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宋元编·第五章

第五章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一节陈亮的生平及其与朱熹的辩论
南宋中叶，还有两位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家——陈亮和叶适，他们创立了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道德性命”之学展开论辩,成为当时理学外部反对理学的思想派别。

陈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

陈亮出生于一个业已衰落的庶族地主家庭，先祖死于抗金之役，祖父陈益性格豪放耿直，科举不中，遂沉浮于乡里。

陈亮受祖父影响较深,年少时便有经略四方之志。

年青时写成《中兴五论》，以后又有《第二书》、《第三书》.陈亮在一、二、三书中，指出主和派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斥责当权的朝臣，并针对时弊，提出改革措施，在朝中引起震动，也触犯了一大批官僚的利益,他们视陈亮为大逆不道的“怪物"，并欲置之死地。

陈亮三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狱司多方罗织罪状，必欲置之死地,使陈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陈亮屡遭迫害，始终不屈，第一次出狱后,穷困潦倒，即使如此，他还是与朱熹展开了有关“王霸义利”的辩论.这次辩论,从淳熙十一年（公元I184年）到十三年，长达3年之久，涉及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从这次辩论中可以看出陈亮对理学的态度.他认为这种学问不但于世无补，而且成了士大夫追名逐利的手段.陈亮的思想，得到一些文人学者的赞同和信奉，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朱熹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陈同父（陈亮)学己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肖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盂，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陈亮思想的传播，形成了与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

陈亮、朱熹的论辩事实上不局限于“王霸、义利”问题，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道”的问题。

“道”是程朱理学最高的哲学范畴,朱熹指出，“道"超越于自然和社会之上，永恒存在、亘古不变，它是形面上的精神实体，决定着形而下的万物的生成和运动变化。

陈亮也承认亘古贯今有“道"的存在，但认为“道"不是神秘的先验的精神本体，不能先于事物、超越事物而独存，它与事物、与人生日用不可分离，因此，“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同上,《勉强行道大有功》)。

正因为“道”不是超自然的，所以天地之间，无物不是“道”，就像烈日当空，普照天下，使处处有光明一样，人开眼一看就能见到。

“道”
与事物不可分离，他所说的“道"，正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以及事物运行变化的法则、规律。

朱熹认为，“道”作为先天的绝对存在，最初是人所不能预闻的,只有无私无欲的圣人才能真正体认它、把握它,使它在人类社会中显现;而天理在人类社会中也转化为“人道"。

圣王之后的各代君主都有人欲，因而难以使天理在人间社会显明，这样,天理就不能转化为“人道”，而“人道”也自然偃息不存.“人道”不存只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被“作坏”、“殄灭”,并非天理消亡.但天理的常存，并不等于“人道”的常在,“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同上)。

朱熹阐明了关于“人"与“道”的关系，人有赖于道，但道却不依赖于人，也就是说:道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人能使它在社会中显现，也能使它昏暗不显,这一切取决于人是否有“人欲”。

陈亮则对这个观点力持异议，强调人与道不可分离,天、地、人三者构成宇宙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没有人存在，也就没有天地运行，道也就不存在了。

陈亮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把“道”看作是贯穿于人伦日用中的法则，离开人事。

必然无所谓社会中的“道"。

可是在这里陈亮把人的存在与否当作自然万物的“道”的存在前提，这不能不是一次理论思维上的失误。

陈亮强调离开人而“道”不存，目的在于说明三代圣王时代的“道”是“人道",汉、唐时代的“道"也是“人道”。

他说，如果“道”不行于汉唐之间,则中国这1500年的历史，应该作何解释？朱熹申论说：“道”虽不能在汉、唐时期体现为“人道"，但它却在那些具有“道心”的儒者身上体现出来，并由他们相继不绝地传下去.对于“道”的这种秘传不绝的说法，陈亮质问朱熹，“道"在天地之间，如“赫日当空”，怎么可以说是“举世皆盲”，只有几个儒者能开眼见到呢?
第二，关于“王霸、义利”的问题.
对干朱熹所持的“道”不行于汉唐，是因为汉祖唐宗有人欲的理论，陈亮予以反驳，他说，如果“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陈亮集·又甲辰秋书》）,万物何以蕃衍不绝，“道”何以常存不息？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的立国功业，可与天地并立,他们的“禁暴戢乱，爱人利物"，正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至于二人的谋位，是为了推行“仁政"，出于“救民之心”，并非出于人欲、私意.
关于“霸道”，陈亮认为，“其道固本于王也”(同上）,同时王道中也夹杂着霸道，例如三代时期也时常有征伐和谋位之事，这说明王道之治正是通过霸道而实现的，没有霸道,哪能凭空出现王道呢？朱熹称管仲
有霸道之功而无王道之仁，陈亮认为，管仲助齐称霸,正是仁者之事，是王道的需要。

陈亮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霸本于王,王霸并用。

从有关王霸的争论，引出“义利”问题。

朱熹认为，王道推行仁政，这是“义"，霸道讲求功利,这是“利”。

义与利是对立的、不相容的。

它们的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朱熹称颂王道，贬斥霸道，必然贵义贱利。

陈亮则基于王、霸并用的理论，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他所谓“利”，并不是毫无节制的一己之私利，而是“生民之利”。

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所谓“六府”，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水、火、木、金、土、谷；所谓“四德”,是指元、亨、利、贞。

他的意思是说，禹没有功业，怎能成天地万物？天不讲利，怎能有仁义礼智?后者说三代无利欲，那是被孔子美化了的，并非当时的实情。

朱熹指责汉唐“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无一念不出于人欲"（《陈亮集·寄陈同甫书》），陈亮则认为，汉高祖、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在斯民”，所以“自汉唐以来，虽圣人不作，而贤豪接踵于世……盖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际也,此岂可常之事哉？”（同上，《策》）他的结论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同上，《又丙午秋书》）。

第三，关于“成人之道”的问题.
王霸、义利之辩的最后落脚点，是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这是此次辩论的实质所在。

朱熹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同上，《舒陈同甫书》),要人们以“醉儒之道自律"，即“独善其身”，作一个道德完善的君子儒。

陈亮则提出“志在天下”的为人标准，主张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认为这样的人能够“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大智大勇，“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同上，《又甲辰秋书》）。

他对那些只会坐谈，不能实干的“腐儒”十分鄙夷。

陈亮与朱熹的争论不同于朱陆之争，后者是理学内部对“理”的看法及体验方式不同而引起的争辩；前者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

功利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始终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朱熹所倡导的贵义贱利的理论，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流。

第二节叶适的生平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出身于贫民家庭。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擢为进士第二，官至知府兼沿江制置使。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被劾夺职，潜心于学问。

在对金和战的问题上，他主张积极图谋雪耻和恢复失地。

他指责南宋的弊政,说明财竭、兵弱、民困、势衰的社会现象十分严重,要求限制皇帝及贵族地主的封建特权,以增强国家力量。

他曾成功地组织了对金兵的抗击，并制定了一套防御计划。

对于叶适的事功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此儒者乃无半点头巾气，胜李纲、范纯仁远矣!真用得,真用得!”（《藏书》卷十四）
叶适为永嘉学派的传人.南宋初年，伊洛之学传至永嘉，有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传播程氏之学，并创立了永嘉学派，承接二程统纪.传至薛季宣（公元1134—1173年)和陈傅良（公元1137-1203年)时，永嘉学派开始悖离二程的学说，向事功之学转变。

叶适思想直接渊源于薛季宣、陈傅良二人，对二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和心学对立的思想体系。

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叶适就是在这个思想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自己实事实功的思想。

他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强调不能离开“功利”而言“道义"。

他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空谈家，他说：“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

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

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岂能尽天下之虑乎！”（《水心别集》卷十）他指出,“以功业为可略”而谈“性命”、“义理”，即使议论如何精深,也只是空谈.
除义利观与理学明显相左之外，叶适在思想学术上与理学的分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太极”问题。

叶适否认“太极”这一范畴是由孔子提出来的。

他认为，《易传》中的《文言》、《说卦》、《系辞上下》等都不是出于孔子之手，尤其是《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句，“文浅而义陋”，是传《易》者“骇异后学”的话.他指出，易经中从未提“太极”二字,“不知《传》何以称之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

叶适对“极”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是极者则有物也”(《水心别集》卷七）.
所谓“极"是从事事物物中抽象出来的总原则，其存在以物为基础。

这一观点与理学“太极”生阴阳、五行、万物的观点刚好相反.
第二,关于《中庸》、《大学》。

叶适不赞成理学家对《中庸》、《大学》的推崇和解释。

他认为必须纠正程朱的解释,而以“孔子之经求之”.所以他对《中庸》,《大学》的解说几乎逐章逐句都是与程朱的注释对立的。

例如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叶适认为“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先格物致知,才能正心诚意，这与程朱所谓“格物者，穷理也”的观点是不同的.叶适认为，人的认识不可以离开物，“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

”这是说，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对物的认识，并且要经过“格物”的体验,才能得到证实.他不仅把《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改为“不可须臾离物也”,而且强调“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对物要根据其客观现实去认识，而不要把它作为认识某种先验存在的媒介.这是针对程朱通过格物而穷天理,把物作为天理体现者的观点而发出的议论。

在道器关系问题上，叶适肯定“道"在“器”中，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

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

……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违实，是又不可也。

”（同上，卷四）他认为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则.
第三,关于理学的道统说。

叶适不同意理学家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说，尤其不同意程朱遥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的统系。

他首先对曾子传孔子思想提出怀疑,认为曾子用“忠恕"解释“一贯”,与孔子原意不合，从而断然否认了“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这样就否定了思、孟承接孔子的源头。

叶适反对理学道统沦，是为了破除理学思想源于先古圣人的说法.
陈亮，叶适对理学的诘辩，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揭示了理学理论思维的不足,但由于他们自身思辨水平不高，因而没有从理论上冲破理学的体系，更没有建立足以与理学相杭衡的完整理论体系。

但他们的功利主义思想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