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

“四方安全对话”是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内的非正式战略对话，被普遍视为联合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外交及军事行为。

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是出于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的战略需求。

但印度又不愿意因为对抗中国而损害其经济利益，因而对“四方安全对话”抱有复杂的立场。

2018年以来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促使印度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使其对重新启动的“四方安全对话”持消极态度。

一、“四方安全对话”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施以“软性遏制”。

美、日、澳三国于2002年启动三方战略对话，外界普遍视之为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战略联盟。

印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91年，2005年两国签订《印美防务新框架协议》，提升军事合作关系。

同年载有核设施的美国战舰被部署在印度南部地区，美国海军进驻果阿和科钦等地。

2006年美国和印度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两国关系实现飞跃。

2007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组建“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以下
简称QSD）或“四方倡议”（Quadrilateral Initiative），邀请印度加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三方战略对话，在“民主和平”概念基础上打造“亚洲民主繁荣之弧”（Asian Arc of Democracy），试图将中亚、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囊括在内，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

2007年5月，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霍华德在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催促下参加了第一次QSD，QSD正式启动。

9月，美、日、印、澳四国联合军演在孟加拉湾展开。

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期间双方签订安全协议。

在此之前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订安全协议。

但是，2007年12月陆克文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扭转前任霍华德亲美外交政策，对亚太地区中美竞争持模糊态度。

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在访华前表示，印度不参与所谓四方联盟遏制中国行动。

2月，澳大利亚宣布退出QSD。

9月，日本继任首相麻生太郎称印日安全协定不以任何第三国为假想敌。

至此，四国停止战略对话及联合军事演习，QSD1.0宣告终结。

但是，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对话仍然继续。

2017年9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
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
张丽王红续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91）
[摘要]“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之间的战略对话，2007年5月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提议下启动。

2008年2月澳大利亚单方面退出，“四方安全对话”1.0宣告终结。

2017年11月，“四方安全对话”2.0启动，意在联合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对于“四方安全对话”，印度持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赞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所以继续参与这个对话；另一方面由于不放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加之更不愿意因与中国对抗而损害经济利益，因而又采取大国平衡外交策略。

我国要利用印度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回归，与印度增进战略互信，促成俄—印—中峰会机制，从而缓解“四方安全对话”的压力。

[关键词]“四方安全对话”；印度；大国平衡外交；中国对印策略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3—0051—06 [作者简介]张丽，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2014级外交学博士研究生，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教师；王红续，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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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除寻求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替代方案之外，还强调在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框架下扩大实质性合作的意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同年11月12日，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暨东亚峰会前夕，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晤，聚焦演变中的印太安全形势及地区安全合作，谈到中国在南海的显著存在，并提及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工作层面四方对话等内容。

美国和日本希望印度在“极具战略意义的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共同遏制中国。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认美国将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加强四方合作”。

2018年1月18日，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在内的军方代表出席由印度外交部和观察研究基金会举办的新德里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会上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称中国为“印太地区”安全“破坏性力量”，敦促其他国家抵制中国“单边行为”，得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代表的积极回应。

1月19日美国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概要，进一步公开了美国扩大“印太”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意图。

至此，QSD2.0正式浮出水面。

2018年6月7日，美、日、印、澳四国官方代表在新加坡举办的东盟国家高官协商会议期间会面，是继2017年11月12日QSD重启以来第二次会晤。

成员国表示将与该地区相关国家和机构合作，通过多边对话平台促进“印太”共同愿景的实现。

[1]
印、美、日三国于2018年6月7日至16日期间在关岛海岸进行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未获邀参加。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萨德拉姆尔斯教授在《外交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印首脑2018年4月武汉会晤后，双边关系回暖，印度考虑到中国敏感关切，将澳大利亚排除在美—日—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之外，避免被视为针对中国而组建军事集团。

[2]
2018年11月15日QSD2.0第三次会晤在新加坡东亚峰会期间进行，四国高级官员就如何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磋商，强调了东盟国家的中心作用，并决定每6个月举办一次会晤。

《印度时报》专栏作家乔伊杜里认为中美贸易战仍在继续，美国加紧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则希望借此平台实现各自在“印太”地区利益。

[3]
二、印度对“四方安全对话”2.0的复杂态度
QSD2.0显然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四国高官将磋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就本地区地缘政治交换意见”[4]。

但是，印度从外交原则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着眼，对QSD持有复杂的战略考虑，同时又进行微妙的外交运作。

（一）印度对QSD战略考量的二重性
目前来看，QSD2.0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外交姿态。

印度对于加入一个公开制衡中国的协调机制QSD持保留意见，并不愿意将目前的安全对话升级为军事联盟。

印度对QSD的矛盾心理源于其不结盟政策和实用主义外交原则，一方面通过加入QSD借重大国，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从而影响到两国经贸关系。

印度称将与各国一道促进“自由、开放、基于规则、包容的亚太秩序建立”，以增进互信，在说辞上接近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曾提到，美国和印度是维护该地区安全的“挡书板”。

亚洲时报专栏评论员阿兰博伊德认为，印度一直忌惮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摩擦背后的中国因素，希望QSD充当抵制中国的政治缓冲区。

自2014年5月莫迪就任以来，印度一直致力于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旨在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就QSD目前的发展境况来看，恐怕并不能成为印度可以依赖的坚实后盾。

[5]
尽管印度拒绝邀请澳大利亚加入联合军演，竭力撇清外界尤其是中国对于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国协约”的误解，但是美国和印度每隔6个月举行一次联合军演，美日印三方也定期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2018年9月印度又与美国签订通讯兼容及安全协议，意味着美印之间允许交换加密信息，尽管尚未启动该条款，但协议本身已表达多重含义。

[6]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虽未缔结军事同盟，但四国之间密切的双边及三边防务合作已然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只是需要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印度、日本联合军演的一个“仪式”而已。

印度暂时不邀请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其实是在经过多重考量后做出的战略决策，既“照顾”了中国的感受，也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印度的谈判筹码，因为QSD 成员国鉴于印度对QSD的“摇摆”态度，可能会以经贸、防务合作等优惠条件“拉拢”印度制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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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同时参加两组三边峰会
2018年11月30日，日—美—印和俄—印—中两组三边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举行。

显然，前者是QSD的促进因素，而后者作为QSD的抑制因素，被视为可能改变当前亚太地区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印度作为QSD的成员国同时出现在这两场峰会中，传达了其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回归的重大信号。

首先，从日—美—印峰会看印度的战略谋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理莫迪参加的首次三边首脑会晤，被印度外事秘书称为“亲切友好”的会谈。

三国首脑就“印太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自由、开放、包容及基于规则的秩序”对于该地区的和平繁荣至关重要。

印度总理就三国如何一道推进落实“印太”的概念提出一些建议，特别强调三国应该向其他相关国家解释“印太战略”的利益所在。

三国领导人同意发挥东盟的中心作用，也同意就海上安全和互联互通问题加强合作，并就此协同行动。

三国首脑认为此次会谈很有意义，洽谈氛围积极，结果也令人鼓舞，三边都乐见成效。

[7]印度总理莫迪称美国和日本为印度的“战略伙伴”“好朋友”，日—美—印三边峰会（以下简称JAI峰会，即Japan、America、India三国英文首字母缩写，印度语义为成功或胜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印、日、美三国将在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8]印媒认为，此次印日美三边会谈在美中双边会谈前夕举办，特朗普政府的用意很明确，借此表明美国与日本、印度在对中国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印太地区”将开展密切合作，并以此为筹码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并遏制中国在该地区取得的优势。

[9]印度在JAI三边峰会的核心诉求是“印太”概念的落实，通过“向东行动”战略，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将印度的市场从印度洋扩展至太平洋。

同时，印度希望借重大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与日本扩展经济合作，意在制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战略意义重大的印度洋周边及南亚次大陆国家。

其次，从俄—印—中峰会看印度的大国平衡外交。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俄—印—中三边峰会（以下简称RIC峰会，即Russia、India及China英文首字母缩写），就国际层面扩大合作交换了意见，三国首脑同意为共同促进国际及地区和平稳定进行各层面协商会晤，通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亚峰会等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鼓励和平解决双边分歧。

会晤认为推进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其他新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等多边组织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多边贸易体系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

三国领导人强调了中国、俄罗斯、印度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表示愿意加强RIC首脑会晤机制。

[10]
此次RIC峰会倡议由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先提出，得到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积极响应。

他们提到在应对安全与发展的挑战时要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作，并反复强调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国际秩序民主化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指责不言而喻，印度在此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就三边峰会各自发布的声明展现出惊人的战略一致性，RIC峰会被视为地区和国际安全及全球发展的重要架构。

印度前职业外交家巴德拉库玛尔认为，时隔12年后中、俄、印首脑再次会晤，或将成为亚洲安全与全球政治演变的里程碑。

[11]第二次RIC峰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期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逻辑演进，而其中印度外交“转向”成为关键性因素。

中国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影响力不断攀升，渐渐取代美国在该地区扮演的角色。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将印度等亚洲伙伴国家的利益置之度外，因此RIC峰会倡议对印度很有吸引力。

印度希望与中国、俄罗斯加强合作，优化对外经贸环境，为国内经济转型发展铺平道路，QSD的影响势必会因印度的“外交转向”而“被稀释”。

（三）印度反对把QSD2.0建成“亚洲版北约”
印度奉行不结盟外交，宣称是拥有120个成员国的不结盟运动领袖，不可能丢弃不结盟的战略筹码，公开缔结同盟条约。

卡耐基基金会印度中心主任莫汉称，外界对印度加入QSD存在诸多担忧，但印度无意放弃独立外交政策，与美、日联盟只为构建亚洲地缘均衡，印度并不受美国支配。

作为大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印度和其他大国开展外交关系旨在增加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分量。

鉴于中印之间不时爆发的边界争端，“印度不得不借力外部伙伴弥补两国战略差距”[12]。

通过对莫迪在第15届马尼拉东盟—印度峰会开幕辞及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答复议院关于QSD问题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官方避免使用任何诸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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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事、南海、制衡、中国等字眼，不愿被视作与美、日、澳公开结盟针对第三国，为印度保留足够的外交回旋余地。

[13]印度一方面急于借多边平台推出“重磅”声明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又碍于不结盟外交原则，谨慎措辞，在国际社会维护其不结盟形象。

此外，2017年11月QSD2.0第一次会晤中，印度是唯一一个未提及制裁北朝鲜弹道导弹及核项目的QSD成员国，可见印度并不愿“涉险”与其核心利益关联不大的领域。

2018年以来印度对QSD态度出现摇摆，成为离心力最大的成员国。

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峰会上，莫迪总理发表主旨演讲，阐述印度的“包容性印太政策”，称印度倡导“包容、开放、团结，以东盟为中心的印太秩序”“不应将印太地区视为一种战略或有限成员国俱乐部”[14]，意在表明印度加入QSD，并非针对中国之举。

《印度时报》外交编辑英德拉妮·巴格姬发表文章称，印度的处境略显尴尬，在2018年6月QSD2.0第二次对话前印度总理莫迪通过武汉会晤和索契会晤，理顺了与中国、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却遭到美国、日本等QSD成员国对印度承诺的质疑。

印度是QSD最谨慎的成员，对澳大利亚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心存戒备，正好借马拉巴尔军事演习拒绝澳大利亚加入，撇清联合军演与QSD的连带关系，避免引发中国和俄罗斯的猜忌与不安。

[15]2018年11月15日QSD2.0第三次对话，印度拒绝将针对中国的QSD升级为部长级会晤机制，却在2018年11月30日参加了俄—印—中三边峰会，加深了QSD其他成员国对印度“离心”的猜疑。

印度的现实欲求是对孟加拉湾“安全提供者”身份的追求。

麦考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拉维纳·李认为，印度安全战略的出发点是对孟加拉湾的掌控。

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在南亚次大陆国家陆续落地，印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

当印度意识到，中国比巴基斯坦对印度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威胁时，印度可能最终会选择“自助”模式，从而导致中印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同时拉维纳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印度说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支持印度在QSD框架下成为孟加拉湾主要的“安全提供者”，那么无论是莫迪还是下一任印度总理都会成为QSD的忠实支持者。

[16]事实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不可能冒险支持一个非同盟国成为印
度洋的“安全提供者”，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目前不会放弃其外交传统优势而去和美国等结盟，所以拉维纳的假设不成立。

可见，印度在外交传统与现实欲求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暂时不愿意缔结军事同盟。

三、利用印度矛盾态度，化解“四方安全对话”压力
虽然短期来看，QSD2.0不大可能演变为“亚洲版北约”，但必须对这样一个遏制中国的战略联盟保持警惕，因为它有可能重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必须加强对印度外交工作，利用其政策矛盾，防止“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以减轻其施加于我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

（一）准确研判印度与其他QSD2.0成员国的核心诉求差异
目前QSD2.0的推进面临诸多阻力和重重挑战。

首先，QSD的宗旨和目标不是非常明确，难以形成合力。

QSD2.0宣称在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繁荣、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愿景”和价值观，但“共识”背后隐含的诉求却各不相同。

日本寻求政治盟友；印度坚持将“向东行动”战略作为“印太”地区外交行为的基石，并借力美、日、澳三国，抗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澳大利亚意在维护自身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美国诉求则在“回归传统亚洲政策”，联合三方对中国形成围堵态势，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存在。

虽然四国表示同意加强安全合作，但是具体到地区事务，行动仍然难以协调一致。

而且，美、日、澳三国都不愿介入中印边界争端，印度希望将合作重心放在印度洋而不是中国南海，日本则寻求在中日东海问题上的支持。

[17]
对于QSD成员国一直提及的“印太”战略，利益相关方从未对“印太”地区的边界达成共识。

美国仅将“印太”概念范围延伸至印度西海岸，而日本和印度的战略利益还囊括欧亚、西太平洋、非洲南部等地区。

澳大利亚和日本一方面希望推进QSD联合制衡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希望与中国保持积极的经贸合作势头，在如何平衡本国安全诉求与经济接触机会最大化之间如履薄冰。

（二）利用印美贸易矛盾和外交转向
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大力推行贸易单边主义政策，激起了国际社会包括印度的强烈反对。

2018年3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对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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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受此影响，印度总计将被额外征收1.65亿美元，约合11.27亿元人民币。

印度政府在同年6月底推出了反制措施，宣布将从8月4日起对美国的多种农产品、钢铁产品和铁矿加征关税。

受这一措施波及的美国农产品包括苹果、杏仁、核桃、鹰嘴豆等，其中鹰嘴豆将被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印度与美国的贸易战，使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上的态度消极化。

2018年6月第二次QSD高官会晤围绕“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主题展开，成员国分别发布声明表示支持，但并未冠以“四方对话”之名。

《外交家》资深编辑安凯特·潘达认为，印方主张希望加强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对美国、澳大利亚及日本与会人员提出的“自由通航及飞行权力”“国际法”等内容，印度继续选择忽略。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声明中增加了QSD将进行定期磋商的内容，很明显希望将QSD升级，进一步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

而印度的声明则强调“继续与本地区各成员国及机构一道，促进和平、安全、繁荣印太共同愿景的实现”，表明印度的关切重在印度洋。

[18]事实上，2018年11月15日第三次QSD未设定议程，各方在界定各自安全领域上存在分歧。

QSD未能发布联合公报，充分表明各方对QSD认知及诉求的差异性。

总之，在QSD成员国中印度外交转向最为明显，从QSD重启时的积极态度，到QSD二次会晤时的谨慎措辞，再到第三次会晤时拒绝QSD升级，充分表明印度莫迪政府正在美、日、俄、中之间寻求大国外交平衡，我国可以利用印度的这种外交政策调整。

（三）促成RIC峰会机制，形成对JAI和QSD的牵制
印度自独立以来奉行的传统不结盟外交政策，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灵活性。

印度在大国竞合关系中的平衡外交战略，也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RIC峰会正是印度近来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重要标志，表明印度正重新调整与大国外交距离，适度拉近与中国、俄罗斯关系。

应充分利用印度外交原则，积极塑造俄、印、中战略三角，形成对QSD的有力牵制。

印度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在RIC和JAI之前就已初见端倪，QSD2.0的战略重要性可能受此影响而被大大稀释。

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武汉会晤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印努力增进互信，提升双边接触，加强战略沟通，积极寻求解决边境争端，双边关系逐渐回暖、升温。

中印两国首脑在短短10个月间已会晤6次。

而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一次双边会谈是2017年11月东盟峰会期间。

2018年5月莫迪、普京索契会晤是印度在综合研判国际形势后对地区及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2018年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发表演讲倡导亚太安全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是印度与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政策拉开距离的重大信号。

2018年10月莫迪顶住美国政府巨大压力，与俄罗斯签订S-400导弹协议，表明印度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决心。

2018年11月30日，印度先参加日—美—印三边峰会，紧接着又参加了RIC峰会，既与美国、日本共同倡导推进“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又与中国、俄罗斯一道反对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印度正在回归传统大国平衡外交战略。

从RIC峰会中、俄、印三国领导人的表态及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RIC发展为首脑会晤机制的可能性很大。

但RIC峰会是否会演变为中、俄、印战略三角还有待于观察。

首先，RIC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称性，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同时保持着密切的双边军事及政治关系，而中印双边关系则呈现不确定性。

RIC或将成为中印提升双边关系的平台，俄罗斯可以从中协调，使中印建立战略互信。

其次，JAI或将对RIC形成制约，美国和日本可能会通过操控印度因素，弱化中、俄、印战略三角重要性。

巴德拉库玛尔认为从政治视角看，中印对RIC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因为两国一方面加强与俄罗斯协作，一方面也追求与西方合作。

[19]安凯特·潘达认为，印度总理莫迪参加RIC峰会或许是出于外交平衡的考量，因为同在G20峰会期间，首届JAI峰会在RIC峰会之前进行。

[20]安凯特的分析诠释了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平衡外交原则，无论从传统还是现实考量，印度的战略选择应该是依照利益诉求在RIC和JAI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通过对印度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中俄印三边会谈、中印双边会谈、日美印三边会谈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可见，印度外交始终秉持实用主义原则，拓展外交平台，寻找公约数，服务印度国家利益。

[21]在中俄印三边会谈中，印度强调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在反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在日美印三边会谈中，印度重在倡议加强合作建立“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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