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

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
陶渊明酒诗既不同于《诗经》礼酌型酒诗，也不同于建安、正始的忧愤格与李白的狂歌型模式，而属于“旷达酣适”模式，其特点是将儒玄兼综的玄学思想深解于酒中，追求形神合一的境界，并进而将酒味升华到一种冲和平淡的味道，大大淡化、稀释了魏晋文士的生死痛苦。

陶渊明范式的确立反映了从建安、正始到东晋饮酒心态、酒诗创作风貌的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乃为嘉会，宴此高堂。

……笙磬既设，筝瑟俱张。

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曹植《正会诗》）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余皅。

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

（王粲《公皉诗》）
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

殷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

投觞罢欢坐，逍遥步长林。

（陈琳《诗》）
饮酒行乐，却欣赏哀情，一方面来自于对人生短暂和死亡来临的无奈，一方面来自于对人生坎坷、壮志不酬的悲伤。

两个方面渗入到饮酒赏乐活动中，配上哀感音乐的特殊感染力，加上酒精的刺激，激发作家强烈的情感冲动和灵感来临，所谓“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赠徐干诗》），形之歌诗，发为慷慨之音。

曹魏之末，竹林七贤掀起新一轮饮酒高潮，他们的诗歌也颇能继承建安风骨，形成了正始诗风。

正始文坛上，宴饮文学有刘伶的巨著《酒德颂》，那是以酒抗礼的宣言。

与之相形见绌的是，酒诗数量少，份量小，与饮风不称，岂是“纵饮酒，慎言语”欤？然而仅存的几首涉酒诗也不乏慷慨悲怆之音。

如阮籍《咏怀》其六十四：“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

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还有《咏怀十三首》之三：“清风肃肃，修夜漫漫。

啸歌伤怀，独寐寤言。

临觞拊膺，对食忘餐。

世无萱草，令我哀叹”，都是一代诗人饮酒心态的写照。

汉末曹魏时代，文士的社会作用开始增大。

他们的饮酒抗礼，不再是个别行为，而是群体行为、时代风气；不仅具有奇特不常的狂达行为，而且表现出对一种精神、个性的追求。

首先以酒抗礼的是孔融。

《难曹公禁酒书》透过历史人物因酒成就的事迹来歌颂酒德酒功，反对强行命令、群体规范对个体自由、个性张扬的压抑，为魏晋文士以个体、个性走上社会舞台张目张本。

三曹、七子踵其后，任性纵酒，时无礼制。

至阮籍、刘伶、嵇康辈饮酒，高扬着“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的时代主旋律，肆意酣畅更为放达了，抨击名教更为尖锐了。

象刘伶《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与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对峙，《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与世之君子的对峙，《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简与礼的对峙，其实都是“自然与名教”之争的态势，即刘、阮、嵇为代表的“自然派”以真诚、任达、超迈的自然之性对抗司马氏集团为代表的“名教派”的虚伪、刻板、残酷的名教之性。

由于建安、正始时代人对酒与礼（名教）的极端对立的观念，导致了饮酒派“得意忘形”的观念及非道德倾向的产生。

《晋书》言阮籍嗜酒弹琴，“当其得意，
忽忘形骸”，这种境界是纵酒派的普遍追求。

最能体现名士们饮酒审美上的“得意忘形”，并将其发展到极端的就是裸饮风潮，并使之从单纯的纸醉金迷发展成为任性旷达的名士风流。

阮刘的裸饮，以返朴归真为美，率情任性为得大道之本，追求一种淳真自然的趣味。

《世说·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芽”指责那些礼法之士，表现出以酒对抗礼教的强烈的叛逆倾向。

因此，饮酒派的“得意忘形”对于“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阮籍《咏怀》其六十七的虚伪礼教来说是一种反动，具有解放意义。

酒与礼制的严重对立，欢场与悲情的和谐统一，构成建安、正始名士饮酒作诗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点。

二、从忧愤格到平淡格转变的关捩：金谷、兰亭二宴诗心比较
两晋文士缺乏建安正始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功名心，玄学也发生了从正始“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主到“名教、自然合一”为主的变化。

因而到了东晋兰亭之会时，出现了以山水之乐、玄淡之趣作为消释生死痛苦的重要因素而寓之于酒的新的创作态势，清晰地反映了文人饮酒从忧愤格到平淡格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为陶渊明酒诗之先声。

金谷之宴和兰亭之宴，分别是西晋、东晋两次著名的文酒之会。

两会都有酒、诗、序，金谷之会30人皆有诗作，大多亡佚，仅存潘岳《金谷集作诗》；兰亭之会26人的诗作大多留传下来，共计37首诗。

平心而论，后者韵致实胜前者。

前者虽有名胜山水，却乏胜情，其人员构成与感慨内容，无不体现出西晋文人徘徊于《庄子》之无功无名与现实名利诱惑之间，容与乎庙堂与山林之中，傍徨于趋炎附势与吟山咏水之际，矫情于清流与女色之侧，挣扎于杀伐与邀赏之间，反映了人格上的分离。

如石崇、潘岳巴结权贵贾谧，招来元好问“拜路尘”之讥（按：石亦拜路尘）；但两人都好附庸风雅，文行不一。

而兰亭之会不同：由于东晋玄学基本上调和了本无与末有、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人生出处上也泯灭了朝隐与市隐、庙堂与山林之别，玄学上名教、自然合一和人格上儒道合一的结果，必将导致对生死、出处、静躁、雅俗等矛盾的淡化，最终导致陶渊明的出现。

而兰亭宴集诗作正反映了从金谷到陶渊明的一种过渡式人格和心态。

从潘岳的《金谷集作诗》与兰亭集诸作比较中，不难看到：尽管两会都有山水描写和生死情结，但山水描写与生死情结不同。

今存的潘岳，虽效建安公宴诗，徒作泛语，景不关情，故无风致，可以推知流风如此。

至兰亭诸作，自然山水与玄远情趣融为一体，加上一觞一咏，被江左名士用以消释包括“生死之大痛”在内的现实焦虑，王序所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不仅否定了张华《游猎篇》“至人同祸福，达人等生死”的《庄子》式的齐同生死的解脱方式，而且与金谷之诗忽略山水的消释作用也不相同。

这正反映了西、东晋饮酒生命意识的不同。

兰亭诸诗或全说理，或全写景，或理中见景，景中杂理，常常可以见到一个“散”字将情、理联系起来，如“寄散”、“消散”、“散怀”、“散豁”、“神散”等，既有景致，又有玄思；既有消解，又有重构，将山水玄远与生死焦虑联系了起来：
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谢安诗）
激水流芳醪，豁尔累心散。

遐想逸民轨，遗音良可玩。

（袁峤之诗）
茫茫大造，万化齐轨。

罔悟玄同，竞异标旨。

平勃运谋，黄绮隐机。

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孙统诗）
诗人仰观俯察，一觞一咏，通过对山水、生死两忘的“极”、“畅”、“散”、“寄”的态度，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生死两忘的境地，这就是一种与道同体的境界，把儒玄兼综的玄学思想深解于酒中了。

从诗史来看，兰亭诸作中山水、酒中的玄思，既含有理致，又富于景致，体现了东晋诗歌创作的新追求。

尽管它们属于《诗品》所归纳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且钟嵘所批评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中的孙绰等又是兰亭酒会的主要作家，但兰亭诸作所表现的化生死之忧为山水、觞咏之乐的乐观情怀，将山水、觞咏与玄思联系了起来，一洗建安、西晋的哀怨悲凉之美，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与精神境界，对于陶渊明诸人的饮酒诗来说，起到了先驱作用。

三、陶渊明“平淡格”酒诗：旷达酣适型酒诗的审美境界
从建安、正始到陶渊明，饮酒审美发生了重大变化，酒诗也相应变化：
一是在饮酒赏乐上，由悲情转变为一种象征符号。

建安饮酒赏乐诗所表现出乐极生悲的情怀，构成这时期的感情主基调。

之后以阮籍、嵇康、陶渊明为代表，以琴酒活动为载体，把音乐与酒融为一体并使得琴酒之趣成为文士风雅的一个组成部分。

阮籍嗜酒善琴，得意忘形，人多谓之“痴”，他的琴曲《酒狂》，泄发郁积，张扬个性，与崇尚中和的乐教异趣，成为音乐史上奇作；嵇康“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

”（江淹《恨赋》）如果说嵇阮的琴酒还有抗世、叛逆的味道在内的话，那么陶渊明的琴酒经历了“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阶段，反而趋向和平，成为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典型。

他虽不懂音声，但蓄有素琴一张，醉后总要抚弄一番，历来被视为风流，琴酒只是他得意忘言、适性畅神的一种象征符号。

二是生死、形神的关系，是魏晋士人关注的焦点。

与建安正始士人得意忘形、生死对立不同，东晋士人则追求生死统一、形神相亲的境界。

《世说·任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这种追求，来自《庄子·达生》：“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说明达生的关键应象醉人这样超脱生死、恐惧，无知无识，这就是神全，即形神相亲。

渊明也主形神相亲，《形赠影》借“形”发表自然饮酒派之言，谓长生既不可得，惟以酒愉悦人生，增加生命的密度，所谓“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此正阮、刘、张、毕之义。

《影答形》则托“影”发表名教者之论，谓长生既不可得，惟立名立善可以不朽，此正周孔名教之义；而《神释》则托“神”主张破形、影之执，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切顺应自然，返朴归真，与庄玄时风一致。

其《挽歌诗》三首设想人死之后，出殡、送殡、下葬、荒坟，亲朋哀毕复乐情景，但他
将这种感伤消释于酒与自然之中：“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正是“神”的化解；“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又是“形”的旷达。

合形神于一身的基础就是“真”，形的“饮酒求真”，与神的“纵浪大化”一样，在他身上都是融进自然，也都是同归于真的。

这种饮酒观点，将魏晋文士的生死痛苦大大淡化、稀释了。

三是酒味的平淡与酒境的升华。

《饮酒》之十四：“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芽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陶渊明是我国用诗歌来描述酒境的第一人。

饮酒言谈的自由旷放，行为的不羁礼法，是获得深味的先决前提。

深味，其实就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就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的功利超越、个体自由的境界。

渊明诗中的酒味，首先是一种道味，无论从其“散忧驱烦”式的消极反抗现实法则来说，还是从个体自由式的复归自然的审美境界来说，都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这是魏晋时期文士饮酒味觉审美的一种抽象升华。

渊明诗中的酒味、醉境，又是冲和、平淡的。

在他的饮酒生活及其诗作中，已经见不到阮籍、刘伶、张翰、顾荣辈的烦躁、焦虑、荒放和任诞，而是平和、真率、节制和寄远的，“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与竹林昏饮不同，倒有外祖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自得，融然远寄，傍若无人”、“酒中趣”、“渐近自然”（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的“一门酣法”。

如《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全篇无一“酒”字，但结合题目与诗意表现看，却无处无酒。

那庐、那山、那鸟、那菊，都和谐自然、闲远自得，无一不写足题意。

而这种和谐自然、悠远自得，与酒有关。

东晋王蕴说过：“酒正使人自远”，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那种心灵距离的产生，也离不开酒。

“象以存意”，“得象忘言”，作者已经进入了一种物我无滞、物我一体的道境、玄境，也是酒味、醉境。

这种境界与他酒后抚琴所体现出来的“大音希声”一样，都是冲淡的；他的酒乃至一切物象，都是在这种冲淡的醉境之中体验道境，品尝道味。

这种境界是作者运用中国文化所赋予的诸种消解物象，经过消散过程，最终使自己从矛盾与痛苦中解脱出来，化悲苦为欢愉，化矛盾为圆融而达到的兼旷世超远与淳真朴素的一种审美境界。

这里，从陶渊明饮酒心态和审美追求上，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诗学自屈宋以来形成忧怨的单一抒情格调发展到渊明时，开始一变而为平淡的根本原因。

四、陶渊明酒诗的文化模式与意义
毫无疑问，陶渊明第一次确立了酒诗的地位，创立了既迥异于《诗经》的礼酌型又不同于李白狂歌型酒诗的酒诗范式：即以“平淡格”为基调的旷达酣适型酒诗。

关于陶渊明酒诗模式，有专家认为“第一个充分表现了酒神精神的诗人，是陶渊明”。

我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按：酒神精神的含义，主要来自古希腊神话、德国哲学家尼采、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即酒神是放纵之神，酒神精
神大致代表偏激、迷狂、傲慢、暴躁、破坏、叛逆，不拘礼法、热衷冒险，是一种泰坦的（本能）和蛮夷的文化模式，属于悲剧型文化。

酒、醉是这种精神的巅峰体验。

李白的诗酒风流所体现出来的飞扬跋扈的建功意识和迷狂精神、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意识和啸傲任诞的叛逆意识，甚至连其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段，都是悲剧意识的深度的体现，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层次的叛逆与反动。

显然陶渊明酒诗不属于酒神精神，而应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把它归纳为“旷达酣适型”酒诗。

“旷达酣适型”酒诗很难用单一的日神或酒神来界定。

从以酒消解悲剧意识的出发点来说，与酒神一致；但它既借助于酒的物质消解，更辅之于庄、玄哲学（中唐以后还有禅）的心理调适，从而使得愁思化解，悲剧意识稀释，进而达到无愁可解、更勿复饮的化境，达到快乐甚至是无乐为乐的境界。

陶渊明酒诗虽也突出地表现了酒与俗的对立，天真与人伪、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如《饮酒二十首》之三：“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之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批评名教矫情伪饰，顾名而不饮酒。

但这些都不足以认定他的酒诗反映了酒神精神。

因为它并没有将“天真”与“人伪”推到极端、极度的程度，相反，他的生命痛苦与悲剧意识，已经在“酒”和庄玄的作用下，得到了消解。

所以我们认定他的酒诗是旷达酣适型的，既有酒神性的淡淡抗争，更有中国文化的消解。

总之，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酒诗，主要表现在对酒的形而上的意义的追求，一种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感悟，一种深层次的生命沉醉和内在的精神依托，而非外在的物质诱因。

这种精神，就是“道味”，也就是他所追求的“深味”、“真意”，具体表现在玄学“散忧驱烦”式的消极反抗和个体自由、复归自然的审美境界上。

由于酒的“道味”渗进“诗味”，从而导致了诗歌呈现出冲和淡远之美，代表了旷达酣适型酒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特点。

在整个酒诗发展史上，陶渊明是中国将诗酒完美结合的第一个诗人，代表了酒诗的真正成熟和魏晋酒诗的最高成就。

他的酒诗开始具备了中国饮酒诗歌的基本特质，即真正从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政治功利中解放出来，走向具有独立地位、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独立发展的道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凭借酒力获得一种主观自由和潜意识活跃状态而创作的、具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品味的诗歌。

而初唐的王绩、盛唐的孟浩然的自然范型的酒诗创作，完成了从忧愤格到平淡格的转变，中唐的白居易与隆宋的苏东坡则完成了从豪放外射型到内敛型的转变，这些都是饮酒解脱的表征，都是陶渊明旷达酣适型酒诗的继承与发展。

注：
①王守国: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的密切契合[J].中州学刊,1994,5｡
[参考文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王瑶.中古文人生活[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
[3]万伟成.中华酒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