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市场建构：农民返乡与乡村振兴———中国淘宝村的启示

技术的市场建构：农民返乡与乡村振兴———中国淘宝村的启示
作者：门豪
来源：《学术探索》 2019年第9期
门豪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210023）
摘要：经过农民、电商平台、基层政府、消费者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一般化的电子商
务技术同地方性的乡村生产网络不断磨合以致互嵌，新技术获得深入的经济动员和广泛的社会
承认，最终实现了自身社会化，它表征为新旧技术重组、要素累积以及市场再结构化。

农民通
过“电商兼业”“干中学”“弹性生产”“即时全时交易”等劳动过程，形塑出了决裂于传统
经济形态的淘宝村。

互联网商务模式呈现出生产消费一体化及内爆式的经济场景，揭示了技术
的市场建构过程中丰富的实践原则。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技术-经济-社会”的复杂互动机制，
索引出宏观结构中城乡关系的制度流变，这关涉到未来乡村社会的经济运行及治理转型。

关键词：技术创新；健壮的网状拓扑；弹性生产组织；在外兼业；农村电商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9-0104-10
一、引言
技术是应用科学，是当前普遍流行的观点。

［1］(P82)资本构成和劳动者技能可以被
先进技术知识的进步速度和内容所推动，这使得技术在诸多经济资产中处于独一无二的战略位
置上。

［2］(P4)当前，关于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分为“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两个取向。

熊彼特认为，发展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的解释，必须从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组事
实之外的地方去找。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将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变量，指出存
在五种代表生产发展现象的“新组合”，分别是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利用新的原材料、创设新的生产组织，这些均会带来与旧有组合不同的间断性的生产手段，而
非不间断的小步骤调整。

［3］（P58~61）在其晚期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又将创新的五种形式置于经济活动周期的长短波之中，即这些新事物刚创造出来之时会
受到短周期消极方面的干扰，同时由于较短周期加置在大波之上，因此它们亦能够消灭产业结
构中过时的因素和占支配地位的“萧条”，进而生成新的不断循环经济过程、不断催生出新的
生产结构。

［4］（P127~128）随后，自20世纪50年代起，沿袭熊彼特的研究理路，技术进步和创新因素由外生变量过渡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并逐步形成了新古典、新熊彼特、制度创
新和国家创新系统等四大技术创新理论学派。

［5］在经济分析的框架内，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限定在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技术轨道-环境选择”［6］“技术运用的收益
递增”［7］“技术-经济范式”［8］等模型为代表，侧重于对技术进行市场均衡、边际效用、制度环境等维度的考察。

而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则立基于对默顿的科学社会学［9］以及对技术哲学的批评与深化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实验室研究为先导，主要面向情境化的科学与技术应用的在地实践，
尤其重视具体的经验研究，特别是形成了以“人类学式的深描”作为方法论原则，形成了以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10］“技术的社会形成”（SST）、［11］“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12］“行动者-网络理论”（ANT）［13］等为主要构成的技术社会学知识谱系，
并由此诞生了享誉卓著的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

广义上的技术的社会研究，聚焦在技术发展
之可能的多维影响因素，主要考察技术形成多种路径的在地化应用及其偶然性。

同时，意在揭
示发明和创新、转移和增长、竞争与固化等技术应用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主要组织者的不同作用。

以Bruno Latour和Michel Callon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人工物的”和“社会的”共同
交织的广义“网络”上，非人类行动和社会行动者两者具备同等能力，应当采取“描述”而非“解释”的研究策略，以说明二者的社会形成及其背后无差别的“物质活动”和“社会活动”。

总的来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领域既有的研究中，关于技术形成的视角长于
结论性的宏观分析，对技术形成的操作化过程关注较少。

并且，技术的社会研究与经济研究两
种研究取向，均存在对应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限制。

一如，以ANT为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塑造”，抹杀了技术本身和社会行动者之本质差别，即将“技术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的行
动能力置于同等地位，忽略了不同节点类型中的社会能动，如政治权力和经济行动过程的本质
差别，因而会导致“技术-行动”的生硬化、模型化、公式化和模式化的错乱。

再者，熊彼特等人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黑箱，忽略了创新的社会过程和机制。

而演化经济学秉持的“制度决
定论”过多关注了经济要素对技术的“锁定”。

［14］（P261~262）
这样，就淘宝村的发生或者一般化的农村电商的在地实践策略来看，“技术-社会”框架下的“社会建构论”与“经济-技术”框架中的“技术经济学”，均没有很好回应“网络技术嵌入本地社会的市场过程”，亦没有凸显电子商务的市场建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实质区别，即
当网络技术“初来乍到”，仅有少量信息和知识入场，农民经济行动者对这一“天外飞仙”的“技术认知”及实践，同“集体行动”大量发生后，作为“平常心”应对的行动逻辑有何不同。

而这是认识不同时段下的市场结构演化及机制变迁的关键。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引入“市场结构”作为理解“技术社会化”得以发生的中间变量。

二、早期返乡者：家户伦理及经济驱动
如布尔迪厄所言，作为身体化的、成为自然的、也因此被遗忘了的历史，惯习是其自
身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

［15］(P79)“惯习”是理解特定社会行动得以发生的隐含前提，理解中国农民群体之惯习，我们方能在宏观结构制约与具体微观行动之间找寻到一种合
理的链接。

具体而言，农民群体所处的稳定乡土文化结构以及一种基于地方性的、当下的、即
时权宜的生活情境共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行动。

在研究方法上，“就事论事”与“僵化教条”
二者都是要竭力避免的，既要防止“去时效”的“现实不在场”，又要杜绝“制度不在场”。

［16］因此，理解农民群体的身份特质时，不能脱离在地化制度、文化规约等背景性社会设置，它们作为“生长于斯”的关键要件，是嵌入身体的；而在分析农民的经济行动时，非但不能忽
略他们之所以如此“恰正其时”动作的偶然性，还必须由此切入索引出隐藏在背后的复杂动因
及其“社会机制”。

改革以来，特别是城市化与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城市出现了农民工就业大军。

在“城市化”“城镇化”与“转移农业人口”的普遍共识与国家话语作用下，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为
表征，农村原有活力不再，“留守儿童和妇女”等社会问题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
出台“乡村振兴”的战略，各地政府纷纷号召“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

然而欲使得适龄劳动
力尤其是“在外青年”广泛回流，地方就必须提供劳动就业保障。

在“淘汰落后产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腾笼换鸟”等一系列央地政策指针指引下，大多数传统农村地域的产业再造
并不具备操作性，加之，农村原有的“集体企业”即便得以存活亦多表现出“萎靡不振”，因此，“后乡镇企业”时代的产业振兴需要从长计议。

自改革以来，由于集体生产的解体和家庭经营的自由化，农村在改革前积累的大量剩
余劳动力由隐而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市镇。

一方面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和资本在更大范围实现了重新配置；另一方面, 进城农民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各
方面普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

［17］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说，经济体
制改革为其铺设了一条自由流入城市的“非农就业”道路，但是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种种实际
困难，又使得“进城”在多数时候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城市融入难”的背后，当然包纳了
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诸多面向。

但对作为主体的农民而言，更为要切的是家户伦理的限制。

这突
出体现在，“拖家带口”进城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较之于以往要支付颇为高昂消费支出，对于
收入低微的进城农民来说，这并非理性经济的生存选择。

因此，当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决策时，独自进城务工或许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但是考虑到亲朋分离、父母妻儿等的长
期留守，返乡更契合家庭期待，这是家户伦理意涵的集中体现。

淘宝村生产网络的建构，恰恰立基于传统家户制生产体制之上。

从外出务工、追求单一面
向的有价值的社会劳动及其背后的形式理性的经济行动，转换到返乡创业、多一些温度的实质
理性的经济行动，淘宝过程的发生带来了家户劳动及实践的本质变化，即农村家户义务伦理劳
动转换为社会化劳动，家户制生产模式朝向社会大生产的就地自然演化，家户传统的再制促进
了组织效率提升。

［18］并且，以互联网商务模式为直接驱动，包括劳动形式等的地方生产组
织结构实现了现代转换。

诸如当前电商交易普遍表现为“生产者-消费者”双边控制的生产控制方式等，［19］(P25)对于理解淘宝村的经济治理结构具有很多现实价值。

历史上，家户作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

家户经营传统延续已久，这是节约
型的农业生产组织。

农户可根据季节灵活经营。

并且，作为分配单位，它不需要外部监督及由
此而来的监督成本。

［20］家户制传统同电商在诸多层面相互契合，它们存在组织结构及文化
同一性。

以C2C、B2C等电商模式为例，它们均奉行了弹性生产、经济节约、分散经营、网状结构的组织原则，这同家户制生产结构的特征高度吻合。

初期，淘宝村的市场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大家对“网络是什么”“网络怎么卖东
西”“网络卖东西能挣钱吗”等一些基础性知识均持怀疑态度，也正是少量一些“在外务工-家里人代发货”等悬浮型的电商，怀着“半推半就”“将信将疑”“试试看”的心态，做出了最
早一批订单，尝到了新市场和网络空间的“甜头”。

此时的网络技术，对于大量外出务工过年
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也仅限于道听途说，网络的确成为了一些人工具性使用的“大宝贝”，为了学习甚至夜不能寐，无论是否曾经进城务工，对于很多农民来说，“网上卖货”的分量是
很重的，这真正成了未来头一次冒着风险要做的头等事。

乡土社会赋予了农民强烈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即便外出务工，他们仍旧会受到原有稳
定的社会网络的牵引，逢年过节返乡及外出打工期间利用互联网密切注视家乡大大小小的动迁
及其未来可能性。

这种“生长于斯”的自然与社会联带，为他们返乡铺设了一条内心认同之路。

当然，婚嫁、育儿等生命历程中各阶段的关键节点或为一种转折，作为返乡的契机。

与此同时，当外出农民经由“地方互助生产网络”和“网络订单数”两种渠道感知到了数字经济所提供的
强大动能。

农村市场所提供的经济刺激足以使其放弃原有的城市工作机会，并且，电商带来的
丰厚收益作为补偿，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群体形成了一种自发的集体行动。

对农民而言，
原有城乡之间呈现出的发展机遇和经济落差发生了逆转。

三、电商兼业：“非在地”的技术学习
网络技术的学习是成功掌握互联网商务模式特别是电子商务全流程的关键。

可以说，
对大多数在外青年务工群体而言，茶后闲余便是他们早期接触无形的庞大商务网络的时间。

在
对曹村大量网商访谈时，他们都曾提及最早的技术认知既是陌生的，却又伴随着强烈好奇。

根据在山东曹县若干淘宝村（简称“曹村”）田野调查的资料，在2009以后曹村出现了零星市场及行业“领头羊”，在后来的五年间陆续涌现出了大量细分的成熟市场，农户作为
网商的大众行动者活跃在产销及配套行业链条上的第一线。

［21］其实，从淘宝村自身的发展
及治理转型的实践来看，2009~2019的十年，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09~2012年，农民自组织及自发治理时期；2012~2015年，互联网商务行业迅猛发展以及地方生产网络治理失
序时期；2015~2019年，政府、社会、市场等主体的协同参与及多元共治时期。

而对于“地方
性网商”的农民群体而言，他们大多却是在城市务工期间，切身感受到了利用互联网自主学习、从事电商经营的双重低门槛，并迅速获致了一种“隐性的默会知识”。

这是一种通过日常对话
难以言表的操作性的认知系统，它主要侧重对包括营销工具、网络购物界面、第三方支付、物
流售后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的商业流程进行技术层面的大量重复操作，从源头上排斥了较为抽
象的思辨理论，属于一种相对的并且非常难以“经验化”的实践知识。

因此，对于电商来说，
即便通过大量系统培训，仍旧需要其自身经由实践方可习得性内化。

当然，对于“破坏性创新”常发、突发乃至并发的电商行业来说，它虽来源于实体行业，但其商业运作却存在一些完全不
同于实体经营的传统逻辑，其中，电商的市场风向、产品迭代和客户需求变幻无穷，因之，除
去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还需要大量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作为成功运营的辅助。

并且，网络平台展示的是一种递增的回报，即参与者越多，参与的回报越高。

［22］(P532)在互联网
产品市场，大众消费市场及客制化的利基市场之间存在着瞬息万变的即时转化，电商及其规模
经济背后的高额利润实则蕴藏在“押宝式”的投资风险之中。

淘宝村发展的中期失序阶段反映
出了宏观消费市场自身的行业“在位者-挑战者”之不稳定性，亦彰显出农村电商竞争激烈且市场未结构化的总体特征。

心理学研究认为，行为影响态度，人们“因做而信”。

［23］（P83）在曹村，曾经大量游离于城市的农民工乃至于中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年关团圆或秋收时节目睹了村落的商务经
济变迁，这对他们在外务工时的电商兼业起到了直接刺激作用。

他们往往透过身边发家致富的
电商从业案例，看到了“将来成功的自己”。

于是，他们虽出门在外，但是互联网和商务技术
的学习只是占据了小部分的业余空闲时间。

他们一边在外地打工，一边从事少部分力所能及的
电商接单活动，并直接将这些订单任务派发给亲朋，或转手给一些素昧平生的“在地化的同乡”，只赚取少量差价。

就这样，淘宝作为一门经济实用的技术，并未耗费在外农民工的工作
时间，亦没有高昂的专业化学习成本。

他们仅仅采取了一种实践策略，越过了较低的市场门槛，冒着极低的商业风险，抱着围观、好奇的心态以及一定的经济认知，在干中学、用中学，进而
转化为相对稳定的行动，产生了电商组织化的社会影响，乃至于逐步演化为“技术社会化”的
地域效果。

这些在外务工、从学人员并没有因早期地方性的电商产业发展而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而是伴随着技术的自主学习。

并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这样一种学习过程全然发
生于“非在地化”的大城市及其工厂、宿舍内，而与在地淘宝产业的网络信息链接，则实现了
接单的在地化。

他们作为“中介机构”，一方面在打工、从学之余尽其所能边干边学，另一方
面牵动着淘宝村的跃迁，可以说，淘宝和产业技术的学习过程正是“在地化”与“非在地化”
的密切结合中得以塑制的，这是技术社会形成的初期阶段。

在农民返乡和电商大众投资的初期阶段，即在2015年以前，曹村以“演出服饰”为代表的行业结构呈现出了消费者共同参与生产、家户式网络弹性生产、在外兼业及代发代卖等新
型组织特征，这些产业组织形态既植根于旧有的地方生产网络之中，同时亦存在网络技术嵌入
村落后完全不同的新业态。

有研究表明，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边界逐渐模糊。

在
新兴的智能化互联网商务模式的推动下，消费者不仅可以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并且可以向厂商
即时反馈。

［24］
四、产业集群：技术的社会形成
Michael Porter认为，集群是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公司和机构的地理集中。

集群包括一
系列相互关联的产业和其他对竞争很重要的实体，例如，硬件、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专门供应商，它还常常延伸到下游的渠道、客户，横向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组合
投入相关的行业的公司。

并且，许多集群也包括非营利部门和其他机构，如大学、标准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提供者以及提供专业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行业协会。

集群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第一，通过提高该地区企业的生产率；第二，推动创新的方向
和速率，这将支撑生产率的增长；第三，通过激发新商务的形成，来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

［25］有研究认为，在农村地区，具有非正式关系和更强人际网络的社区中，创新活动会显著
增多。

［26］
在日常消费品中，淘宝村多数的产品品类并不与大众消费市场存在冲突。

相反，当前淘宝
村涵盖的商品多表现出了特殊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即它们大多利用地方已有的传统的特色品类
及生产能力，或求得在相对小众市场的持续竞争优势，或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实施低价销售策略，避免与大公司和主流商品的直接对抗。

电子商务借由网络技术，实现了新型商业模式的建构、新型的资本流向和要素重组。

于是，产品与服务突破了地域与时空限制，在电商时代实现
了资源配置范围及效率的双重提升。

当前，原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地带、原本在产品对象上
的边缘市场、原本在消费领域上的边缘群体，均全面进入了市场化、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

低成本制造是淘宝村的显著特征。

在生产技术几乎保持不变的部分，用户-生产者关系可能接近于纯粹市场的理想状态，而在其他部分，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完全的
和正式的纵向一体化。

［27］（P59）较之于知识及科技服务集群，淘宝村的产品特征呈现了产品附加值低、成本、技能和专业知识门槛低、资产专用性低等特征，因此，基于“纵向一体化”的竞争策略是不可行的。

但是，为应对显著的周期性市场波动，立基于熟人社会的地方合作生
产及其网状结构将其“弹性生产”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行业内亦并未发生诸如兼并、
收购等公司行为的“横向一体化”。

但是，作为“一张大网”的淘宝村，在众多公司之间实则
表现为交易频率极高的“外包”“众包”行为。

并且，出于其原本地方性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以高度信任为表征的良性社会资本大大降低了网商合作网络之间的交易成本。

这样，以
市场过程中伴随外部需求而即时调适生产规模的动态组织网络，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超强的收
缩能力。

以弹性网状组织结构为代表，乡村淘宝产业中的“抱团取暖”“网络一体化”等成功
实践，极大丰富了现代公司呈现的原有成熟市场理论、“一体化”行为及其诸种形式。

从淘宝
村的产业组织经验来看，互联网技术嵌入乡村社会以后，新型的网络市场存在以原有产业为蓝本，链接生产要素、整合外部市场并进一步转化为大众实际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为媒、要素重组、弹性生产”，通过新型互联网商务组织模式，村落社区缔结了致密而健壮的网络拓
扑结构，农村电商的普遍兴起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存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当不同工业、商业和组织遭遇到新技术，以及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重新配置时，会表现出非均衡性。

［28］(P174)技术与产业结构又往往会共同演进、联合演化，［29］
(P266~267)进而不断达致新的均衡状态。

以劳动力、土地为代表，当乡村诸多廉价产业要素通
过互联网接入全球需求市场之时，原有的乡村产业形态和单一经济结构便足以生成出断裂性的
新型业态。

以中心产业为切点，相关配套产业将“自然演化”呈放射状及时衍生，放大原有比
较优势以实现集群可持续的竞争。

例如，在集群内部，学校、医院、教育等基础设施、技术研
发部门、娱乐文化设施投资会显著上升，最终表现为从外部需求牵引出的低端制造业及集散中心，逐步转化为内生性的引导市场发展的地方创新聚集区。

长此以往，社会分工越发细化，原
有“非正式经济”为主的家户劳动性质转化为“可议价”市场劳动。

随着资源聚集、产业竞争
和地域优势等持续深化，乡村社会面貌的更新并不仅仅停留在实体产业及经济层面，知识、信
息和专业技能的竞争价值更为凸显，这终将带来总体性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通过产业要素在特定的局部地理边界内部从无到有、持续地历史集聚，最终形成的低
成本竞争是集群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

产业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干预，均能够带动市场要素以
超常速率、规模和状态流入某地市场。

例如，通过人才引进、土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可
以为自下而上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提供比较优势。

当然，除了政策导向以外，最主要的产业
整合发生在以地理为界的产业组织内部。

高度密集的同质化同行企业之间造成的集群效应，主
要体现在知识扩散迅速、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高、科技创新活动投入强度大等，这些均为独立企
业和作为网状的集群竞争能力注入了持续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