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倾向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倾向
导语：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着独特的魅力。

他的很多散文貌似游记，实则包含了对人文内涵的独特思考，给喧嚣浮躁的浮世众生注入了一种静默、安详、理性和深沉的品质。

他的散文秉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的审视和反思，同时对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给予借鉴，热烈呼唤健全的民族文化人格。

他的散文融理性与感性、哲思与诗情于一炉，将当代散文推向辉煌。

一、理性的回归恢复理性精神、弘扬理性精神是新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至今仍回响不休。

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张扬起理性的大旗，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直指未来，从而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心理认同和回应，成为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第一乐章。

在《文化苦旅》专栏的序中，作者说：“这是一个极为苦涩的旅程。

”这既指旅途中鞍马舟车的劳顿之苦，也有对传统文化清醒的理性认识的思索之苦。

苦旅之苦，更多来源于作者“时时总想远离什么，又不知走向何处”的思索。

于是，在余秋雨的笔下，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柳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

一番巡天入地的遥看和近观，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新鲜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生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

在《柳候祠》中，作者说他是梦中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的。

世人皆醉，唯余独醒，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走入散文世界，形成了对文化进行理性思索的特点。

《山居笔记》使余秋雨成为真正的余秋雨。

《文化苦旅》已是卓尔不群，而更为高峰的是《山居笔记》诸篇。

如果说《文化苦旅》诸篇的理性思考仍被文中的自然景观和游记色彩所掩抑的话，那么《山居笔记》诸篇中理性的思辨已形成不可阻遏之势，借着“散文表述”的载体，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回到了文字叙述的空间。

女作家王安忆准确地指出，余秋雨散文承载了同时代散文无法负担的“重大心灵情节”，[1]:162这一心灵情节的核心就是崇尚理性，并且以一种可贵的激情去护卫它，这正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精神的重要层面。

我们且看《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散文一洗传统散文的格调，自创了长调式的散文风格，洋洋洒洒万言，写尽了对有清一代的复杂感情，作者开篇就是振聋发聩的议论：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性，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延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在这里，抛弃情绪化、张扬理性、护卫理性的观点已见端倪，这种新颖而又坚实的观念放射着一种光华和文明的魅力。

呼唤人们(读者)的理性，
让人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进行冷峻思考和重新审度，这些正是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所引人入胜的地方。

又如《十万进士》，更是体现余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人们谈起古代科举制度，往往把它作为一堆文化垃圾来对待，往往想到可悲的范进和孔乙己，但是余秋雨以大量学者型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对史实进行了全面而冷静的分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如此重大的影响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古代知识分子道路、乃至历代王朝政治命运的科举制度新面貌，给予了富于创见的文化新结论，认为中国的科举选拔了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并且是用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是很温暖的事情。

如此种种崭新的叙述和文化认同，加上余秋雨以一种学者精神的激情融入其中，这种富于激情的理性精神就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张力。

二、传统的汰选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可怜的正本》一文中说：“其实我是在选择走路”，“这些年我还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促进中华文化不同方位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上，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也是一个逐步明确的文化选择。

”[2]13民族文化的伟大精髓在于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处处显示着对这种凝聚力的追询。

《乡关何处》一篇从古人充满宇宙意识的超验之问起笔，落脚在散文的抒情主体对故乡――人生归途的探询。

以吞古纳今之势，领殊启一之方对民族的“故乡情节”进行了一次充满感情的梳理。

但这民族的“乡关”既不在那一重名山大川，更不在那一重城镇宫殿，而是落在了以河姆渡人、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中，余秋雨笔下的这些文化们争相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人欲想达到而人人无法完全达到，形成了那个既遥远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无法完全进入的“乡关”。

《笔墨祭》《风雨天一阁》《千年庭院》等篇都明确涵示了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