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理念·认知——章草临摹解析(上)

源流·理念·认知——章草临摹解析（上）
章草是书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类。

书法发展至今时今日，多种不同风格的同一书体乃至多种不同书体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总的来说，行草书锤炼过程虽然是可控的，结果却是不可预料的，大可不必刻意设计个人风格——其实也无法设计。

章草的特殊性在于，写今草需学章草，知其源流，若在今草中糅合一二笔章草，则不属章草范畴。

更不用说专门取法章草了，最终要回到章草固有的“范式”中。

也就是说，符合一定的特征才是章草，由此注定章草成为有一定难度的书体。

伴随着新资料尤其是简牍的不断发掘，对于章草的理解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厘清章草发展脉络，高低起伏非常明显。

针对章草的临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草书。

这就是说，先要有个人理念。

章草萌生于汉代。

在汉简发掘之前，最初的理解是，章草发展阶段中分别有“隶草”或“草隶”之分，不管如何，与隶书密切相关。

王曾：“解散隶体，粗书之”。

张怀罐《书断》中亦言：“存隶之梗慨，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救。

”盛熙明《法书考》云：“章草草具隶字，八分谨严如真，用其一趯二波也。

”这些观点阐释了章草书的体势规范，章草被理解为在隶书之基础上的快写、草化、减省。

孙过庭《书谱》强调：“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

”“检”者，有“定检、检柙、法度、约束”之意，“便”者，“便利”耳——孙过庭明确指出章草中存在笔画省略简化的特征。

相比之下，章草不仅具有隶书波磔的装饰美，意趣占朴典雅，而且多半使用俯仰呼应的点画和牵连映带的用笔，增加了字形的流动活泼，正如张怀瓘所说：“史游制草，始务急救，婉若回鸾，攫如搏兽，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

”
章草和隶书虽然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

书法在漫长的发
展过程中，任何变化都不是突发式的，除了主要的五种书体之外，尚有许多衍变和过渡性书体，为书家求变带来新的灵感。

毫无疑问，隶变一个分水岭，占文和今文有了清晰的界限。

汉字开始向艺术的方向进化——严肃走向活泼，静止走向运动，庄重走向浪漫。

对比古朴端庄的汉隶和自由灵动的章草，一静一动，差别悬殊，却有内在的血缘关系。

这就为如何将汉隶化静为动而能保留浑朴大气，以及在行草书中融合隶书笔意而更加质朴，带来新的思路。

整理章草从古至今的整个发展脉络，涉及时代背景、经典作品和关键人物等二个变化发展的因素。

章草产生于汉，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经典代表作，如皇象《急就章》《文武帖》《顽阁帖》，曹植《鹞雀赋》《赋稿长卷》。

尤其是《急就章》成为习章草者必备，确立了章草的范式。

从所搜集到的临作来看，有赵孟、邓文原、宋克、翁同龢、曾熙、王蘧常、罗复堪、谢玉岑、马一浮、商衍鎏、高二适等人，皆悉心临摹。

从字数和技法来讲，已经是一个成熟而完备的系统。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学习章草之所以很难形成个人面目，就是大多抱紧这一本法帖，如果不能从他处吸收营养而加以生发，便会带有“自我繁殖”的特征，导致陈陈相因。

两晋是章草的成熟期，著名的有卫罐、索靖和陆机等人，时人称“一台二妙”，代表作有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载妖帖》《七月帖》，陆机《平复帖》，卫瓘《顿州帖》，卫恒《一日帖》，以及王羲之《豹奴帖》，王献之《江东帖》《亮白帖》，司马懿《之白阿史帖》等。

《月仪帖》是索靖名下最著名的代表作，长篇巨制，风格简练流贯、刚劲爽利，字字独立，体势险峻，法度森严，波磔锐利而骨力坚劲，与《七月帖》风格有相近之处，但《七月帖》更具令草迹象。

陆机的《平复帖》为目前所见的文人书家最早且最为可靠的
真迹。

相对《急就章》来说，《平复帖》无论是笔法还是结体乃至整体风格，已经有一定程度卜的改变，为后世突破《急就章》模式提供了一种借鉴。

全篇用健挺的秃笔写成，笔画浑朴自然，小激不厉。

横向的笔画短促，有俯仰之势，纵向的笔画较长，多见向左背右的弧形，字形纵长，上窄下宽，呈左高右低的欹斜状，但斜而能稳，颇有奇趣。

虽然字字独立，相互间呈现出锋势相应的连贯形态，点画很少用波势，波势及挑画常常表现为欲纵还敛，处于向今草过渡的状态中，耐人寻味。

在今日所能见刻本、摹本类的王书中，唯有《豹奴贴》乃章草书。

尽管有失真处，仍不失为研究王书的重要作品。

唐太宗褒扬的王羲之书法，在书体上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主要是属于“新体”的行草书，而非章草《淳化阁帖》中，张芝的《秋凉平善帖》是章草，《冠军贴》则是今草。

张芝和王羲之等人变法成功，尤其是后者，具有开创性意义。

反过来看，王羲之行（草）书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有隶书底子，监摹时不能单纯地只顾字形，只考虑“形”的因素，难免徒有其表，必须做到“有形有势”，外形内势，才能形神兼得、兼备。

从唐到元，章草沉寂了数百年。

但唐代仍然出现了贺知章《孝经》这样的经典代表作，在技法上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

全卷有晋人法度，含章草之意，落笔精绝，笔法遒健激越，气势磅礴，风尚高远，结体左俯右仰，随势而就，虚实相伴，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贺知章）善草、隶，当世称重。

晚节尤放诞，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

”宋米芾的《向乱帖》中，偶然有若干章草笔法，虽然仅仅是灵光一现，但可以窥见其取法路径。

到了元代，写章草的人多了起来，如赵孟、邓文原、俞和、康里子山、杨维桢，其中以赵孟的影响最大。

迎载赵氏《急就章》写本就有石渠旧藏册页本、册页本、辽博藏本等三部。

赵的《急就章》对汉代的《急就章》进行了有效“改造”，收笔上挑更具隶
意，突出章草的捺笔波挑特征，在赵氏的笔下更具美感。

从笔法上看，方笔较多，起笔顺势而出，每每收笔，多不回锋，直出取妍。

从结体方面看，巧妙地将一些字形化为纵势而不留痕迹，如起首的“奇、觚、与、异、别”等字。

因为当时整个时代崇尚圆到熟、流利的书风，使得章草远离了大气、高古，一句话，赵孟、邓文原等人的《急就章》，质朴的成分少了，规范化的笔触多了起来，这一点也影响了后来的宋克。

杨维桢是一个例外，代表作《张氏通波阡表》为后世章草的求变，以及章草和狂草的融合埋下伏笔。

川笔高古老辣，点画狼藉，不拘小节，全篇具有排山倒海，不可羁勒之气势，风神跌宕。

元代另一个需要强调的特殊人物则是饶介。

饶介尤善草书，由怀素、张旭上溯“二王”，又近取康里子山的劲健，写得圆融畅朗，骨力清劲，十分飘逸，颇得使转之妙。

弟子宋克评：“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

”友人释道衍评：“介之为人，佣傥豪放，一时俊流皆与交。

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

”饶介在复兴晋唐书法方面有重要贡献。

因个性倜傥豪放，博学多才，谈锋机敏，风流倜傥，而能出入风雅，自成一格，因为又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不凡经历，故书法飘逸畅朗、清丽流放、豪迈自信。

可惜壮年被杀，壮志未酬。

明初书坛的“二宋”——宋克、宋广均出其门下，后来的“吴门书派”的领军人物文徵明也深受其影响。

宋克《急就章为经意临摹之作，笔势劲健，凤貌简古，与皇象的《急就章》已是“貌合神离”。

用笔流畅，行、草相杂，笔意健峭，结构多变，古雅微存。

粗犷的波脚与瘦劲的笔画巧妙结合，相映成趣，展现出今草的灵性，较之赵孟烦所临《急就章》更富有感染力。

王世贞的评价颇得要旨：“观仲温书《急就章》，结意纯美，以为征诛之后，获睹揖让。

而后偶取皇象石本阅之，大小行模及前后缺处若一，惟波撇小异耳。

”从其一生来看，章草只是宋克的一个侧面。

宋克擅长小楷、行草，他对于整个草书体系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尤其致力于章草和今草、狂草的融合，直接
影响了后来的高二适。

宋克在赵孟、邓文原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开拓和发展，在把章草写好的基础上，将章草与狂草杂糅，顺势融入令草和行书的写法，从而增加了道劲和妍媚的成分，运笔流利矫健，笔画瘦劲挺拔，字形洒脱开张、爽利活跃，深得沉着痛快之妙，一冼古章草的旧貌，随意挥洒，个性毕现。

除了宋克之外，晚明时有王铎《题玄翁老先生像》和傅山《杜甫诗册》也都是章草名品。

可以看出，此二人草书迥出时流，自成高境，与其研究章草不无关联。

至近当代以来，研习章草之人呈现出井喷之势，名家辈出，计有沈曾植、王蘧常、马一浮、王世镗、罗复堪、余绍宋、沈从文、郑诵先、高二适、谢瑞阶等十数人，风格跨度大，绝无近似之处。

故而与以往章草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风格多样化。

言及至此，自然要考虑到书法本身整个的发展历程对于章草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碑学兴起，篆隶复兴；另一方面，简书发掘了，汉人墨迹直接呈现在书家眼前，激发了书家的求变热情。

这种“尚变”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代背景和取法资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书家对于章草本身的理解乃至取法必须重新定位，临摹中既要发挥新资源的优势，更应该有区别于古人的不同视角。

首先是考古发掘的影响。

20世纪书法受到近现代考古学的影响，包括篆书、隶书、楷书和草书，其中草书着重指章草。

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土简牍文献可见，清晰地表明章草的源流早在隶书萌芽之前就已然发端。

秦及之前，在实际书写中，对当时标准书体的简化就已经十分普遍。

两汉前期，作为手写便捷体的草篆（多见于楚简、秦简）、草隶（汉简），是篆书的补充和实际呈现方式。

由此而言，章草、隶书二者的关系是“交互并行”，相互影响，而绝非单一的“章源于隶”。

简犊所呈现的是一种“原生态”的范式，这种“草隶”或“隶草”的原始状态，用笔和间架源自篆隶，虽然在字法上渐趋规范，但笔
墨意趣方面仍存在不成熟之处，正因为不成熟而显现出稚拙天真之兴味。

从整体上来看，用笔方法基本延续了篆隶书的平铺直叙，运笔过程中注意点画的迟涩感，与汉简竹木纹理也有一定的关系，结字纵横交错，常有奇趣，左向右背的弧线较多，整体上有浑朴天成的色彩。

这些书迹无疑是草书最古老的形态，是章草艺术的源头，是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站在今天的立场可以说，简书、隶书与章草，既密切相关，又存在明显差别，交织在一起，并行不悖。

其次是章草系统本身的影响。

规范化了的章草，可谓之“常态”，无疑是从赵孟开始的。

自赵孟一反宋人所强调的“意造”而导致过于放纵，书法的基调复归平正。

章草用笔的提按使转渐趋成熟，结构也更加严谨而精美，字形基本取横势，每字中有明显的波折特征。

一些字和行书差不多，有些和草书差不多，极少数字和楷书差不多。

在用笔和结构方面具有固定的特征：第一笔起笔和最后一笔收笔的横画，多数常带有隶书“蚕头雁尾”的笔调，右捺斜挑，末笔收笔的右斜捺通常凝重而伸长，带动整个字形既险峻又灵活。

重笔多在字的末笔，收尾较沉稳。

笔画之间连写比较普遍，且多为圆弧形，俯仰卧盼，相互呼应。

字与字间断而不连，左右结构能不连一般不连。

由此而言，虽然章草和隶书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但绝不是把“蚕头雁尾”和右斜捺凝重的笔调参杂写成的，反倒应该参看灵动多变的汉简笔意。

王世镗《先伯母房大夫人行述》中说：“学习章草应注意避免习气，章草具有特征性的笔法比如波磔，倘若过分夸张，便失去内在的美；如果没有这样的笔法，又失去了章草的味道。

”
章草的特殊性在于，有一种现成的“范式”需要遵守。

与此同时，又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险绝的技术难度。

与京剧有很多相似之处。

京剧有自身独特的规范，仪态、古腔、古调、韵味、节奏等，唱词和动作约定俗成，不可更改，一个板眼都不能错，但技巧、唱腔和风格却因人而异。

章草亦是如此。

如果不理解纯
章草的古风古韵，随意自便，只能是细枝末节，难入古雅、高雅、大雅。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古质而今妍”，应该回到简、朴、古、质上去。

有鉴于此，强调“溯源”，注重“取法乎上”。

章草的“上”在何处？汉晋是也。

临摹章草，尤其要注重“占不乖时，今不同弊”之要则。

在了解了章草的“原生态”，掌握了“常态”的章草之后，伴随着资料的持续发掘，因时代推进而造成审美观念的不断变换，在近当代迎来了章草一个新的高峰，以沈曾植为发端。

这一阶段的章草可谓之“变态”。

总的来看，有四种趋势。

一是原汁原味的章草，继承《急就章》模式，仍属基础，不可忽视。

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来，很多人写章草作品多以元明两代的赵孟、邓文原、宋克诸名家的《急就章》为宗，兼以《出师颂》《月仪帖》等来克隆，甚至按照《淳化阁帖》模式为范。

这种顺着章草最规范、最典型的规律加以发展、延伸的风习，一直延续到明清，直至当代。

或者说，人多数写章草者是在这条“主线”上进行推演，以“熟”见长、以“巧”取胜，故而突破前人的难度大。

二是章草和今草的融合，需要对章草乃至整个草书系统有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解。

章草、今草和狂草是草书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狂草难写，从整个书法史来看，出类拔萃者寥寥无几。

此处侧重谈章草和令草的关系。

若想今草有大成，当学章草，因为章草是“源”。

王世镗曾说：“初学宜章，即成宜今。

”又说：“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则而求方圆，为见其可也。

”概而言之，章草是今草的前身，今草是章草的延续。

章草含蓄凝练，如同古朴深奥的文言文，今草直白流畅，恰似白话文。

白话文可以加入文言，然运用不得法，就如同夹生饭，若运得精妙，半文半白，既有文采又见古意。

但文言文中则不能夹杂白话文。

章草亦是这样，任何掺入今草写法的章草，都不能算是章草，只是糅合了章草笔意的今草。

从杨维桢到宋克再到高二适，一直致力于章草和今挚乃至狂草相融合的尝试。

三是章草和北碑的融合，崇碑的时代潮流下，取法视角不断拓展，最典型的就是沈曾植。

四是章草和简犊、篆隶的融合，得益于简牍资料的大批量发掘，近当代出现了借鉴简书模式的章草，竞相模仿，打破了宋、元、明、清章草的窠臼，乇蘧常堪称楷模。

但这四种种脉络并不是完全孤立发展的，存在交叉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沈曾植之前的赵之谦，将《急就章》写成篆书，只是内容上是一致的，实际上已不是单纯的临摹，但与原作却又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这就像用篆隶楷来写《兰亭序》，仍然存在某种心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