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六篇

隋唐文化论文六篇
隋唐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扶南乐;天竺乐;唐九、十部乐中的扶南乐
盛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大富强,文化大进展,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空前富强的历史时期,盛唐时期的九、十部乐在这一时期,更是充当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它是后来在唐宫廷燕乐中占重要地位的坐、立二部伎的前身,有着很好的历史讨论价值,因此,唐九、十部乐始终以来吸引了很多学者加以探究讨论,但针对唐九、十部乐中是否将扶南乐列于乐部的问题,至今还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陈应时、陈聆群在《中国音乐史简述》中去天竺,增扶南。

杨荫浏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对唐九、十部乐的列图也记有扶南,但是以刘再生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唐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亦不承认其地位。

史料记载也有出路,讨论扶南乐究竟有无是特别有必要的。

“扶南”(公元1世纪―7世纪),它是东南亚地区消失的第一个古代王国,是今日柬埔寨的古称,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历史上我国把古代柬埔寨音乐舞蹈称为“扶南乐”。

[1]扶南乐是柬埔寨带有印度颜色的宗教乐舞。

扶南乐早在三国时时代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就传入我国,范旃在位时曾遣使献乐孙权,扶南人善歌舞,扶南音乐在隋唐时期的中国宫廷及民间都很受欢迎。

史载“隋开皇初,置七部乐,又杂有七部外诸国之乐,扶南乐是其中之一”唐杜佑《通典。

乐六》卷一百四十六载“武德初(618年,唐高宗李渊
年号),为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

至贞观十六年十二月宴百寮奏十部乐,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寺乃增九部为十部伎。

”[2] 《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公元801年),在其后160年,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唐会要》的在编写此书时也是参照了《通典乐六》中关于扶南乐的论断,其原文所著与〈通典〉观点如出一辙。

[3]有此观点的史书古籍还有李P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第一千卷原文所述如上。

[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载:“辛末,突厥始毕可汗谴骨咄禄特勒来,厥,九勿翻。

可,从刊入声。

汗,音寒。

突厥官子弟曰特勒。

咄当没翻,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

杜佑曰:“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以上几本古籍对于扶南乐的观点多参照《通典乐六》。

[5]
类似观点在今人的论述著作中亦有体现,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6]和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7]的观点全都,在对唐九、十部乐的列表中也将扶南乐列于其中。

陈应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对隋唐九、十部乐的描述中说“唐武德初年(618)后,去“礼毕”和“天竺”增设“燕乐”和“扶南”,仍为九部。

唐贞观十六年(642),加入高昌乐,形成十部乐。

”[8]这段文字将扶南列于唐九、十部乐,删去天竺,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扶南乐占一席之地。

依据《隋书》《通典》等诸类史料记载,唐九、十部乐是因隋旧制而来,那么在古史关于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隋文帝号)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

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乃大业中(隋炀帝年号)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以为九部。

乐器工衣制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9]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扶南乐在隋朝宫廷音乐中只是被列为除七部乐以外的杂伎而表演,并没有正式列于乐部,此观点与上文观点正相反。

《旧唐书音乐二》卷二十九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

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行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

”其后一页又写到“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

”[10]这段文字清晰记录了隋九部乐中没有扶南乐,且在隋朝只用天竺乐。

可以确定的是,在隋七、九部乐中,扶南乐包含于天竺乐中,天竺乐囊括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

《新唐书礼乐十一》卷二十一载“燕乐,高祖即位,仍隋旧制,设九部乐: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龟兹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

隋乐每奏九部乐终,m奏文康乐,一曰礼毕。

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逐亡。

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

”[11]从这段文字得出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

孙继南、周柱铨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2]及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13]和秦序《中国音乐史》[14]中的观点相同,为“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唐代的九部乐。

”并未提及扶南乐。

刘再生参考《通典》及吉联抗《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等资料,在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15]中对唐九、十部乐得描述时,明确说明,唐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原文如下“唐代九、十部乐中没有‘扶南乐’,扶南位于今柬埔寨,其音乐曾在隋代传入我国。

《通典乐六》载‘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

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行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

’这是扶南乐并未列于乐部的历史记载,但在天竺乐中,却也包含了扶南乐的音乐成分。

这一资料和讨论结论对于明确隋唐多部伎的详细乐部起到了澄清史实的作用。

”从这段文中,大家不难看出,引自《通典乐六》的观点和上述《旧唐书》的观点是全都的,都证明乐部中并无扶南乐。

上文同是《通典乐六》,缘何一个记有唐九、十部乐中将扶南乐列于其部,而另一个论断却截然相反呢?
对比杨荫浏、陈应时、刘再生等老师的课本学习隋唐九、十部乐的过程中,他们在扶南乐方面存在争议,为求其原委,又翻阅多本史书及其他中国古代音乐史资料及刊物发觉,多数赞成九、十部乐种列扶南的文章或史料观点,大都依据杜佑《通典》而来,但在翻阅《通典》以佐证其观点时,发觉此书本身观点就自相冲突,一说将扶南列于乐部,一说又将其否定,究竟孰对孰错,这不免让后世人学习时无从选择,心存顾虑,那么它的观点我们应是不能轻易接受用来论说是否有无扶南乐的。

吉联抗先生在《唐代就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16]对《通典》的两种相反观点以假设形式,通过史料排列对比,证明其书本身冲突之处,由此对《通典》的史实性抱以
质疑的态度。

唐杜佑的《通典》成书于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而在早于它一百四十五年左右的最初由魏罩鞅,由长孙无忌撰写的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隋书音乐志》里已经明确说明隋七部乐中只列天竺,并无扶南的论断。

而在其后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对九、十部乐的记述也是确定天竺乐的地位,《旧唐书》的离唐代较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殊是唐代前期的史料,叙述史实比较详尽,保存史料比较丰富,由此说明该书的编写是在敬重大量史实基础上而成的,这对于证明九、十部乐中并无扶南乐也是很有劝说力的论证。

翻阅《资治通鉴》发觉,在炀帝大业二年(606年)“ 坚平张氏,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

及隋平陈后,文帝听而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

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

帝定清乐、西凉、龟兹、高丽、天竺、安国、疏勒、高丽、礼毕为九部”。

[17]在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六典》(《六典》)[18]中提到的十部乐也是由天竺伎而无扶南伎。

综上所述,同大量史料观点相同,笔者认为唐朝因隋旧制的九、十部乐,其第四部应为天竺乐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的《隋书》列扶南为杂伎,《旧唐书》隋世铨用天竺,《通典》“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瑟琴,漏不行用,但以天竺乐撰写其声而不列乐部”都足以证明此观点是成立的。

另外从记述各部乐的来源、乐曲、乐器、乐工、乐伎等方面,各类史料对天竺乐都做了详细描述,而扶南乐却未被正史特地记录,甚至只字未提。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天竺乐”在唐九、十部乐中是极受重视的,而扶南乐因未列于乐部,其地位当可想而知了。

结语
扶南乐虽只是隋唐宫廷音乐的一个小小杂伎,未曾被列于乐部,更称不上唐九、十部乐,但却不能因此抹煞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在隋唐时期外来乐舞艺坛中,它是绚烂的一枝。

它以融合到我国民族音乐舞蹈中,对于我国古代乐舞的进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即使称不上灿烂明珠,但也不失为一块美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扶南乐及其它兄弟民族、外国乐舞的传入,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沟通融合,也是雅、俗、胡乐交融的象征。

显现我国国力强盛,万国来潮的富强景象。

从隋七部进展到九部再增至十部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乐舞艺术以公平地位,将他们分别列于宫廷燕乐乐部,转变以往“四夷乐”的局面,使唐代宫廷音乐文化更加异彩纷呈。

在讨论扶南乐方面,我们现有的资料是远不够的,以致在此问题上,学者们观点无法统一,为后来学习的人增加了困难,由此应当引起我们留意的一点是,在引用前人总结归纳的观点时,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整合资料,避开以点代面、以一概全,片面引文和理解的现象,做到在史料匮乏的状况下能正确运用使其发挥应用的价值。

隋唐时代的宫廷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是极具辉煌的一页,尤其盛唐时期的音乐更是整个中国音乐史上盛开的奇葩,它的绚丽辉煌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制造的。

任何事物都不会永生永存,九、十部乐作为这一时期特地的宫廷宴飨制度,从隋开皇到唐玄宗后期经受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
虽然于华夏五千年历史相比甚是微不足道,但它不行磨灭的作用和贡献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