诗之祖。

沈德潜云：“诗家品炙，始于钟嵘。

”。

章
学诚亦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
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内篇卷五《诗话》)。

确然，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批评
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在我国文学批评史
上有着重要影响。

历代对《诗品》的研究之
着作也是层出不穷。

在众多的着作之中，对《诗品》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多有指出。

如，明人胡应麟言：“《诗品》云：‘故知陈思魏邦之杰，公干、仲宣为辅。

士横晋室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康乐宋代之雄，颜延年为辅。

’亦颇得之。

然公干、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阳非太冲比，延之非明远比，错综诸集，参伍群言，锺所剖裁，似难佥允。

”其中，尤其是在对于诗人的品第问题上争论不休。

如，清人王士禛言：“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

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

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

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陈延杰先生亦言：“余少时抗意汉、魏、六朝诗，读此深喜之，故沉研颇有年，惟觉曹瞒之悲壮，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

”笔者以为，锺嵘在品评诗歌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这似乎是前人所忽视的，笔者将于此文指出。

同时再谈前人所颇为关注的有关品第、源流等问题。

于文章之末，根据锺记室对陈思王曹植诗之评价，
兼评《陈注》中所选录的曹植的诗歌是否符合锺氏之评。

质疑之举例
品评有偏见，抹杀两汉南朝之乐府民歌
纵观《诗品》全文，似乎丝毫没有提及这一时代的乐府民歌。

锺嵘在品评之中，将诗歌分为源于《国风》、源于《楚辞》和源于小雅三派。

张伯伟先生在《钟嵘〈诗品〉研究》一书中，曾对其作过分析，列出各派支脉。

通过这一分析，更加清楚地看出，在《诗品》一文中，所涉及的乐府仅有文人乐府，而完全抹杀民间乐府，私以为不可取也。

今就乐府之地位及影响而浅述之。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
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

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

……匹夫庶妇，讴吟士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

是以师旷觇于盛衰，季札监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按：以乐府诗歌而观天下之兴衰，可见其价值。

要能观天下之兴衰，此处之乐府当为民间乐府。

又曰：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

按：汉武帝至南朝锺嵘所处的时代，乐府年代已久。

愈不可忽视。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
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矣。

按：此亦言乐府之地位也。

要能观风俗，觇盛衰兴废，当以民歌为重。

着名文史学家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0]一书的引言中说：
自来皆误认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也。

如三言、五言、杂言出于汉，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绝出于南朝，殆无一不渊源乐府。

又在再版《后记》中说：
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
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

萧先生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是文学史之源。

而且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将长期被颠倒的源流颠倒回来，并得出“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决无乐府反蹈袭文人”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同时，我们考察历代众多诗话，如冯班《钝吟杂录》[11]、谢榛《四溟诗话》[12]等均有关于民间乐府的评论[13]。

综合可知，两汉及南朝之乐府民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锺嵘竟然存在这样的偏见。

源流有差错，品第似不公
对于锺嵘《诗品》中有关源流品第的问题，前人多有异议。

而尤其不满锺嵘对陶潜和曹操的评价，认为有失偏颇。

《诗品》中品“宋征士陶潜”条曰：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世叹其质直。

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
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按：此处言陶潜“其源出于应璩”。

根据《诗品》中“魏侍中应璩”[14]条言：“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笔者考察陶潜之诗，难见其“善为古语”、“得诗人激刺之旨”、“华靡可讽味焉”等特点。

锺氏又言“又协左思风力”，考察《诗品》中“晋记室左思”条言：“其源出于公干。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

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此处锺嵘亦强调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曾不知锺氏此评，应从何说起。

经查阅，多有前人就对其加以指责。

如，宋人叶梦得言：“……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

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所据。

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

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
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

’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刺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

盖嵘之陋也。

”又明人胡应麟言：“善乎钟氏之评元亮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

而以源出于应璩，则亦非也。

”
同时，可以看到，陶渊明是被列为中品的。

[16]这也许是因为陶渊明的诗歌造诣在当
时尚未被发掘出来。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锺嵘对他的评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谓很高了。

然而，却依然将其列为中品，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说不通的。

对此，前人亦多加以指正。

如，清人王士禛言：“中品之陶潜，宜在上品”。

沈德潜言：“陶公亦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旷世独立。

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再如，方东树言：“……钟嵘乃谓陶公出于应璩，又处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
宜乎叶石林之辟之也”。

再来看看锺氏对曹操的评价。

《诗品》下品“魏武帝”条曰：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20]
我们以为，锺嵘对曹操的评价比较合理。

但置其于下品，有失偏颇，难免会遭来非议。

如明人王世贞言：“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

”又如，清人王士禛言：“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

笔者以为，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鹰扬於河朔，伟长擅名於青土，公干振藻於海隅，德琏发迹於此魏，足下高视於上京。

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吾王於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在建安年间前后归附曹操的。

其余如女诗人蔡文姬、诗人繁钦等，
也都为曹操所用。

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使他们与曹氏父子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对当时文坛诗风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那么，这样说来，把曹公置于下品，理由应该是不充分的。

或许在锺嵘看来，曹操的“甚有悲凉之句”的诗风，与当时时代的文学潮流不相类，故将其置于下品。

但这样，无疑就纯粹掩埋了曹公的巨大贡献。

此外，《诗品》之中，在指出某人之诗
出于某人时，还存在着明显错误。

如说“仗清刚之气”[23]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
质羸”[24]的王粲。

至于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等，我们也很难从中找到有力证据。

品评形式化，只重词彩而鲜涉及诗之内容及诗人之思想
锺嵘论诗，一方面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但同时又受到南朝某些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

他品评诗歌时，从来都将词彩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的思想成就。

在前一个问题中，我们谈论了曹操的品第。

这就是一个明显反映锺嵘品评诗歌只重符合自己所列
辞采标准即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而没有注意到曹公诗歌的深刻内涵的事例。

锺嵘一味强调词彩的重要性，在此种批评理论的引导下，他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了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

所以，锺嵘品评诗歌时，一般有摘其诗中富艳之句，而大加赞赏之弊。

这种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
的倾向，但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之风。

后代多数论诗之作，都是以《诗品》为“祖”的，当然会继承他的一些品评方法，以至于后来的有些着作在品评之中，不能全面把握诗人的内心思想和诗歌的主题、甚至歪曲主题，仅凭其中的个别富艳之句而论之，实则有以偏概全之弊。

而这种论诗品评之法，实则仅是论诗句，而非论诗篇。

长期如此品评诗歌，句与篇几乎成分离之势。

品评绝对化，坚决反对诗“用事”
《诗品·序》曰：
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按：锺嵘认为，诗歌当以兴趣为胜，是作者“即是即目”，“皆由直寻”而得。

坚决反对那些“补假”之语。

陈延杰先生在《注》中说：“锺意盖谓诗重在兴趣，直由作者得之于内，而不贵用事。

此在诗中叙事写景则然耳。

若夫抒情，则非借古人成语，不足以写其胸臆。

观张、潘、左、陆、陶、谢、颜、鲍诸家诗，皆出经史，岂非明验哉。

”
当然，我们认为，陈先生说以上诸家诗“皆出经史”，是有些不准确的，但这一段话亦可谓一语中的。

对于写景或是叙事，“直寻”当然为妙。

但对于书写胸臆，实有不便，不如“用事”来得直接而又含蓄，并且富有文化底蕴，更能激发读者去挖掘诗人的内心世界，咀嚼诗歌中的精华。

这于诗人
于读者都是有益的，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锺嵘所列举的几个
“皆由直寻”的“古今胜语”：“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
首”[25]；“明月照积雪”。

不难看出，在锺嵘所列举的几个他认为“古今胜语”的
诗句中，除“思君如流水”一句有抒发心中思念之情意之外，其余几句，或是仅仅写景，或是单纯叙事。

我们以为，锺嵘坚决反对诗歌“用事”，是有绝对化之弊的。

且不论后代“用事”之诗歌是如何地出名和受人欣赏，单单就他所援引的诗句，就不能作为他批评诗歌“用事”的绝对证据。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曰：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引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按：此言“用事”之功，在于“据事以引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可见，“用事”并非无益于诗文本身。

又曰：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才自内发，学以外成。

……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
可以看到，在刘勰眼里，他并不反对“用事”，只是强调要用得恰当，“贵约”、“务精”，而且这些只能为文章得“辅佐”，不可泛滥。

文章当在“本性”，“才自内发”。

只有“主佐合德”，方出妙文。

当然，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以论文为主，而《诗品》则是专门论诗，这其中或多或少有一定区别。

但锺嵘对“用事”的态度没有刘勰来得全面一些。

在宋人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一书中，几乎包含以前朝代诗人关于“用事”的议论。

经过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坚决反对诗歌“用事”的仅有《诗品》[26]。

这样，难免显得锺嵘品评诗歌的绝对化。

因噎废食批四声八韵
《宋书·谢灵运传》[27]曰：
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
舛……五色相宣，八音相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扬宜……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合于理，匪由思至……
按：此处沈约提出文章应合乎音韵之说，且强调只有“妙达此旨”，而“始可言文”。

《诗品·序》曰：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

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备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

帷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

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
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

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

襞积细微，专相陵架。

故使文多拘忌，
伤其真美。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按：此处锺嵘可谓是深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韵”，嘲讽其“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可谓文之低俗者也，攻击他们所提出的标准连自己都难以做到。

[28]
《文心雕龙·声律》曰：
夫声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

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

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

……
按：刘勰认为，声律始于“人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前人因其而制乐。

故而文章当须有声律。

可见，刘氏是积极倡导文章“用韵”的。

不仅如此，刘勰还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下文中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当然，我们再次声明，刘勰更加注重文章，而锺嵘全是论诗。

有这样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诗可以理解的。

而文学发展的事实证
明，四声的发现以及它所带来的“永明体”，使世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使具有积极意义的。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永明体”，更就没有后来的唐诗。

正是因为有了声律的发现以及当时文人对声律的
追求与审美，才奠定了唐诗的格局。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其消极的一面。

但总的来说，对声律的追求当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艺苑卮言》曰：
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

唐人用之，遂足千古。

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这里，明人王世贞认为沈约所倡导的声韵问题，虽对后代的律诗产生巨大影响，但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约“自失之”。

当然，我们在这里批评锺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不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它的巨大文学史影响，因为他毕竟也是
凡人。

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

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当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

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结论
文章有关《诗品》内容的质疑，仅仅是笔者拙见。

但笔者以为，在锺嵘的品评之中，确实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见或是评论的绝对
化和形式化。

就拿民间乐府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品评诗歌当不可绕过她。

笔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让诸位不要忽视两汉南北朝的优秀的民间乐府诗歌。

至于锺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关“用事”、“用韵”等绝对化的评价，以及有关诗人品第问题的再探，实为续貂之作。

笔者以为，虽然《诗品》自开始流传以来，有誉也有毁，即便直到今天，
仍然有一些人对其提出疑义，但是，瑕不掩瑜，《诗品》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历代诗论之祖。

评《陈注》所选录的曹植之诗
这里，笔者将结合锺嵘《诗品》之中对陈思王曹植诗歌的评价，简要地对《陈注》中所录曹植之诗予以评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清楚陈先生所录的曹诗是否符合锺氏
之评。

经笔者检索，陈注中共选曹诗十余首。

其中包括了《公宴诗》、《送应氏》、《七哀诗》、《箜篌引》、《赠白马王彪》、《赠王粲》以及《杂诗》六首。

在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锺嵘对曹植诗的评价。

《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条曰：
其源出于《国风》。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可以看出，锺嵘对曹植的评价是极其高的。

尤其说他“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论之备矣。

何焯谓子建诗云：“缱绻有风人之旨”，同时又认为“小雅嗣音”。

《陈注》中还引用了清人刘熙载语：“子建隐有‘仁义指认其言蔼如’之意，锺氏为人伦周、孔，可谓知言。

”陈延杰先生说：“盖子建诗学国风，而有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矣。

”当然，在锺嵘的眼里，曹子建无疑是当时诗人之中成就极高的一位。

结合锺嵘之评，来看看陈延杰先生所选录的诗歌是否与之符合。

首先，我们得承认，《杂诗》六首是完全符合锺氏之评的，《序》中所引的“高台多悲风”即是起句。

笔者以为，这六首诗，真正体现了子建“骨气”、“情兼雅怨”、“词彩华茂”等特征。

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何意回飙攀，吹我入云中”、“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等，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

由此说
来，选录这六首诗是符合锺嵘评价的。

再来看看《赠白马王彪》。

历来对该诗
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29]中说：“子建《赠白马王诗》，体
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

元美极称之，谓‘悲惋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

何焯在《义门读书记》[30]中评论该诗“小雅嗣
音”[31]，盖其“情兼雅怨”。

近人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32]中说：“曹子建诗工于发端。

诗情不够，只能工于发端。

《赠白
马王彪》诗情足够，故不露竭蹶之势。

《赠
白马王彪》好在不工于发端。

‘谒帝承明庐’数句如旅行纪程，不是诗，但是诗，徐徐写来，力气不尽。

此篇虽不工于发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

”这种种评论表明：《陈注》选录该诗是极有理由的。

至于《送应氏诗》二首，“骨力甚健，与后来孙许不同”[33]；《七哀诗》，“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穷也”[34]；《赠王粲》，“缱绻得风人之旨”[35]。

由此说来，这几首诗被入选，是应该的。

我们同意
陈延杰先生的观点。

我们以为，《箜篌引》一诗，多忧叹生
命之辞，实则“怨”滥于“雅”，虽说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称“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且该诗亦非“词彩华茂”。

可以看看其中的诗句：“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

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实难以从中看出锺氏之评。

后文：“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

”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叹，那是对人生短促的嗟怨。

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雅”实则是难以寻觅。

再看看入选的《公宴诗》。

何义门评曰：“何等兴象”[36]。

该诗写的是宴会，“兴”当然不足为奇。

“词彩华茂”，亦是当之无愧，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然而，我们以为，锺嵘时期的诗风，对“词彩”的要求都很严，正如他在《序》中所强调的诗歌的做法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诗的表层，即词彩。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诗歌多是“词彩华茂”的。

那么，为什么
单单曹植的成就被认为如此大，诗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曹植的品第当不是由其“词彩”来决定的，而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使得他“卓尔不群”、“粲溢今古”的。

然而，我们从这首宴会诗中，几乎很难读到“情兼雅怨”的东西，甚至也难感受到奇高的“骨气”。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作为有利于理解锺嵘对曹子建评价的参考材料，陈延杰先生选录《箜篌引》和《公宴诗》，不是很妥当的。

笔者认为，虽然《陈注》中在选录曹植之诗作为参考资料时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总归是瑕不掩瑜，该着作仍然是研究《诗品》的必读，对《诗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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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刘勰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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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1995年
梁·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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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宋·叶少蕴着《石林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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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贞着《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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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萧涤非着《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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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