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实践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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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实践及现实意义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1930年10月起，红军和根据地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1938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它不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
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