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个人生命史把握林村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描绘个人生命史把握林村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作者：刘京石立春
来源：《环球市场》2019年第01期
摘要：《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是人类学的经典之作，以闽南村庄为主线，揭示出中国东南农村地区在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历程，这实际上是个人生命史的描绘方法，即通过描述叶书记个人生命史来展现林村的故事。

关键词：个人生命史;林村;叶书记
《林村的故事一一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是由美籍华裔人类学家黄树民教授所著，其以闽南村庄为主线，揭示出中国东南农村地区在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历程。

该书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即传统的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并引进文学表述方法，通过对林村支部书记叶文德个人生命史的描绘来展示林村，或者可以理解为整个中国农村在1949年以后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诚如黄教授在前言中所谈到的：“在本次研究中，我采用生命史的方法（life history ap.p.roach）描述‘林村’在过去35年来的变化。

本书的主角是在林村长大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由此侧见中国历史上骚动不安的一页重要篇章。

这个像故事般发展的情节，以叶文德为主干。

我们透过他的生活来了解政府如何改变村民和村中的风俗。

”（前言p.19）
黄教授的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备受推崇，有学者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该书简单的主题和朴素的形式，掩映着作者高超的叙述手法和深厚的学术关怀。

它不但将农村生活放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之内加以审视，而且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浓缩于一个具体的村落”[1]，也有学者直接评价该书为“当代中国研究里一只‘冬日的烤红薯’”[2]。

对于该书，笔者认为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并未遮掩该书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构思精巧的小说般叙事同样极具学术价值，即黄教授通过对个人生命史的描绘，探究了林村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同有学者所谈到的：“这种表述手法会不会影响人类学调查研究的真实性？书中有没有文学描写的虚构成份？毕竟人类学和文学在虚与实的处理上应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叶书记固然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基层干部，但有些理论性较强的地方，如第95页有关政治运动的观点，是不是完全是叶书记的原话？会不会不经意中掺杂进作者的思想？”[3]但这点瑕疵并未影响到该书对林村社会变迁史的客观阐述，乃至于其巨大的学术价值。

个人生命史的描绘与“林村的故事”
诚如黄教授自己所谈到的，该书的表述方法是生命史的方法，即通过描述叶书记个人生命史来展现林村的故事。

如同小说一般，黄教授从与叶书记的相识写起，并在两人一次又一次的交談之中尽显“林村的故事”o
在具体描述林村之前，黄教授在前言里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进行了理论概括：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模凌两可，在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产生的摩擦中挣扎，吃尽苦头。

但千年以来，中国农民仍是稳定地居于社会最底层，默默地忍受一切。

中国农民社会的连续性、执着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赋予农民阶级的韧性一一中国农村社会在稳定和轮回中长时间地缓慢而行。

但与这一“缓慢进行”相对的则是：社会的近代化以及共产党以“彻底革命改造中国”而发起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对于林村，黄教授通过叶书记讲述它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作者对研究内容的精心安排，即1949年之后导致农村发生复杂变革的逻辑进路是什么？具体内容则如同葛伯纳在序言中所谈到的：“敦促我们注意下列几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政府政策、农村变化和中国研究的几个主要课题，这些课题是政府介入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组织，并加以控制的实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他如何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社会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序言p.2）
对于林村的具体状况，黄教授通过叶书记之口向我们进行阐述。

从1949年之前林村被贫、病、弱、死所紧紧缠绕——瘟疫的发生、妇女不育、村庄间的械斗、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矛盾的存在以及可怕的贫穷等。

对于生活的艰苦，通过叶书记生动的语言表述，我们可以得知——“附近的人除非三餐不继，否则不会把女儿嫁到林村……女人每天要花上半天时间把水从井里打上来。

用扁担挑回家或挑到田里。

这种工作很辛苦，所以大多数女人年纪轻轻就得了关节炎。

做得这么苦，三餐还是只有地瓜可吃”（p.25）.之后则是1949年农村“解放”的到来——绝大多数林村农民都是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一时刻，即“新的社会秩序业己建立。

村里的人口慢慢恢复，然后超过了解放前的总数;大家都很乐观，相信明天、下个月和下一年会更好”。

（p.48）但是，政治上的狂热与天灾却给林村带来了饥荒，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则又使林村民众命运难测。

改革开放之后，叶书记则又经历了“党可资培养的积极分子，’.“修正主义路线的践行者”、“林村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等身份的转变。

叶书记上任之后便带领林村人民大搞生产，使林村成为厦门远近有名的先进村。

最后，黄教授通过对林村的回访，发现林村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一一居民富裕之后却在精神上走向迷茫，就连叶书记“这位死板、缺乏幽默感的共产党干部，在一座豪华腐朽、可能主要是用来接待资本主义腐朽商人的商业设施里唱歌”，让黄教授“很难想像”（p.242）。

这就是黄教授通过对叶书记个人生命史的描述来对林村社会变迁的阐释一一林村己经走出千年来贫困前进的恶性循环，而踏上了一条新的前进之路，尽管路上存在一些障碍，但林村已经走上了新生。

价值中立：对林村社会变迁史的客观阐述
对于人类学来说，尤其是研究社会变迁历程时，研究者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即需要客观理性地，而非掺假个人情感因素阐述历史。

作者以阐述叶书记个人生命史的方式探究林村，乃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史，这是建立在将中国农村社会看作是“整体”观点之上的。

如同作者在文中谈到的：“将叶书记在林村中所见的欢乐与痛苦，以软弱的脚步蹒跚学步，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通通放大百倍千倍，就成了所谓‘中国’这个集合体”。

黄教授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是做了慎重考虑的。

作者在书中选取叶书记的个人行为作为观察视角，是基于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法制传统，尚存“皇权不下乡”传统的影响，农村精英或者是农村能人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因此，以叶书记这位农村精英作为观察对象来探究林村社会变迁历程是极为恰当的，这更能够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社会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缓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民法制观念较弱等现象。

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黄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更为偏好使用“整体主义”研究方法，比如书中在阐释宗教迷信活动时候，作者并未因大陆民众长期接受唯物主义教育而刻意迎合，而是从阐述、介绍的角度引导我们认识到宗教迷信活动在凝聚人心等方面的正面价值，为何单纯的行政手段难以消除其影响等。

此外，黄教授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十分注重把握其研究对象的特点，以求走出“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误区，比如作者将林村与中国农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其在研究过程中将林村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进行考量，即在社会的转型阶段，与其他村庄一样，林村同样面临人口、资源等多个方面的压力，同样存在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等多方面的不足，进而则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如生存竞争、阶级冲突等。

同样，作为中国农村的代表，林村居民也保持着中国农民的优良传统与思想的狭隘性，如勤劳、节俭和自私、迷信、短视等。

总之，作者在研究中基本上坚持了价值中立，保证了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增强了该书的可信度等。

参考文献：
[1]景军.评《林村的故事》[J].开放时代，1997（3）：102.
[2]周孜正.当代中国研究里一只“冬日的烤红薯”[J].社会科学论坛，2003（12）：70.
[3]徐平，包路芳.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J].广西民族研究，2003（2）：119.
[4]黄树民.林村的故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基金支持：西南交通大学第七届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资助（201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