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

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

《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

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标签：荀子；诸子学；批评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和代表人物，历来都被视为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总结者。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但由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期“诸子”概念的含义，既非后来指称众多学者先生的“诸子”，也非如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指称与“六艺”（“六经”）相对的“诸子”著作的概念；而是或如《周礼·地官·司徒》中“对诸公、诸侯、诸伯、诸男言也”——指那些具有“子”爵爵位的贵族，或如《周礼·夏官·司马》“诸子掌国子之倅”中的“诸子”——指“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的概念①。

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是如今人那样，将“诸子”理解为“众位学者先生”，由于当时的“学者先生”们是因其学术观念的不同而常被人分为不同的学术群体和门派（如儒、墨、名、法、阴阳等等）的，故当时他们也只有“百家”之名而不见“诸子”之称。

可以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界“学者先生”虽众，但他们并未被称为“诸子”；因为他们是被分为若干学术群体或学派而出现的，故名曰“百家”。

当时发生在中国学术界的激烈争鸣，不只是发生于那些单个的学者之间，而更主要是发生于一个个学术群体和派别之间，这就形成了中国先秦学术史上的所谓“百家争鸣”。

而作为战国后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所要总结的，就既是那些单个“诸子”们的学术思想，也是由他们所组成的学派或某“家”的学术思想。

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因此可概括为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判与总结。

一、荀子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先生”们是分为若干个学术流派和学术群体的，故在当时他们只被称为“百家”，不被称为“诸子”，而后世则常常以“诸子”和“百家”并言，而“诸子百家”遂成为合当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中古代中国哲学资料分类辑校与研究”（11AZD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11BZX049）。

“众多学者先生”和“学术派别”而言的名称。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派别林立，“百家”显然只是言其多，而并非是对当时诸子学派的具体统计。

《荀子·非十二子》是先秦时期批评诸子学派的名篇，它对它嚣②、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的学说，共分为六家进行了批判。

后世或以为，虽然“《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之十二子，共分为六派：它嚣、魏牟为一派，陈仲、史为一派，墨翟、宋钘为一派，惠施、邓析为一派，子思、孟轲为一派”，“但如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则除“它嚣未详”之外，“魏牟即《汉志》道家之公子牟；邓析，《汉志》列之名家。

子思、孟轲，《汉志》均列儒家……陈仲即《孟子》中之於陵陈仲子，史即《论语》中所谓‘直哉史鱼’……则仍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而已”。

③或以为，《荀子·非十二子》所“非”：“一为它嚣、魏牟……二子殆道家杨朱一派也。

二为陈仲、史……近人谓陈仲、史，盖墨家、道家二派相兼之学，其说似也。

（刘师培《国学发微》说）三为墨翟、宋钘……是二子皆墨家者流也。

四为慎到、田骈……皆由道家入法家，所谓老、庄之后流为申、韩也。

五为惠施、邓析，二子皆名家也……六为子思、孟轲，今世犹以为儒家钜子者……综荀子所非者六说十二子，所法者仲尼、子弓二子。

以十家九流衡之，亦止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

”④其分别“家”数既有差别，而其所分别“家”数之根据仍在《汉志》“九流十家”之说，而非荀子本人对诸子学术的区分。

在荀子之外，先秦对诸子学说进行过全面分析和总结的，则要数《庄子·天下篇》和《吕氏春秋·不二篇》了。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之人”道术“备矣”，但自道术分裂之后，天下便“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

但《庄子·天下篇》中也没有说明所谓“百家”是指哪些学派。

近人对《庄子·天下篇》所叙“周代之为道术者”进行分类⑤，但其所谓某人属某家某派之说，实乃后人贴上之标签，而非庄子其人之所固有。

先秦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不二篇》有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诸语；《尔雅·释诂疏》引《尸子·广泽篇》有所谓”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囿”之说。

后人以为，吕子将先秦诸子分举为“道、儒、墨、兵四家”；而《尸子·广泽篇》中的皇子历来无人知其解，料子顾颉刚等以为即是宋钘，《尸子·广泽篇》所论殆为儒、墨、道数家。

⑥但这些亦非出于先秦吕氏、尸子旧说，而是后人所做的学派分类与归纳。

因此，我们可以说，凡言先秦诸子有多少“家”或多少“派”者，实际都只是后人的分析和归纳，而非先秦固有之观念。

先秦学者只是统言其学者学派之多，而名之曰“百家”。

在现有文献中，除《孟子·尽心下》称当时学术“逃墨必归之杨，逃杨必归之儒”、《韩非子·显学》曰“今之显学，儒、墨也”这两处所说“儒、墨”或“儒、墨、杨”有指学派之义外，其余皆无指称学派之例。

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分“派”者，实际要等到西汉初年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一文的出现。

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此文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给先秦诸子分“家”的。

它首次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派”，并对它们的思想特点做了初步的概括和说明。

但严格地讲，司马谈此文虽然将先秦诸子分为了六“家”或六“派”——似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皆为诸子百家之一“家”，但他其实只是把法、名、道（德）明确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而阴阳、儒、墨三者则被称为“阴阳之术”“儒者”和“墨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尽管2000多年来学术界从未有人对此做过说明，但我认为一定是有原因的。

司马谈可能认为法、名、道（德）三者属于比较固定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而阴阳、儒、墨三者虽也有些人结成为学术派别或群体，但它们其实更主要是某种职业身份⑦，所以他就明确地称法、名、道三者为“家”，而称阴阳、儒、墨为“术”或“者”。

而在我看来，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者名称上的这一细微差别，至少还说明了另一问题，即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在春秋战国之际最早出现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然后则是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然后才有法家、名家和阴阳家，以及以稷下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德家等。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所谓诸子百家，其先可能只有儒、道、墨等少数几“家”，然后才涌现出许多新的诸子学派，而旧的诸子学派则或解散，或消沉寂灭，其学说则演变为社会上零散学者所习之“术”或一种身份。

⑧
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的“六家”，还是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中的“九流十家”，既不表示这些学术派别和学术人物曾同时出现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更不表示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派别都不多不少，正好是“九流十家”（甚至多至“百家”）。

同样，《荀子》一书中的所谓“百家之说”，既不表示当时的诸子学派真的多至“百家”，也不表示整个先秦中国的诸子学派（或至少其中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就是后人所归纳的“儒、道、墨、名、法五家”或“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而已”；而只是说，中国先秦诸子的学派虽然众多，但在荀子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乃是十二子所代表的六种学说。

二、荀子对先秦诸子的批判
《荀子·非十二子》最集中地反映了荀子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批判和总结，历
代研究荀子思想及中国学术批评史的学者，对此都非常重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前人多认为荀子是将诸子分为“六派”（“儒、道、墨、名、法五家”或“道、墨、小说、法、名、儒六家”）加以批判和总结的。

但经过对《荀子·非十二子》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正如荀子在此篇中所言，他批判的实只是诸子之“六说”——六种观点或学说，而并非学术流派或学术派别意义上的“六派”（“五家”或“六家”）。

其一，在《荀子·非十二子》开篇，荀子即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⑨云云。

这已表明此篇针对的重点是“邪说”和“奸言”，而不是某“家”某“派”。

而且，荀子在批判了十二子的学说和观点之后又说：“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大顺……六说者不能入，十二子者不能亲也。

”“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

”皆只是明确地将十二子的学说归纳为六种观点（“六说”），而不是“六家”。

其二，从《荀子·非十二子》对“六说”中每一“说”所举的两位代表人物来看，这些人物本身的时代和思想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不可能形成为某个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后世对这些人物的学派划分也往往存在矛盾。

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他们之间本来就不存在所谓“家”或“派”，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某一观点上相同或相近，《荀子·非十二子》才将他们合而“非”之。

《荀子·非十二子》所“非”的，首先是它嚣、魏牟。

其言曰：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它嚣、魏牟也。

它嚣，尽管郭沫若以为他即是关尹，亦即环渊⑩，但其实并无什么根据；因而学界一般相信杨倞所谓它嚣“未详何代人”B11，是更稳妥的看法。

而魏牟，当即《汉志·诸子略》道家“《公子牟》四篇”（班固原注：“魏之公子也。

先庄子，庄子称之。

”）之公子牟，属道家人物。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嚣、魏牟的观点应该是杨朱、詹何、子华子一系“尊生”“贵己”，以至于放纵情欲的观点。

B12但因为后人对此处荀子所谓它嚣其人的时代都不清楚，所以对它嚣、魏牟二人是否属于同一“家”或同一学派是无法讨论的。

《荀子·非十二子》又说：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

陈仲、史，即是田仲、史鱼。

因陈仲又称田仲，史又称史鱼。

《荀子·不苟篇》“田仲、史不如盗也”，王先谦注曰：“田仲，齐人，处于於陵，不食兄禄，辞富贵，为人灌园，号於陵仲子。

史，卫大夫，卖直也。

”但如以二人生活时代论，则田仲约与孟子同生活于齐宣王时代；而史鱼则远在孔子时代。

《论语·卫灵公》已载孔子称史鱼之“直”，钱穆认为，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时孔子仅八岁，史已在强仕之年矣”，则史鱼于孔子已属前辈。

那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是否已成立尚未可说，史比孔子的年龄都大，即使他的确有合乎儒家的地方，把他视为儒
家也是不合适的；况且史于田仲相距当在200年以上，怎么可以把他们当成同一“派”或同一“家”呢？荀子将他们二人合而“非”之，只能是因为二人都有“分异人为高”的隐逸倾向，如此而已。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批判的，是墨翟、宋钘。

其文曰：
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同陈仲、史一样，墨翟、宋钘二人时代相差很远，墨翟为春秋末战国初期人物，宋钘则为战国中期以后人物。

且二人学说，墨翟有兼爱、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攻、非乐、尚同、尚贤等思想主张；宋钘学说，《庄子·天下篇》将他和尹文放在一起，其思想主张除《荀子·正论》所批判的“人之情欲寡浅”之外，主要是所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等等。

这中间，除宋钘在“禁攻寝兵”一点上与墨翟相同之外，其他部分多与道家思想观点相近。

故班固注《汉志》小说家“《宋子》十八篇”说：“其言黄老意。

”而郭沫若则称宋钘是道家“杨朱的直系”B13。

这说明，二人根本不属同一学派。

只是因为二人在“上功用，大俭约（杨倞注：“功用，功力也。

大，读曰太。

言以功力为上，而过俭约也。

”）而僈差等（王先谦注：“《富国篇》曰：‘墨子将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

’正无所等差也。

”）这一观点上遥相呼应，故荀子才在此将二人合而“非”之。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说：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众，反紃察之，则倜然而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慎到、田骈二人之书，《汉志·诸子略》一在法家，一在道家，故也不属同一“家”或同一学派。

B14《庄子·天下篇》叙慎到、田骈之学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法然无决，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

”“齐万物以为首。

”《汉志》法家的“《慎子》四十二篇”，现存辑本；《汉志》道家的“《田子》二十五篇”，则已完全亡佚了。

从现有文献记载和现存《慎子》辑本来看，一方面《慎子·佚文》中主张“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臣》中说“官不亲私，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但另一方面，《慎子·佚文》又说：“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

”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一断于法”的思想主张。

所以荀子在此批评他“尚法而无法”，“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听于俗”，“倜然无所归宿”。

但问题是，这些可能只是慎到的思想主张，而不等于田骈也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在说慎到“齐万物以为首”之后，只是说“田骈亦然”，即只是强调了他们都有“齐万物”的思想，而无一言及于“法”。

《吕氏春秋·不二》曰：“陈（田）骈贵齐。

”《尸子·广泽篇》曰：“田子贵均。

”也都只是强调了他们有“齐万物”的思想，而无关乎“法”。

所以似可以说，先秦学者之所以将慎到、田骈合于一处加以评论，全因为二人“齐万物”的主张，至于在“尚法”问题上，则二人未必一致。

荀子也不过沿袭了当时学术界的惯例，而将二人合而“非”之。

但正是在其所“非”
之点上，二人恰恰是并不能视为同一“家”或同一“派”的。

《荀子·非十二子》接着又说：
不法先王，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惠施、邓析二人书，《汉志》虽同列于“名家”，但惠施略与庄子同时，为战国中期学者；而邓析当生活于春秋子产时代，早于孔子——此时诸子学派尚未产生——二人不可能成为同一“家”或同一学派的学者。

故荀子只是从惠施、邓析二人都喜欢“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学术批评。

因为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惠子多方”，其学术本相当驳杂，其核心概念是“大一”“小一”“大同”“小同”之类B15，“徧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

所以荀子对他有“好治怪说，玩琦辞”的评语。

《荀子·不苟篇》并把《庄子·天下篇》惠施与人辩论的“山渊平，天地比”（《庄子·天下篇》作“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钩有须，卵有毛”之类“说者难持者也”，以为“惠施、邓析能之”。

但《庄子·天下篇》及现存先秦文献并没有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作“无用”之辩的记载，因为邓析虽如刘向《（邓析）叙录》中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非常明确，是为了教人胜讼，故《吕氏春秋·离谓》说当时“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而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固春秋末期法家先驱也”B16。

这就说明，荀子在此合惠施、邓析二人“非”之，只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存在“好辩”“善辩”这一点。

《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十二子”中的最后两位，是儒家的子思、孟轲二人。

其言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世俗之沟犹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子思、孟轲可以说是“十二子”中独有的两位确属同一学派、并且有师承关系的学者。

B17《汉志·诸子略》儒家类有“《子思》十三篇”（原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可惜多有亡佚。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以为《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后世《子思子》辑本也主要依此辑成。

但如依今存《子思子》辑本和《孟子》七篇而论，“在哲学上，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中庸之道’”，“提出‘率性’以行的方法”，“以‘诚’为核心”而“使‘天道’和‘人道’相通，并把二者统一起来”；孟子思想则主要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以性善论为中心的“仁政学说”。

B18这也就是说，其实荀子在这里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并非思、孟哲学思想的全部，甚至可能还不是他们的主要哲学思想。

荀子之所以在此将思、孟合而“非”之，也并不是着眼于二人同属于儒家学派或二人是否存在师承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二人所提出的“五行说”在当时有太大的影响，“误导”了世人，以至于“世俗之沟犹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引起了荀子对“郑、卫乱雅”的担心，故荀子才对思、孟大加挞伐。

正因此，我们似可以得出结论说：《荀子·非十二子》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共分六组加以批判，都并不是由于他们在学术上属同一“派”或同一“家”，而只是着眼于其行事或思想主张上的某种相同或相似点而立论的；如果某二“子”具有相同的思想主张或行为特点，即使他们的时代相隔很远，也不属于同一“家”或同一“派”，荀子也会将二“子”合而非之。

也正因此，《荀子·非十二子》除了对十二子及其观点进行尖锐批评之外，对儒家的子张、子夏、子游之徒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偷懦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王先谦《荀子集解》引郝懿行之说称荀子对子张氏、子夏氏和子游氏之儒的批判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张之貌而不似其身，正前篇所谓陋儒、腐儒，故统谓之贱儒，言在三子之门为可贱，非贱三子也。

”这实际也证明了我们上文所说《荀子·非十二子》所“非”并非其人及其学派（“家”），而只是他们所代表的某种思想主张或观点。

除《非十二子》一篇之外，《荀子》书中对先秦诸子点名道姓加以批判的，还有《儒效》篇对慎到、墨子、惠施的批评，《富国》篇和《王霸》篇对墨子之术的批评。

《臣道》篇曰：“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

”《议兵》篇曰：“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

”前者之“所谓篡臣也”，皆见于《战国策》，当属战国纵横家者流；后者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实乃后世所谓“兵家”。

这说明荀子批评的锋芒所及，已至于纵横家和兵家。

《天论》篇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信（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多。

”《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这两篇所批评的先秦诸子更多，而且同时指出其“所见”和“所蔽”（或者说其所长和所短），很具有“二分法”或“折中”的意味。

《解蔽》篇又曰：“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空石之中有焉，其名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

”又曰：“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

”涉及儒家的曾子、孔伋B19、有子（若）、孟子。

《成相》篇曰“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祥）”，“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又涉及慎到、墨翟、季真（王先谦引韩侍郞曰：“或曰：季梁也。

”）、惠施等。

《正论》篇批评宋钘“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之说；《礼论》篇批评墨者“薄葬”使人于礼、义“两丧之”；《乐论》篇批评墨者“非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性恶》篇批评孟子的“性善”之说为“无辩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岂不过甚矣哉”。

这些都明确地批评了诸子的学术观点，立场鲜明，针对性很强。

在《修身》《荣辱》《儒效》《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中，则分别对名家的“坚白、同异之察”“无厚、有间之说”以及“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