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方亚中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年第02期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论述妇女问题，但是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在一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派别，它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观点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男女不平等与阶级压迫有关系，与私有财产制有关系。

在另一个层面上，女性主义还有其他的派别，这些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女性主义还吸收了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理论学说。

女性主义往往融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性别、社会结构、交换制度等因素为一体，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利用和改造，从多维视野中试图揭示妇女广受压迫的根源。

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

对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吸收和利用到补充和修正的过程。

西蒙·德·波伏娃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女性主义者。

在《第二性》一书中，她虽然肯定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揭示女人所作的一些贡献，但她认为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存在一些问题。

在考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时，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概括的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概括地说，她对恩格斯的批判有三点：第一，恩格斯没有能够指明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怎样发生的；第二，恩格斯没有清楚地说明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而是假设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第三，恩格斯仅仅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让妇女同男人一样自由参加公共生产，这种解决方法显得太抽象，因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

托里·莫伊曾进行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相结合的尝试。

她肯定了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她们对阶级及政治不够关注，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与法国女性主义者相比，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似乎对阶级及政治比较感兴趣。

例如。

在对阶级的分析中，凯特·米利特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但对经济决定论不完全赞同。

通过对男权制社会的观察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米利特发现，在男权制社会，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地方在阶级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但对于女性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她注意到。

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由于地位不同而对性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他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层阶级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

米利特还指出，分析阶级类别的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工人阶级在被资产阶级同化过程中，其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
了；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男性凭借自己的各种优势，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互为敌人。

米利特由此而看到了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划分，德行有等级之分，美貌和年龄也有等级之分；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个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的阶级关系比男性要少，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

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莫伊对美国以伊莱恩·肖沃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及苏珊·格巴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她们的做法是父权制的翻版：在差异的名义下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标榜女性特征、强调以妇女为中心，这不是在消除二元对立，而是在重建家长式等级制。

总的来说，莫伊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结合的途径，也试图在法国女性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中寻找契合点，但她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主要表现在理论阐述与现实内容和环境因素不能很好地相互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