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生命的心灵之音-李煜、晏几道、秦观词词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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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生命的心灵之音-李煜、晏几道、秦观词词心比较
悲剧生命的心灵之音-李煜、晏几道、秦观词词心比较
1.情感的形成共性:缺失性情感体验
词,作为言情文学,它一般从主观的内部世界着笔,去表现抒情主体对现实世界的体验与感受。
其表现对象主要是主体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主、小山、少游的词作表现的正是他们的自我心灵、他们主观的、内在的情感。
当然,这种情感不是偶发的、突如其来的,它“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李贽《焚书》卷三)。
而且,他们的情感的形成离不开他们的心灵,因为“文学抒情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7]。
同时,也离不开他们的现实生活,因为,情感是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评价。
因此,必须从他们的现实生活入手,深入到他们的心灵,去把握情感的形成。
“情之悲乐,由于境之顺逆。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
”(龚自珍:《题红禅室诗尾》)情感是创作主体心灵的结晶,它的形成不是无缘无故的,必然与主体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阅历息息相关,词人的情感也是如此。
李煜本为势弱力微的小国君王,但随着帝国的消亡,豪华享乐的生活逝如烟云,一去不再。
后期的他身陷囹圄,“此中日昔只以眼泪洗面”。
地位的急剧变化与际遇的大相径庭在他敏锐易感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并触发出对不同于往昔的现实生活体验,触发出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晏几道曾是富贵风流的世家公子,早岁沉湎于歌舞宴饮,后来家道中落、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他的遭遇与由皇帝变为囚徒的李煜不乏相似之处。
贫困的生活与悲剧的情缘激荡着他的灵魂,使他产生着不尽的思恋和怀想。
秦观作为一介文士,他贤良方正,才华横溢,可不但没有出将入相,官运亨通,而且还饱尝了仕途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
同是“伤心”的词人,比之小晏,命运不幸其实更甚。
不幸的命运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也激起了他情天恨海般的人生感受。
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生活道路不同,但他们的人生悲剧却是相近的。
相近的人生悲剧使他们拥有同样的痛苦的心灵,同样痛苦的心灵使他们都永远难以平静对待自己的遭遇。
于是,他们情有所郁,意有所感。
虽然他们的情感在内容上有些差异,但是在形成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困苦,都是源于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都是源于人生的缺憾与失落。
费尔巴哈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的事物的损失看成是无限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与力量。
”[8]在这一点上,李煜的损失是江山已逝、故国不再的损失,小晏的损失是欢情已远、旧梦难温的损失,少游的损失是才志难展、命运多舛的损失。
他们的损失虽然性质不一,但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无法解脱、无法超越的损失。
于是他们的损失对他们各自而言都是一种无限的损失。
而且,他们的无限的损失使他们处于一种相同的缺失性的人生状态。
这种缺失性的人生状态必然使他们产生了相同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苦闷、哀怨、压抑、忧伤、孤寂、怅惘等种种对自身生活处境与生存价值不满意的情绪。
后主、小山、少游相同的缺失性的感情体验是他们的悲剧生命的心灵结晶。
2.抒情取向共性:真实深切
况周颐论词主“重、拙、大”,其中“重”指的是沉郁深厚的情感所体现出的气格,“拙”指的是真率自然、不假锤炼。
他还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蕙风词话》卷一)这些观点与词心说的第三个层面同声相应,明确提出了真实深切是歌词创作的抒情取向。
从这个方面说,后主、小山、少游的词作是如出一辙的。
李煜之前的词人,其词的主要内容是儿女恋情、相思怨别,词中的情感大都不是词人的自我情感,而是一种“男子作闺音”式的虚拟女性主体的情感,词人的自我个性消融在普遍的'女性情感之中。
因而,这类情感往往是普泛化、类型化的,缺乏真切生动的感受。
尽管韦庄、冯延巳等人时能以自我为主体,但毕竟是微弱的亮光。
后主、小山、少游的词作抒发的大都是词人的自我感受和人生体验,它们以自我的身份,呈现自我的心灵世界与人格精神。
李煜后期词以自己这个失位的君王
为主体,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亡国的哀思,“全然无所矫饰地以真纯来与人相见”。
如其[破阵子]写亡国被俘的难堪场面,毫不掩饰与自己寻欢作乐的宫娥依依惜别,真可谓“不失其赤子之心”小晏的词,题材虽不出“艳科”,但大部分以自我为主体,倾诉他那饱含着热恋与伤感的的情怀,正如其词所谓“到情深俱是怨”([更漏子]),“一春弹泪说凄凉”([烷溪沙])。
《小山词》中的许多作品既洗尽了其父晏殊的闲雅温润,又摆脱了花间的轻亵矫情。
它真切生动,含蓄深长。
少游词寄寓着词人一腔不直发于外的身世之悲,它是一个正直的士大夫政治失意与人生困苦的真实独白。
虽然有一些篇什与男女艳情、相思怨别结合在一起,但以情意真挚代替了晚唐以来的淫靡艳丽,强烈的主观情愫与鲜明的客观形象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沈雄《古今词话》谓秦观词“情辞兼胜”,情就是说他那真挚深沉的自我之情。
“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感人。
”(《庄子·渔父》)由于后主、小晏、少游的词作动之以精诚之心,出之以真情实感,所以他们的词作具有相同深切的艺术感染力,故能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李煜的词虽然抒发的是个体的情感,但一些作品却超越了一己一身的悲痛,具有普遍的意义。
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等,表现出人类共有的愁思,颇具震撼人心的力量,“真所谓以血书者。
”小晏词中融入了他与众不同的痴情,“于习见的离别之感中带入了欢情已逝的慨叹、孤怀难遣的惨然、重会无期的悲哀”故“清壮顿挫,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词序》),比一般的伤别之作更为沉挚动人。
象“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思远人])的声音,凄切哀惋,催人泪下。
少游词以其与小晏词一样特有的“伤心”内核和“伤心”气质,总能引起人们深沉的怀思和共鸣。
《淮海集》中那些凄厉伤感的篇章,如泣如诉,如慕如怨,“千载之下,令人腹痛”(王士禛:《花草蒙拾》)。
夏敬观云:“少游词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诵之回肠荡气。
”(《淮海词跋》)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
李煜、晏几道、秦观是不同时代中具有不同经历的词人,他们都是至情至性的杰出词人。
他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共同的痛苦的心灵熔
铸着同中见异的词心,谱写出一曲曲充满生命与气韵的词章。
秦观艺术成就
秦少游是北宋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秦少游时,习惯上总是把他与婉约词联系在一起,却较少提及他的诗,更少论及他的文。
其实,在秦少游现存的所有作品中,词只有三卷100多首,而诗有十四卷430多首,文则达三十卷共250多篇,诗文相加,其篇幅远远超过词若干倍。
当然,评价一个作家的成就不能只看作品数量而不看质量,有的作家存世虽只有一部(篇)作品,但其影响巨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无可撼动的。
尽管如此,要历史而客观地评价秦少游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如果只论其词,而不论其诗其文,尤其是不论其策论,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也评不出一个完整的秦少游。
紧扣现实,不尚空谈
秦少游的策论共有50篇,其中进策30篇,进论20篇。
认真分析这些策论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大都能紧扣当时的社会现实,较少作书生之空谈。
这一方面与当时制科之文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其业师苏东坡的鼓励与点拨有关。
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创作的成就颇高,他的鼓励与点拨当然是经验之谈。
引古证今,说理透彻
策论是古代的一种特有文体,相当于现代的政论文,是臣向君提出的有关国事、朝政的意见和建议。
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帝王,因而在写作上不能长篇大论地泛泛而谈,篇幅要短,立论要明,论据要足,说理要透。
既要注意一事一议、深入浅出,更要注意言而有理,言而有据,言而有序。
统观秦少游所写的策论,基本上达到了以上几点要求,特别在引古证今、说理透彻方面更是无懈可击。
结构严密、章法井然
熙宁四年,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改革科举法,“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
为了应举,秦少游在策论的写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对策论写作的重视甚至超过诗词赋。
他曾说“作
赋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为偶俪而已。
若论为文,非可同日语也。
” 正因为如此,秦少游的策论无论长短都非常注意谋篇布局,注意结构和章法的变化。
铺陈排比,气足神完
先秦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后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讲究运用“整句”铺陈排比,让人读起来感到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很有震撼力。
秦少游在饱读大量经典散文的过程中,对散文中如何运用铺陈排比心领神会,加之他青少年时也写过《浮山堰赋》《黄楼赋》《汤泉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和渊明归去来辞》等,特别是为纪念苏东坡在徐州抗洪成功所写的《黄楼赋》就很得苏东坡的赏识,认为这篇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他把赋中运用得驾轻就熟的铺陈排比又运用到策论中来,就使文章更加气足神完。
综上所述,秦少游的策论立论高远、说理透彻、章法严紧、文笔犀利,有一种特有的艺术张力,完全可以用“辞华而气古,事备而意高”来一言以概括之。
其实,对秦少游策论的评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很高的。
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
苏东坡《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
”清代梁章冉《扪虱新话》:“……少游文学西汉,所进策论,颇苦刻露,不甚含蓄。
若比东坡,不觉望洋而叹,然亦自成一家。
”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则说:“予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导源东波,所见益卓。
其论选举与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为世俗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