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
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
一、中心论点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
（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
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
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
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
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
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
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
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
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
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
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
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
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
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
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
→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
家政权的内卷化。

想法1：除了商税，新开辟的契税、牙税等的是从什么
人那里征派来的呢？如果征收的对象仍为农户，那么其只是换了个名字or
形式的田赋想法2：在前一章中作者认为“不必区分士绅和非士绅”，但在此
处肯定了乡村精英的作用，出现矛盾想法3：关于内卷化的定义是否正确，通过比较正式税收机关和非正式税收机关征收税额的比例判断，正式税收机
关征税比例下降即代表内卷化，而不依据其绝对值，认为这一判断好强。

2.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本章核心观点：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相互混
合、共同作用 1）公共活动中的家庭：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
团和经济上互相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的 2）华北的宗族：宗族意识比较强的
有寺北柴、侯家营、后夏寨，宗族在村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族成员
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有不少协作，这在祭祖、借贷、土地买卖上表现的
最为明显 3）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重合交
织，封建国家需要利用宗族势力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又要利用保甲组
织防止宗族势力过大。

重合的原因① 地域组织的划分便以早已存在的血缘
组织为基础②国家控制的乡村组织日益涣散，宗族组织取而代之。

4）宗
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第一阶段单姓宗族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大宗族
控制小宗族，第三阶段小宗族要求更多话语权，多宗族之间有竞争有合作。

3.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1）村庄领袖群像。

对于村庄保护人来讲①父子相
继担任乡村公职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子辈仍需为富有之人，即血缘和经济状
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②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一些
社会职能的基础上③权力本身也可以产生威望，因此也并非所有的村庄掌
权人都是富有之人④摊派增多后许多乡村精英选择隐退。

乡村精英隐退后
担任乡村公职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和维护村民利益。

2）保护人和中间人：
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

三种中人类型：①很有面子的保护人②交易中一方
的亲戚朋友③城居地主的代理人。

三种身份往往互相重叠 3）总结1：随着
国家政权的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的联合作用，有望的乡村精
英逃离或退出管理层，其领导作用逐渐减弱，其对政治的参与度也在下降，
这不利于村民在集市或政治中心得到优待，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推进和乡村
社会秩序的恢复总结2：村庄经济活动的中人经历了由村民保护人向城居
地主代理者的转变
4.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本章问题：国家政权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
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
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1）摊款和农村。

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
村庄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其成为村政的中心，且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得
属于哪个村庄与农民利益切身相关，从而影响到村级关系的变化。

2）看青，村界与乡村社区。

出现的问题，在外村购置土地需同时支付本村和外村的摊
款→解决措施，所有按亩征收的摊款由各村处理→引起的问题，地主迁居到
摊款比率比较低的村庄，一些贫困村因地主逃离难以支付摊款，威胁国家税
源→解决措施，“属地主义”，稳定国家税源→引发问题，村首事们不一定有
足够的力量使外村人缴纳摊款。

3）华北乡村是一个共同体吗？作者认为大
多数社会组织在实践中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素，但作者认可乡村是具有
紧密关系的共同体，或称为有多种重要互动功能的实体。

4）结论：乡村政
治组织的地位不断下降。

三、论据
1.南满铁到株式会社调查部的《中国惯性调查报告》
2.西尼·甘布尔和杨X春对华北的描述
3.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
四、思考和提问
1.首先是阅读感受：前几天零零散散读了前40多页，今天集中一天的时间看
完整本书。

读前四章的时候，没有办法从全局把握文章，所以很多地方觉得
内容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但是读到后边几章的时候，前边提到的大部分问题
都得到解决，可是概括作者这么宏达的叙事可以结合的这么紧密，并且刻画
的这么细腻。

2.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在前文作者反复将乡村的经济地里区位、婚姻群、
水利区域与经济活动中心进行比较，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此外，个别概念的定义有点霸道，如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3.想法：本文认为国家也在存于乡村政权的争夺，通过颁布诏令等方式来调解。

我认为国家颁布诏令是顺势而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并不是争夺权力。

中
国古代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提法，皇权通过儒家伦理以及诸如关帝这样的
象征符号对乡村基层进行统治，维持基层的平稳，只有当封建政权对乡村过
度攫取，才会有农民起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尤其是读了斯科特的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后，发现农民的忍耐力不是其他阶层可以理解的，只
要不威胁到生存，可以忍耐再忍耐。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中央征收的税负
农民可以接受，中央和地方还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4.想法：关于乡村精英逃避基层政权，也可以用农民的多元理性来分析。

农民
具有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主要体现在满足基本的生物
需求和人身安全，经济理性表现为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社会理性表现
在基于乡土的价值规范为其他村民提供便利并获得社会荣誉感，这些都构成
了乡村精英的效用维度。

当政府强行将征税的权利转嫁给乡村精英的时候，
乡村精英的自我经济利益及社会荣誉感都会受到削减，故而选择退出乡村政
权。

结束于2023年9月22日
第二次读书笔记整理
再次阅读本书和读书笔记，有了更多的感悟，本次读书笔记主要从文章的结构安排和自己的启发思考两个方面来写。

（一）本书的结构安排
1.第一章：本章首先抛出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的强定义来探究国家政权
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作者认为文化网络是一个比市场体
系含义更加宽广的概念。

如果将权力结构定义为一种“硬”结构，文化网络则
是一种“软”结构，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内嵌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中，因
此乡村社会基于文化网络的权力体系更加有张力和弹性。

2.第二章：本章作者介绍国家政权未扩张下的状态。

本章比较突出的是分类意
识（分类意识在文章多次出现，写论文确实需要清晰、明确的分类），强制
性将清政府利用的经纪划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这种划分虽然霸道
但是很清晰。

但在实际运行中，越靠近基层社会，经纪的保护型和赢利型的
特征便越交错，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明确划分的。

3.第三章：本章介绍政权扩张（现代化）的原因和表现，作为对乡村社会产
生刺激的外来因素，为接下来介绍乡村社会的变化做铺垫
4.第四、五章：介绍政权下移对村庄组织结构形态的影响第四章：宗族社会
是什么→分类→国家与宗族社会的关系→变化第五章：宗教社会分类→国家、地方领袖与象征意向的关系→变化
5.第七、八章：介绍政权下移对基层领导者的影响
6.第七、八章：介绍政权下移对国家政权结构的影响 19C前→19C后→民国时
期→日伪统治时期
（二）启发思考
1.本文讲述的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击破村庄内生的保护型经纪，
进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故事（暂且不考虑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影响），如
与1940年前后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权力下移结合起来看也是如此。

1900~1940年间国家政权的下移通过摊派税收、良绅隐退、劣绅上位成为
政权代言人而实现，1940年前后共产党权力下移通过激发村社的内部阶级
矛盾、人际矛盾来实现。

不同点是共产党会考虑村庄合理负担能力及摊派的
公平与否，共同点是将村庄共同体分散为村民个体，化整为0，使村庄个体
无法与强大的外力相抗衡。

2.如果把国家权力的现代化或下移转换成市场力量在村庄的推进，也应如此。

如黄宗智老师在《长江》《华北》两本书中也提到了长江地区和华北地区农
民生产生活中的内卷化现象。

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家庭生产不计
成本，可以忍受极低的边际收益，市场的介入并没有像马克思经典理论预言
的那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反而是在内卷化的路上越来越远；如20世
纪80年代以来，号召“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户因为没有可以与市场相
抗衡的力量而被市场的力量支配，不得不忍受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包括自己
也成为市场中亟待出售的劳动力。

只有以村庄共同体发展起来的村庄（华西
村、袁家村、刘庄），才可以在与市场对接中保障自身利益（温老师说的
“村社理性”），这在村庄与外来资本对接中尤其明显。

所以号召乡村的内源
式发展，确实需要关注村庄的文化网络，以及村庄的文化网络对经济、政治
的影响。

3.此外的想法便是仝老师所说的关于研究思路扩展的收获。

可以探讨建国以来，
国家权利的变化与基层的关系以及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基层的影响。

我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周飞舟（2023）的《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
政权，税费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如周立从金融视角出发的研究《从
行政捕获，到市场抽取：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