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化生态学

第4章文化生态学
第1节文化中的环境印记
一、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1、概念的提出
19世纪7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1955年，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2、理论的借鉴
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探讨生物在生存、发展中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

早先的生态学不将人类作为研究的主体，随着“人类生态系统”的提法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生态学理论被引入人类社会中，最后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理论。

3、概念
归结起来说，文化生态学是指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生态理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分支学科。

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指气候、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诸多自然要素的综合体，是人类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背景条件。

4、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研究对象是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文化生态学主张将文化放到一定区域的整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探究它的生长规律，特别是探讨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具有特殊形貌的文化模式。

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二是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反作用。

5、以哈尼族梯田文化为例的分析
云南元江位于哀牢山南部的末端，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海拔高下悬殊2000多米，从山脚到山顶，形成了云南亚热带山区典型的气候垂直性分布特征。

这是孕育梯田文化的自然环境。

哈尼族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高山地带气候寒冷阴湿，保存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既是天然的绿色水库，也是梯田农业的水源；
中半山腰气候温和，冬暖夏凉，既无高山的阴湿和多野兽，又无低谷的炎热潮湿和多毒蛇、昆虫以及瘴疠流行，是哈尼族村落的主要分布地。

既方便上山打猎，又易于下山种田。

下半山位于从村寨边至山脚河谷，气候暖湿，适于稻谷生长，是梯田所在。

人们还根据不同位置梯田的肥力采用不同的种植方法，选取不同的谷种。

上述土地利用格局既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关，又反映出人类认识、利用自然规律以及适应、改造自然的能力。

研究表明，只有与环境相适应的地方文化，才能得到最优的持续发展道路。

二、自然环境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印记
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源地的选择、地域文化特征的形塑、文化扩散、文化兴衰等方面。

（一）对文化源地的影响
文化源地是指文化事物和文化现象最初产生的地点，包括文化现象的源地和文化系统的源地。

研究表明，自然环境是制约文化源地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比如世界上的宗教主要产生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而且多属于一神教。

犹太教之所以产生于西奈沙漠，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沙漠，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沙漠，是因为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祈祷、期盼着神灵的眷顾与保佑；而沙漠地区单调的环境，使人们易于接受统一观念，不免倾向于一神教。

从世界文明中心的发源地看，多位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亚热带、暖温带地区，因为这些地区能够向早期人类提供丰富的植物和动物食品，而毗邻大江大河流域，为早期灌溉农业和捕渔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只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日益增强，才逐渐迁徙到一些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生活。

（二）对地域文化特征形塑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塑造作用，表现在居住文化、饮食文化、经济类型等方面。

一是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域，受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在文化上产生分异。

比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与哀牢山的花腰傣，虽属同一民族，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在居住文化上也不一样。

西双版纳的傣族居住的是“竹楼”，而哀牢山的花腰傣居住的是“土掌房”。

二是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因原生文化的不同，其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比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和侗族。

苗族在历史上由楚国统治区溯沅江西迁而来，原生文化属于楚文化中的山岳文化，在迁入黔东南山区后，其聚落一般分布在山腰或山顶，依地形呈团状或不规则状，住房较离散，结构松散，反映出居住重个性，追求自由等文化特征。

侗族来源于古代岭南的西瓯、骆越地区，原生文化属于沿海型文化，在向北迁徙过程中，为适应新的自然环境，逐渐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河谷型文化，其聚落主要分布在依山傍水的河谷两岸，多呈环状的规则分布，有鼓楼等公共建筑，其向心而整齐的布局反映出“重集体轻个体”的理性文化特征。

三是自然环境对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

我国东北地区的建筑民俗与服饰民俗，与该地区冬季漫长寒冷有关；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徽商文化，人地矛盾、物产的“结构性失调”是刺激徽商文化兴起的客观条件；中国饮食辛辣口味圈的分布特点也是自然环境作用的结果，气候条件的差异造就了长江中上游饮食重辣区、北方微辣区、东南沿海淡食区。

（三）对文化扩散的影响
文化扩散是指某种文化事象通过各种形式从一地传往另一地的过程，主要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交流和迁移来实现。

自然环境对文化扩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自然通道对文化扩散的便利和自然障区对文化扩散的阻碍。

历史上汉语北方方言的大范围传播，与北方地区平坦开阔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在汉文化向南部边缘地区的传播中，一些地理走廊、河流通道也促进了这一过程。

同时，自然障区则成为文化扩散的天然屏障，西南地区的高山深谷，对历史上汉文化的传入起到了屏障作用，而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存留区。

（四）对文化兴衰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看，凡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朝代兴旺的时期，往往与气候温暖的时期相一致；而凡是文化发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又总是气候变冷变干、生态环境恶化的时期。

比如仰韶—龙山文化的诞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汉唐盛世的文化繁荣，都发生在气候温暖期；而西周王朝的崩解、东汉三国南北朝的动荡、宋室的南迁与衰微、明朝的灭亡，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的寒冷有关。

王会昌认为，就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而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碰撞—融合的周期性与气候冷暖变迁的波动性之间存在着基本吻合的准同步性规律。

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过于优越或过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都对文化的发展不利，而适宜的自然环境将对文化发展形成适度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自然环境并不是文化发展史中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自然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弱。

三、对文化生态学的正确认识
（一）文化生态学着眼于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

应当全面理解文化生态学的地理环境基础，避免过分夸大自然环境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免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

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社会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日趋重要。

（二）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单向作用。

一方面，环境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对环境适应的产物；另一方面，文化对环境存在反作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使环境从有序变成无序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越是发达，功能越是强大，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大。

（三）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对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们之间的逻辑理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文化的核缘结构说明，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只能渐次由器物层经制度层，最后达于心理层。

因此，文化生态学研究环境与器物层文化现象的关系较为适宜，关于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的形成，则不能完全通过环境的作用来解释。

（四）文化生态学主要是基于静态的分析，未能完全动态地分析环境与文化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因此，在关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上，文化生态学基本上无能为力。

第2节不同文化的自然观
一、人类“自然观”演变的三个阶段
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环境在文化发展中作用的看法，是自然环境与各种人文现象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自然观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与强度有着重大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结果。

据此可将人类“自然观”的演变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人类产生到文明出现以前的“自然观”
原始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灵物崇拜以及占卜、巫术等，表明原始初民屈服于自然，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使人类在自然面前甚为被动，只能乞求自然的恩赐。

但随着制造工具水平的提高和火的发现与利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正逐步增强，它预示着人类的“自然观”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二）文明产生到地理大发现以前的“自然观”
在这一阶段，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正逐步克服地理环境的阻滞，从自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走上了能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道路。

但是此时人类还不能跨越或打破自然环境造成的阻隔，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空间的活动也尚未全面地改变地理环境的面貌，地理环境在某一历史时期、对某个历史事件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自然观”
随着地理大发现，整个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实现了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一大飞跃，人地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人类在摆脱自然束缚的同时，开始沉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许多人认为人类已经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完全成为自然的主宰，由此加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造成了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二、东西方不同的“自然观”
如果说原始初民的“自然观”都表现出对自然的恐惧与依附，较少地域差别的话，那么至迟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域、各民族自然条件、经济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差异，逐渐形成了“自然观”的地域分异。

在影响“自然观”地域分异形成的因素中，一方面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文化理念的差异相关。

在东方，习惯于将自然与人置于一个彼此关联的大系统中，进而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追求人地和谐，主张“民胞物与”，即天下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我的同类、朋友。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将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从而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家更是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相分的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依自身规律行事，导致近代西方文明走向与自然的对立。

近代西方的“自然观”，使人们以自然为征服和索取的对象，很少注意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再生，导致经济活动规模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带来了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

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
三、各种“自然观”解析
（一）环境决定论
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们只能以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自然的运动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导致了环境决定论的最初萌芽。

古代思想家认为，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特别是气候对人类的影响很深远，其中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等就是气候决定论的代表。

近代启蒙思想家将环境决定论做了进一步的推演，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的气候、土壤等将影响着人的性格与感情；黑格尔将地理环境看作是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指出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不同的历史进程；拉采尔正式将地理环境决定论应用到地理学中，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与其他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都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而各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征决定于各国地理环境的性质。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历史唯物主义者也非常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普列汉诺夫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进而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他指出：“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

被地理环境的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可见，唯物史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其合理性。

（二）可能论（或然论）
可能论又称“或然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让·白吕纳、吕西安·费弗尔。

白兰士认为地理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们对这些环境的适应模式则因其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也就是说，同样的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环境包含了许多可能性，对环境的利用模式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

白吕纳进一步指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
费弗尔则将白兰士、白吕纳的观点总结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都存在着或然。

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遇的评判员。

”但“可能论”（或然论）者将人类利用、适应环境的不同模式看成是“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显然有唯心论之嫌疑。

（三）适应论
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提出了“适应论”的自然观。

他认为，人文地理学不仅应研究特定人群对其生存区域自然环境的适应，而且应研究某一地域人群与其他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

人类通过文化的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环境变化形成长期适应的关系，这种适应关系，表现为人类为应对环境的制约，产生出各种利用环境的模式。

（四）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人类的技术进步不断增强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控制，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则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由此产生了“征服自然论”，导致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的疯狂索取。

近代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有培根、洛克等。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质是号召人们为了找到征服自然的途径，应该努力认识自然的奥秘。

洛克则指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这是赤裸裸征服自然的言论。

虽然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征服自然论”如果不是用适当的观念形态来指导科学技术的指向和应用，则会导致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报复。

（五）协调论
人地关系“协调论”，是指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

人地协调论逐步摆脱了以往人地关系思想中把“人”与“地”简化为因果链的两端，纠缠于谁决定谁的怪圈。

协调论认为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其内涵包括：
一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
二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依存，即任何要素的存在都是以其他要素的存在为前提；
三是系统内部的任何要素都不可无限制地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要素为其生存的前提，否则自己也会失去生存的条件。

协调论强调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可持续发展思想就是在协调论的指导下提出来的。

第3节文化转型与生态承载
一、文化转型的概念与机制
（一）文化转型的概念
文化转型是指由文化在空间的扩散或文化随时间的变迁而引致的文化模式的深
层次变化，是文化模式之间的根本替代。

从“文化转型”的概念可知，引起“文化转型”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扩散、接触与碰撞，二是文化随时间的变迁。

（二）文化转型的机制
1、从器物层→制度层→心理层的渐次展开
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接触时，首先是器物层面的文化具有更多与异质文化接触的机会，也率先为异质文化所感染。

因此，文化的借鉴吸收和相互融合也常从物质文化层面开始。

制度层面的文化是文化系统中最主要的组成要素，它对异质文化的反应比物质文化要缓慢一些。

但随着两种文化碰撞的加强和融合的进程，将形成以外来先进的制度文化为主体、以原有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为补充的新的制度文化体系。

但这个过程将相当漫长，而且可能有反复。

心理层面的文化惰性最强，对异质文化的最初反应是反抗，随着异质文化逐渐渗入人心，心理层面的变革发生，文化转型完成。

但转型后的文化仍是一种以继承原有文化为基础，融入新文化的文化类型，而不是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2、旧瓶装新酒：文化积淀中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新文化的因素也在不断滋长，导致文化模式发生着变化。

所谓文化积淀，就是对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加而造成的。

新文化出现后，要想取得立足之地，必须同某种固有文化结合，使固有文化在总量上得到增加。

因此，文化随时间变迁而引致的文化转型，也是文化日渐深厚的过程。

（三）文化转型的原因
1、生物因素说
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他把生物因素看作是文化转型的动力。

这种学说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领域的达尔文理论引入社会领域，把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简单地等同于生物有机体。

2、地理环境因素说
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拉采尔，他把地理环境的变化当作文化转型的根本动因。

我们知道，虽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内容、形式会产生影响，但决不是导致文化转型的根本、唯一原因。

3、心理因素说
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沃德，他把人的心理作为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

该说法虽然看到了文化转型的心理层面的因素，但是忽略了人类心理乃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心理决定社会发展。

4、文化传播因素说
英国的文化传播学派持此说，他们把外来文化的传入视为本土文化转型的原因。

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转型的影响，但忽视了不同文化彼此接触时，由于文化内在结构的不同，对外来文化将有所选择，导致文化转型不一定发生。

5、技术发展因素说
代表人物为美国的怀特，他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作是文化转型的根本动因，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组织等因素则从属于技术因素。

该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变迁学说有相近之处。

6、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型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与它不相适应，文化转型也就随之发生。

文化转型必然伴随文化心理层面的变化，因而转型的过程不仅复杂，而且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文化冲突。

二、文化转型与生态承载的关系
（一）文化发展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逻辑内涵
文化转型与生态承载的关系，是指文化系统为维持其稳定和平衡，必须与外界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由于一定时期内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存在着极限，因此，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决定着一定文化模式的发展极限。

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存在着较大的提高空间，以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

（二）不同文化模式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对应
1、采集文化
采集文化与生态环境交换的方式是采集植物果实和围猎动物，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以采集方式生活的人群只能组成比较小的群体，经常迁移，人口密度也相当低。

2、游牧文化
游牧民族以牲畜为食物来源，而饲养牲畜必须依赖牧草，由于技术落后，游牧民族无法控制大型驯养动物所需的牧草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游动、迁移的生活方式。

对游牧民族而言，雨量、植被类型与生长状况对其迁移路线有着重大影响。

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游牧类型，比如在有些地方实行完全游居，为寻找资源不断游移；在有些地方实行季节迁移，以配合生态循环。

3、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够征服采集或游牧文化，并迫使其转型，主要是因为农耕文化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它能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农耕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通过采取各种技术手段，保证土地的长期使用和产品数量的稳定，提高生态环境的开发效率。

从历史上看，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但这种扩张存在一个限度，其极限就是不适宜农耕文化存在的地区边缘。

中国历史上华夏农耕文化之所以对北方游牧文化采取守势，主要是因为塞外干旱苦寒，不适宜农耕。

4、工业文化
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人口持续增长和土地肥力下降使环境承载力逐渐接近极限，于是更深层次和更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工业文化取代农业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三）如何看待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作用
不同文化模式，为获得足够维持社会生存和稳定的物质与能量，必须与生态环境之间发生着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交换。

同时我们要看到，人类为维护自身的文化模式，就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

人类生产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实质，就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破坏自然界，使环境从有序变无序的工具。

这种工具越是发展进化，功能越是强大，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大。

从采集文化到工业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质就是人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越来越高的层次上破坏生态环境的历程。

如果人类文化的发展无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任何文化模式都会很快使环境变得越来越糟，人类也就难以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

文化发展的出路：“高效低耗”是文化模式的发展方向，“高效”是为了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而“低耗”则有利于保障生态环境的长期和谐稳定。

三、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一）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挑战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