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娱乐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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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娱乐化的论文
放眼今天的中国媒体,伴随着都市报的兴盛繁荣和以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为代表的一批新闻栏目的产生,新闻娱乐化现象已初露端倪。
所谓新闻娱乐化,不同于单纯的娱乐新闻。
前者是新闻业自身的走向,通过不同视角、不同表现手法给受众带来崭新的审美体验,而后者是作为新闻在题材上的一个内部分类而存在的,与其相对应的是财经新闻、体育新闻等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的娱乐化走向也包含着娱乐新闻的变革。
那么
新闻为什么要娱乐化
首先,新闻娱乐化的产生有其理论根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大众传播有四大功能,即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和调节身心。
以往对新闻的认识更多的是与监测环境和协调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我国的表现是强调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媒体以党和人民的喉舌自居。
调节身心也即娱乐休闲功能被认为是文艺的领地。
然而事实上传播功能的相对性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信息内容在发挥一种主功能的同时有可能附带发挥几种次要功能。
也就是说新闻的几种功能是不冲突的,甚至是水乳交融的。
举例而言,有一幅取名为《流动的生命线》的获奖新闻照片,照片上是一起车祸发生后,肇事者和躺在地上的两个受害者在同一时间拿出手机联络外界,这幅照片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仅是一起车祸的发生那么简单,受众还可以从中感受到科技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便捷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与此同时照片上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人有忍俊不禁的感受,从而产生一种愉悦感。
这就把传播的几种功能交叉在一起,很难说哪一种更为重要或突出。
既然传播功能的相对性告诉我们娱乐与新闻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确立新闻有娱乐化的可能,这种可能首先来源于现实的调查。
早在1992年山东省在进行受众调查时发现,电视观众的收视目的主要有四项,即娱乐消遣,了解国内外时事,增长见闻,了解方针政策。
其中“经常”和“总是”以娱乐消遣为目的观众明显高出其它各项,这表明观众的收视目的趋于一致。
选择娱乐消遣节目“感兴趣”和“很感兴趣”的观众合计达71。
2%,仅有1%的观众对此不感兴趣。
这同观众收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的结论是一致的。
新闻作为电视台的重要节目资源,其娱乐化的趋势是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直接受到市场化的驱使,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方宏进在北京广播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电视是拍给广告商看的。
这句话多少有些极端,但是不无道理。
消费时代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生存不再单纯地靠受众的单方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拨款,市场的介入必然要改变它的运作,媒体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眼球的争夺战,节目好看了才能吸引来观众,才能进一步吸引来愿意投资的广告商媒体,才能存在和发展壮大。
以新闻娱
乐化走向十分明显的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为例,这个节目在2000年、2001年的全国广告招商及媒介推广会上分别拍卖出了1888万和4888万的广告天价,竞争之烈,人气之旺,令人咋舌,也充分证明了消费时代公众对媒体的支配力量。
一言以蔽之,新闻娱乐化就是要让新闻好看。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媒介的风云变革中国的媒体对新闻的定位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通过调查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心理需求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解气阶段,原因是文革过后人们的心理需要释放压抑;从1989年至1992年之间是解闷阶段,这一时期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心里彷徨、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正面释放,所以“只谈风月,莫谈国是”,从而出现了报刊的周末版大潮;1992年以后是解惑阶段,市场经济的来临带给人们极大的心理冲击,人们需要信息,解答疑惑,所以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了一批以深度报道见长的栏目,如《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等。
时针指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众传媒的定位更加多元化。
由于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深入,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在所难免,媒体作为公众的“出气筒”这一功能继续存在;而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信息的渴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媒体所担当的解惑的功能也得以加强;除此而外,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精神消费的追求也愈来愈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大众媒体的娱乐功能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新闻娱乐化的趋势水到渠成。
于是诞生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第七日》,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等等,由此引发的问题是——
新闻如何娱乐化
新闻如何娱乐化,牵涉到新闻自身的定位和一些具体的表现手法,这里以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作为个案进行分析。
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始创于己于1983年,但真正引起各界关注的是在1999年11月2日改版以后,这其间晚间新闻的总制片潘礼平将栏目定位为“五性”,既新闻性、社会性、贴近性、趣味性和服务性。
这“五性”最后又必须通过可看性得以释放。
从栏目的定位来看其娱乐化的倾向昭然若揭。
再从目前晚间新闻的报道内容来看,多的是社会新闻,与受众的生活十分密切,少的是以往新闻节目中常见的会议新闻、领导新闻等政治新闻,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镜子原理”。
所谓镜子原理,就是说人都喜欢通过镜子来看自己,电视和都市报能吸引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受众提供了一面可以看自己的镜子。
与此同时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公众认为媒体是高高在上的,与自己相距甚远,直到1992年《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开办,将镜头第一次对准了普通的老百姓,中国的大众媒体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
是以人为本的传播观,即关注人与人之间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系列复杂长期和多维的传播关系。
《晚间新闻》在这一点上体现明显,它所关注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都与普通人有关,即便是采访大人物,也是从人物身上的普通品质入手。
于是观众从电视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他们中既有辍学在家的山里孩子,也有呕心沥血的乡村教师;既有见义勇为的“的哥”,也有丧尽天良的家庭暴力犯;既有身怀绝技的光棍汉,也有出门在外的打工仔。
晚间新闻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新闻价值,体现人文关怀,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可以说人文性、贴近性是晚间新闻好看的首要原因。
除了栏目自身定位上体现了人文性,晚间新闻在表现手法上也别具匠心。
内容与形式向来是不可分割的,好比一道佳肴,既需上好的选料,也需要恰到好处的烹调方式。
晚间新闻表现手法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新闻叙述情节化、细节化,不受传统的五个W模式的束缚,纯粹以故事吸引人,继而模糊了地域界限。
这一点与美国著名电视人丹拉瑟的瞬间说是一致的。
拉瑟认为电视新闻需要瞬间,一条电视新闻至少应该有两到三个瞬间。
所谓的瞬间,拉瑟解释说就是让电视观众看到新闻事件的同时,能感觉到它,嗅到它,知道它。
这些瞬间可以表现为人物悲哀的泪水、愤怒的拳头、欢乐的尖叫等画面。
以曾引起全国影响的报道《张老师,你好》为例,报道讲述了一个曾被评为全国劳模的山村女教师多年把自己微薄的积蓄用于山村小学的建设,而等到自己身患重病需五六万元才能治愈时,她已身无分文。
记者在表现这一事件时仅用了几个镜头,首先是记者走进病房一眼发现张老师正把她那仅剩下的38.6元钱摊在床上,那神色令人心酸;其次是那个装衣服的塑料袋竟是一个装猪饲料的袋子,还有唯一的营养品是一瓶桔子罐头。
这几个镜头突显了事实的本质将张老师的艰难处境真实地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了观众的同情心,以至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观众汇款支援,十几天后张老师的6万多元医疗费就齐了。
以情动人,以细节使人信服,正是晚间新闻的成功之处。
《晚间新闻》的另一个成功之处表现在语言的特色上。
这种特色表现为打破以往媒介视听语言的一本正经,追求幽默、平实、生动,乃至怪异。
熟悉《晚间新闻》的观众会发现每天节目的导语和结束语都不一样,比如“大家好,估计大家已经做了准备,订好了计划,开始舒舒服服休长假。
”“恭喜恭喜,恭喜小朋友过六一。
”“今天给大家说点好听的。
”“明天这个时候等着李锐”。
这种唠家常式的语言风格,剔除了形式上的客套和疏离感,观众感觉如沐春风,接触信息也更为直接。
除了导语风格与众不同,《晚间新闻》同样注重突显记者的价值,在每一条新闻的结尾处加上一两句从记者立场出发的点评,人情味十足,诸如“晚间新闻记者某某号召大家……”“晚间新闻记者某某想跟大家说……”之类的结束语
已经突破了以往的套路,甚至有些违反新闻学所强调的客观原则,但是收到的效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好,记者不再是屏幕下角冷冰冰的几个字,而是每天与观众息息相通的、令人信赖的信息采集者。
正如湖南台的领导同志所提示的那样:晚间新闻就相当于晚报,要让人喜闻乐。
晚间新闻的成功与它的晚报风格有很大的渊源,具体体现在新闻题目的制作上,不仅韵味十足,而且朗朗上口,浅显易懂,比如《美丽的桃花源,鸡犬能升天》《张艺谋要求演员一个都不能真,希望观众一个都不能少》《为了钱包鼓鼓的,车厢塞得满满的,这次摔的重重的》,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从中已经看不到新闻写作学以往强调的主次之分、虚实相应的原则,有的只是注重观众的感受,娱乐效应极佳。
《晚间新闻》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两位主持人,他们的作用不可忽视。
如果将栏目本身比喻成一道菜,幕后的编辑记者是这道菜的厨师,主持人就是端菜的服务员,他们的表现同样为节目增光添彩。
男主持李锐时不时做出的小动作,让看惯了正襟危坐的新闻播报方式的观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亦庄亦谐的主持风格;而女主持张丹丹在感情的把握上堪称一绝,往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表现,在播报某某乡村民违法砍树的新闻时,张丹丹是这么说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乱砍乱伐可不行。
”一则原本很沉重的新闻经张丹丹这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观众听起来也舒服。
实际上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作用向来不可忽视,国外一些著名的新闻主持人往往是节目灵魂,有的更是具有生杀予夺的决策权,比如《六十分钟》的主持人克朗凯特、丹拉瑟等人。
在电视市场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将栏目主持人明星化,从而吸引住受众,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运作模式。
晚间新闻的娱乐化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它借鉴了其它领域的表现手法,首创了MTV式的新闻。
这种MTV式的新闻被制片人潘礼平称之为“加演片”,“它无需解说,完全原汁原味,配上画龙点睛的字幕,既传递了新闻信息又避免了用解说影响现场声音的负作用,有的加演片玩了一些花样,配了好听的音乐,简直象一个电视文艺小品,是新闻性与文艺性嫁接的早期试验。
”这种试验引来好评如潮,以至于晚间新闻形成了“情到高潮处,必有音乐起”的创作规律。
1999年8月2号至4号推出的六集连续报道《叔叔的期望》,就是因为这种MTV式手法的运用获得当年度的湖南省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
此外,《晚间新闻》借鉴了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段,使用慢镜、回放等手法,极尽“煽情”之能事,充分发挥了视听语言的长处。
总结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的娱乐化走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走“边缘新闻”路线,以社会新闻为主,注重细节化、情节化、故事化,加大人文关怀力度,视角新颖独特。
第二,语言风格平实,力求生动幽默,打破传统框框的束缚,以亲民姿态导入,尽大众传媒本色。
第三,将栏目人格化,实行主持人明星化策略,由播新闻过渡到说新闻,进而“戏说”,不再板起面孔说话。
第四,多种手法杂交,融合新闻的客观性与文艺的主观性于一炉,探索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不落俗套。
应该说湘视《晚间新闻》在探索新闻娱乐化的路线上确有成功之处,但并不是新闻娱乐化的唯一方式,在它之前有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初露锋芒,同期的有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第七日》,都是以贴近受众、视角独特而著称。
而且《晚间新闻》在一些做法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让主持人唱歌,脱离新闻范畴,变新闻报道为单纯的风景片,如对山西王家大院的报道。
而且新闻娱乐化并非要一味的软,一些题材大、意义深厚的硬新闻也同样会令观众兴奋不已,关键是能否抓住合适的角度,采用恰当的表现手法,比如现场感强烈的突发事件,画面清晰的战争场面,难得一见的偷拍新闻都是新闻娱乐化的好素材。
举例而言,北京电视台在1996年获得中国电视新闻奖短消息一等奖的《一行人横穿马路被撞身亡》,内容是京通高速公路上,两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弃天桥不走,横穿高速公路,结果其中一人被当场撞死。
该场景刚好被北京电视台记者抓拍到,那人被汽车撞飞弹到地上的画面经慢放特技处理,尤为触目惊心。
这种活生生的事实带给观众的震撼,要远远超出任何言辞上的说教。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
新闻娱乐化应该如何定位
新闻娱乐化现象甫一出现,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人为此高兴,有人为此忧心。
忧心者考虑的是新闻一旦走娱乐化路线会不会与文艺混为一体,最终丧失自身的立场。
面对一些媒体软新闻比重加大,娱乐新闻地位急速上升,新闻视角出现肤浅化、庸俗化,新闻的舆论功能、宣传功能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损害,其权威性、严肃性也遭到削减,应当说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切与消费时代媒体过分追求眼球经济,最终丧失自身立场,导致新闻庸俗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新闻庸俗化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也不是现代人首创,早在廉价报纸诞生初期的美国就已出现。
1833年创办在纽约的《太阳报》曾凭借报道“低级、庸俗、耸人听闻的东西,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任意编造”而站稳脚跟。
到了近代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业大战,更是将新闻庸俗化推向了极致,由此引发的报道方式被斥之为“黄色新闻”。
回首新闻庸俗化的诞生过程会发现,黄色新闻的诞生大多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
新闻庸俗化往往出现在由政党报刊向大众报刊转化过程中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
前者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以便站稳脚跟,后者是恶性竞争的结果。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出现一些庸俗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由于我国对媒体的控制仍旧严格,并没有出现因竞争而过分庸俗化的现象。
但是一些打着娱乐化的幌子行庸俗化之实的行为已浮处水面,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是对名人隐私的热衷。
发生在2000年的某歌星被刺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作为中国大陆知名度较高的歌手遭到歹徒行凶,这事件本身应该是严肃而沉重的,但是不少新闻媒体借机大肆渲染被刺内幕,甚至不惜造谣中伤,将矛头对准了该歌星的性取向,进而大炒特炒,上演了一出闹剧。
一时间对歌星本人隐私的关注反而超过了对行凶者应有的谴责,媒介的导向发生严重偏差,失去了大众传媒应有的正义感,滑入庸俗化的深渊,脱离了新闻的本质,更不能称之为新闻娱乐化。
在港台方面这方面的例子不乏少数,其教训也是沉痛的。
有的甚至已经干涉到社会正义能否得到声张,社会公德能否得到认同。
远的有前几年的白小燕事件,近的有璩美凤事件。
1997年4月,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的17岁女儿白晓燕遭犯罪集团绑架,勒索500万美元。
军警几乎总动员来侦办,但围捕不果,凶徒撕票,将白晓燕铁锤殴毙弃于荒山。
而近百家新闻媒体集中人力、资源,日以继夜密集追踪报道这起绑架撕票案,也凸显了台湾社会的荒谬。
接到绑匪电话的白冰冰出门交赎金。
但由于路上有两家电视台的车子跟着,绑匪一直没有露面。
警方驱赶其中一个记者时,他竟然说:“他们不撤,我们也不撤!”一份杂志封面报道:“白冰冰重演7年恶梦,茶饭不思捶心肝168小时”,致使警方花钱四处收购这份杂志,希望不要惊动绑匪。
其后与绑匪的约定因白家门口挤满了采访车,均未成交。
4月26日,警方公布案情,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媒体像解禁的囚犯,疯狂的、巨细无遗地报道了追踪多日的内情,刊登了警方十多天来录下的绑匪电话通话过程,显示台湾媒体“全程监控”这起绑票案。
28日晚,才找到了白晓燕的尸体。
而嫌凶也因窃听到警方的搜捕电话,闻风而逃,直至1997年11月才逮捕归案。
对此,有人指责台湾新闻媒介害了白晓燕。
如此看来新闻娱乐化好比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偏离正常轨道,滑向庸俗化的渊薮,大众媒体堕落为公众偷窥隐私的工具。
反观大陆目前几家打着娱乐化大旗的媒体,虽然也以社会新闻、市民新闻为主,但是仍能不落庸俗化的窠臼,这与栏目本身的把关人作用行使的到位有很大关系。
作为大众的娱乐工具也好,信息来源也好,媒体都不能忘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
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诉讼案让我们看到了这方面典范。
嘉娜温特被称为澳大利亚的瑰宝级电视新闻明星,她主持的时事新闻类节目素以尖锐泼辣著称,节目受到数百万观众的赞赏,但是她已从荧屏上消失很长时间了,原因是嘉娜与雇佣她的电视台发生了矛盾。
她原先工作的7号电视台的节目制片为追求高收视率而播出的一些猎奇性新闻,如囚犯在监狱中吃狗食,商店雇佣无上装售货员等等,受到嘉娜的强烈抵制,嘉娜指出:“我发现时事节目已经几乎变成娱乐节目了,我认为这是消费至上在作祟。
”为此她离开了7号电视台,投奔9号电视台,结果是同样的原因令嘉娜大失所望,一纸诉状将电视台告
上法庭。
嘉娜表示她将不惜一切代价为捍卫新闻主持人的权益抗争到底,此案至今没有结果,但是作为此案主角的嘉娜身上所表现出的风骨却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学习的。
综上所述,新闻娱乐化不意味着媒介可以放弃把关人的立场,让庸俗放任自流,新闻娱乐化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新闻价值取向,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守正义和道德的领地。
那么新闻娱乐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新闻娱乐化是新闻事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新时期社会变革期的产物,它只是整个新闻事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不可能也不应作为整体趋势看待。
2000年5月有关方面对北京居民电视新闻类收视情况及收视意愿的调查分析显示,在回答“您选择收看一个电视新闻类节目的时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受调查观众选择最高的答案是“内容实用,贴近生活”,占到58.5%。
可见即便是追求娱乐效应的消费时代,对信息的渴求也不能小视。
媒体作为公众生活的虚拟空间不能一味追求娱乐而放弃大众传播的其他功能,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
其次,新闻娱乐化不应该狭窄地理解为一味地娱乐,为娱乐而新闻将是本末倒置。
作为媒介的把关人,新闻从业人员仍需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新闻信息的传播,避免出现导向错误。
最后,新闻娱乐化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媒体不再是沙漠中的布道者,不再板起面孔说话,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平民的立场还原新闻的本来面目,让新闻更好看,让新闻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