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

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
杨庆中
自汉代尊《周易》为经书后,中国历代经学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体的递嬗，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少人开始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周易》。

这种研究，既有对已往研究的继承，又有对已往研究的批判，还有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这构成了中国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基本发展线索。

但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十分剧烈,使易学的发展表现出复杂性特征，也为我们今天总结这一段学术思想史增加了难度。

为了坚持易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本文拟将本世纪中国易学的发展以一九四九年为限，分为两大阶段。

四九年以前为第一大阶段，四九年以后为第二大阶段。

在第二大阶段中，又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部分。

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
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划上了句号。

但封建时代的学术思想及传承这种学术思想的方法及手段──经学，却没有因此而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古史辨派的学者，以史学的观点重新看待六经，才真正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使《诗》《书》《礼》《易》等等所谓的经典，从传统的经学壁垒中解放出来而面貌一新。

因此，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旧并存、新旧对垒、除旧布新的复杂局面。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根据研究者对《周易》的认识，以及其研究《周易》的方法，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大体分为经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和新探索派。

（一）经学派易学研究
所谓经学派，是指把《周易》视为经书、并用传统的经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成分比较复杂，既有逊清遗老，又有辛亥斗士；且有的宗汉易，有的治宋易，有的汉
宋兼治，但方法都是传统经学式的。

有清一朝，自顾炎武等人打出“理学即经学”的旗号，开复兴古文经学之风，经惠栋、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越，至章太炎，一脉相承，被梁启超称作清代学术的“正统派”。

章太炎好费氏易，民国二十年间，“章氏国学讲习会”相继印行了一批有关费氏易的著作，如王树楠的《费氏古易订文》、马其昶的《重定周易费氏学》等，这些著作多撰自清末，有的光绪年间便有刻本，可以看作是“正统派”易学在本世纪初的余绪。

但由于这一派人物恪守家法，偏重文字训诂，所以易学方面的创获并不算大，对民国时期的易学研究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不过，作为“正统派”的殿军，章太炎的易学研究虽然在其整个经学研究中不占重要地位，但由于其“于易每发一义，几乎皆有创见”，所以又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新面貌。

如他以佛教唯识学解易和以《序卦传》演社会进化史等，均可谓于传统易学有所发明。

这一时期，经学派中影响较大的易学家当推杭辛斋、尚秉和等人。

杭辛斋早年肄业于同文馆，通晓当时的自然科学。

著有《杭氏易学七种》。

其易说兼容汉宋，附会新知。

于易象、易数、易理均有发明。

如他对观象之方法的研究，对奇数始于一、偶数始于四、阳顺阴逆、数之体用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另外他还以《周易》附会近代自然科学，演宇宙进化、民主共和。

虽不免博杂不纯之讥，却能启发后人。

本世纪发达起来的“科学易”实滥觞于杭氏。

尚秉和中年治易，著述颇丰,计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著作十余种。

尚氏认为，西汉以后的人诂易，所说多误，原因有二：一是易理失传；一是象学失传。

他由《焦氏易林》入手，“发现了久已失传而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反正象、半象、大象等凡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并将其与《周易》、《左传》、《国语》、《逸周书·时训》等互相参证，以求恢复西汉以前的《易》说。

他又受其师吴汝伦“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思想的影响，把同性相敌，异性相通视为“全易之精髓”。

总起来说，他主易象而反对东汉以后的卦变、爻变及爻辰之说；主易理而反对王弼以至宋儒的所谓义理之学。

颇有清代“正统派”之风，但他对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又很认可，故较“正统派”的视野为宽。

如果与杭辛斋相比，尚氏则严谨有余而气势不足。

民国年间的黄元炳、沈瓞民，也是用经学的方法治易而建树颇丰的学者。

黄元炳治易，兼采
汉宋，专攻象数。

自谓“余玩易垂四十年，凡关于易象易数者，皆能约略解之”其所著《易学探源》，包括《易学入门》、《河图象说》、《周易经传解》、《卦气集解》等，其中的《河图象说》专门研究宋儒之象数，《卦气集解》专门研究汉儒之象数。

他去汉、宋门户之见，冶象数理于一炉，自谓“拨云雾而见青天”。

被沈瓞民誉为“集卦气之大成”。

沈瓞民著《周易孟氏学》、《周易孟氏学补遗》、《孟氏易传授考》、《汉魏费氏易考》、《周易马氏传辑证》，“言必有宗，理无旁举”。

沈氏又著有《先后天释疑》、《九宫撰略》、《卦变释例》等，专谈象数。

六十年代，沈氏还曾撰文参与易学讨论，可谓一生致力于易学的研究。

除此之外，他如陈启彤、张其淦、李郁、徐昂、胡朴安等也分别用经学的方法在自己的易学研究中提出了颇为新颖的见解。

（二）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纷纷传入中国，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而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古史辨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它主要活跃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学领域，影响却超出了历史学本身。

其在易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钱玄同、余永梁、顾颉刚、李镜池等。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念是“疑古”。

而这种“疑古”精神的获得，却是受了清末经今文家的影响。

古史辨派研究《周易》的目的是要“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神圣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辩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

因此，他们的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考证方面。

顾颉刚的主要易学研究成果是两篇重要的论文：《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他从爬梳《周易》卦爻辞中包含的古代故事入手，考证了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和作者，指出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又从分析《系辞》中所谓古圣人“观象制器”的传说入手，考证了《易传》的作者和著作年代，并进而分析了《易经》与《易传》的关系，指出二者是“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应该分开讨论。

同时他还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中国上古史上的一些问题。

李镜池是古史辨派中唯一一位一生致力于《周易》研究的学者，与顾氏以《周易》试验其“层
累的造成说”不同，他更侧重于《周易》本身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如殷商卜辞与《易经》筮辞的比较、《周易》筮辞的编纂、《周易》筮辞的分类、卦名、《易传》各篇的著作年代、思想等。

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打破了传统经学的种种樊篱，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史学的研究。

受其影响，连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钱穆也纷纷撰文，剥夺传统经学赋予孔子的《易传》著作权。

这些观点虽不免“疑古过勇”之嫌，却开拓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本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
唯物史观派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学派,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与古史辨派仅仅把经书还原为古史资料不同，唯物史观派则注重于揭示史料背后所隐藏着的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史料本身所包含着的哲学思想。

可以说，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是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文化的和哲学的研究。

郭沫若是这一方面的著名代表。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

企图要打开《周易》这座神秘的殿堂，看见那“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

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讨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郭氏认为，《周易》卦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

因此，他利用卦爻辞中的材料分析了《周易》时代的“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结构”、“精神的生产”；下篇讨论《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作者结合《周易》经传，论述了《周易》“辩证的宇宙观”、“辩证观的转化”、“折衷主义的伦理”、“《大学》《中庸》与《易传》的参证”等问题。

这些问题多为以前的学者所不曾涉及，郭沫若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所以影响很大，引起了众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如王伯平的《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批判》，李星可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评郭沫若所论并抒己见》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文进行了讨论。

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又撰《周易之制作时代》，
考证《周易》经传的制作时代、作者等问题。

观点与前者有所变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郭氏的解释是：“《周易》所用的资料有的虽远在殷商的时代，而整个的思想过程是战国年间的产物”，前一篇“思想分析上无甚错误，只是时代的看法须改正”。

郭沫若和顾颉刚都不是易学研究的专家，但他们的易学研究成果却都具有开拓性和划时代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本世纪的学术发展史，还是对于本世纪的思想发展史都很有影响。

（四）新探索派的易学研究
传统经学派的易学研究模式已被打碎，而古史辨派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唯物史观派的郭沫若也在开了风气之后便把兴趣转移到了其它方面，因而如何建立易学研究的新体系，便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四十年代，一批易学研究的专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探索易学研究的新途径。

他们既认同于古史辨派对传统经学的批判，又不完全否定传统经学派诂经的方法，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唯物史观派把思想学术问题与社会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作法。

可以说，他们的探索是一种有批判有继承，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新探索派中又可分为“考注派”和“会通派”：
１、考注派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人。

以高亨为例，他于四十年代著《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两书，前者通论《周易》的作者、成书、卦名、筮辞、筮法等，后者用传统的注经之法对《周易》的卦爻辞章解句释。

他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注释卦爻辞，可以说与传统的经学家的研究方法是有相通之处的；他否定“人更三圣，事历三古”的传统易说，否定传统所谓的卦爻辞与卦爻画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并离《易传》而释《易经》，可以说又是与古史辨派的观点相一致。

时人评价说：“高君此书专究研爻辞，不问十翼，更不问由汉至清的各家易解。

大体说来，这本书创见很多，在经学方法上说，也是一个创例”。

２、会通派
此派又可一分为二：一是义理的会通，一是象数的会通。

义理的会通，其代表人物有苏渊雷、金景芳、熊十力等。

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易学中的义理之学，一方面又融合西方的哲学思想。

如苏渊雷著《易学会通》，自谓：“义求贯通，不囿畛域；意在博约，何滞古今？”
此书除概论易学外，又融合西方哲学,创天人演化论等等新说。

如金景芳著《易通》，除探讨易学中的基本问题之外，还欲打通《周易》与老子的关系，《周易》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

等等。

象数的会通，其代表人物有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

他们的特点是一方面继承传统《易》学中的象数之学，一方面又用现代的自然科学成果解释或比附易学中的象数之学。

如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中，既有“易方阵之解析”，又有“河图之统计力学”，还有“易方阵引出向量理论方程式”，等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可以看出，四派之间既交互进行，又相继发展。

而新旧、中西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则构成了本世纪上半叶《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二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易学研究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的。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通常做法，我们将这一阶段的易学研究，分为两小阶段：建国后至七七年为第一阶段，七八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建国之初，许多新老知识分子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批判旧的封建正统派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

对于《周易》，尚无暇予以关注。

直到六十年代初，《周易》研究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研究热潮。

有学者将此次易学热分为二期：“第一期从一九六０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底止，主要讨论《周易》的形成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一九六三年讨论进入了第二期，主要讨论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批判将《周易》现代化的倾向。

”这一概括基本可信。

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约有四种观点，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说和战国说。

持殷末说者为高文策，其根据是“乾象天，记殷末安阳地区的天象。

坤象地，记殷人主要农作物的成长。

乾坤爻辞，乃是殷末月令”。

此说响应者寥寥，且受到庄天山、陈世辉等人的质疑。

持殷末周初说者有冯友兰、任继愈、李景春、沈瓞民等，其根据不出三十年代余永梁、顾颉刚等人的论述范围，是对余、梁观点的进一步完善。

持西周中后期说者为李镜池，这也
是他三十年代所持的观点。

持战国说者为平心，主要是对郭沫若三十年代观点的阐发和补充。

关于《易经》的作者，多数学者认为此书非成于一时，非出于一人之手。

但任继愈认为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

李景春则坚持说此书系文王所作，周公所补充。

关于《易传》成书年代的讨论，首先涉及到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

高亨、冯友兰、朱谦之、李景春、任继愈、繁星等人均不否认孔子研究过《周易》，但又都同时认为孔子不是《易传》的直接作者，此书亦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完成时期也不一样。

高亨认为《易传》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

沈瓞民则认为其少数篇节成书于周代，大半完成于战国，还有一部分写成于秦汉。

关于《周易》的性质，论者都不否认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认其中含有哲学思想。

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

如冯友兰等人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李景春、繁星等人则认为，《易经》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哲学书，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学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

另外，平心把《易经》看作是一部以谐讔文体写成的特殊史书。

刘先枚则强调《易经》是商周政治斗争的产物。

关于《周易》的哲学，学者普遍认为《易经》中包含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易经》哲学的性质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者的分歧比较大。

冯友兰、沈瓞民、高亨、任继愈等人认为《易经》的哲学思想基本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而王明、刘泽华则认为它是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

至于《易传》，学者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其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方面。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

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蠡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

同年的《哲学研究》第二期发表东方明与李景春的争论文章：《本质的分歧在哪里》，文中建议“以《周易》的研究为例讨论一下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于是围绕《周易》的研究展开了一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

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确理解《周易》哲学，如何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严格的历史性等问题上。

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
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

这场争论，以讨论《周易》经传的成书、性质、作者、哲学思想始，以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终。

就前者言，可以说是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和唯物史观派讨论问题的继续和深入。

就后者言，它又是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尝试。

如果说，三十年代的那场易学讨论重在“破旧立新”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的最大特点是讨论的各方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了“破旧立新”的指导思想。

这场争论结束后，到一九七七年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易》研究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

七八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易学研究开始走出禁区，并迅速得以开展，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热潮，直至今日，余热未息。

而由于这次易学热与文化热交织在一起，使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格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分为：《周易》经传的注译、易学史研究、易学考古、易学哲学、科学易等五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1）《周易》经传的注译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先秦典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考证和注释。

但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期之前，人们几乎见不到这方面的新著。

进入八十年代，此种情况大为改观。

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多次再版，金景芳的《周易讲座》、《周易全解》相继发行。

之后，有关《周易》的译注、浅释、白话一类的作品也纷纷面世。

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由“通说”、“注释”、和“附录”三部分组成，通说部分主要考证《周易大传》诸篇的编篡、作者与时代，以及其中的象数问题。

注释部分则仍然据其注释《易经》时“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原则对《传》文逐一进行注释。

附录部分一为《先秦诸子之周易说》，一为《本书引用周易注释书目》。

该书初版于一九七五年，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一部注释类易学著作。

金景芳的《周易讲座》系由其弟子吕绍纲据讲课记录整理而成。

作者坚持《易通》中的观点，认为《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但深藏哲学智慧。

《易传》系孔子解《经》之作，与《经》密不可分。

《周易全解》由金景芳和吕绍纲合作完成，重点
说解《周易》经传全文，但也对八卦的起源、卦爻辞的产生年代、作者、以及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证。

其说解则主要继承了义理派的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了作者独特易学思想体系的著作。

该书作者之一的吕绍纲尚著有《周易阐微》一书，亦颇具特色。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周易译注》一书，被论者称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翻译《周易》经传本文，并对其要理进行系统阐释的高水平专著”。

该书的作者之一黄寿祺曾师事尚秉和、吴承仕等国学大家，对象数易学很有研究，撰有《汉易举要》等著作多种。

“而《周易译注》一书虽然也论及象数，但实以义理为主，这恐怕与另一位作者张善文有关”。

张是黄的弟子，除该书外，还著有《象数与易理》、《周易与文学》等易学专著。

在易学正热的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本很具功力的易学著作，却鲜为人知，那就是已故著名学者杨柳桥先生的《周易绎传》。

此书写成于一九五九年，一九七八年第五次修订。

一九九三年，在杨氏弥留之际，其子女捐资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此书仿孔颖达《周易正义》之例，卷首冠叙论，通论先秦易学。

绎传部分，一复《周易》“二经”、“十传”之旧观。

所引古人注解，以作者年代为序次于经文、传文之后。

其对古人注解所作的申述或对经传文字所作的新解，则冠以“绎者案”三字以别之。

另外，对于卦爻辞韵文之韵脚，则以符号标明。

杨氏此注，义理象数兼取，尤以论易之四义（简易、反易、交易、变易）及易数部分最为精彩。

出版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周易大传新注》也很值得一提，作者徐志锐有别于高亨离经解传，离传解经的做法，在强调经、传有别的同时，又注意发现二者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并力图兼顾义理和象数。

相对于受疑古思想影响极深的高亨的《今注》，徐氏的《新注》确有新意。

这种“新”，在易学研究领域发出了“走出疑古”的信号。

此后的经传注释作品，虽然因作者的观点不同而存在种种认识上的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回归传统经学的倾向。

这一现象，颇值得回味。

其他如宋祚胤的《周易译注及考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唐明邦的《周易评注》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作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论述。

（2）易学史研究
易学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历史上许多的易学家，都曾在自己的易学著作中对其以前的易学发展作出评价。

但真正把易学史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却始于本世纪，就大陆而言，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在这方面作出开拓性工作的首推朱伯崑先生。

朱先生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深感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系统的哲学，与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

但近代以来，由于哲学与经学分离，人们往往忽视二者原有的特殊关系，乃至于对于传统经学中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易学问题也很少作出探讨。

使得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常常见枝叶不见根本。

有见于此，朱先生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易学哲学史》一书，希望以此来弥补一般哲学史著述的不足。

在该书中，朱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对易学哲学史上每一时期，每一思想家均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思想渊源及学派互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清楚把握易学自身特点（朱先生称之谓“两套语言”）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方法，丰富的资料，发掘出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读来使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打不通易学，就打不通中国哲学，至少打不通两宋道学。

方克立先生指出：“朱先生是学者，不是靠《周易》来混饭吃的时髦易学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在当今中国数百种易学书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推动对《周易》哲学的科学研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方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与朱先生系统梳理易学哲学史，发掘易学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余敦康先生的易学史研究，则企图从文化精神发生学的角度，发掘和诠释易学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

他把先秦由《易经》到《易传》的发展，看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期，而合儒道、融百家的“易道”，则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成果。

余先生认为，此“易道”由天人统贯的整体思维模式；以“太合”为终极目标的天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以及表现天道人事变化的筮法操作系统等三个层面构成，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秦汉以后的易学便是沿着“通经致用”“明体达用”和“内圣外王”的理路，对这一精神的开展和完善。

余先生还十分重视“易道”的现代诠释，并对易学中的管理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

余先生的易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所著《易学今昔》、《内圣外王的贯通》等著作中。

廖名春等四位年青学者撰写的《周易研究史》，也是一部较优秀的通史类著作，此书写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