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飞宇小说的历史叙事

论毕飞宇小说的历史叙事
薛胜男
【摘要】历史叙事贯穿毕飞宇整个创作过程,对历史的强烈质疑构成了毕氏小说反复吟唱的主旨之一. “人的贪欲推动历史的轮回”颠覆了传统主流历史观,人类的弱点与缺陷撕裂了理性的光环, “重新启蒙”是毕飞宇历史叙事的终极目标.
【期刊名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8)005
【总页数】3页(P117-119)
【关键词】毕飞宇;历史叙事;质疑
【作者】薛胜男
【作者单位】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43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推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热播，使小说作者毕飞宇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推拿》并非第一部进入影视界的毕飞宇小说。

早在2003年，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上映的电视剧《青衣》广受好评。

从《青衣》到《推拿》，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变迁，是毕飞宇近年来青睐的一种叙事模式，也是毕飞宇作品备受关注且评价甚高的重要原因。

1991年毕飞宇在《花城》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孤岛》。

从此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获奖无数：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都被他囊
括其中。

甚至早在2001年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就预言了这位年轻作家将来的辉煌，评委会高度评价了毕飞宇的创作能力，期待他对生命和生活有着更全面、更深刻的体验和掌握后，到达向雄浑浩瀚的艺术高度。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认为毕飞宇的小说有着难以勘破的主题。

毕飞宇曾说“我的小说都是没有结局的。

”一部作品往往糅合着“政治、历史、文化、人性、救赎、反思”等丰富元素，提供了多维解读的可能。

米兰·昆德拉曾言：“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前
面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一个主题及其变奏”。

[1]但纵观他多年的创作，其创作题旨相对稳定，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一直贯穿于他的写作。

他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

历史研究、人物传记、历史散文……都曾经全心投入。

这种兴趣源于他对断裂的家族史的伤痛和不甘。

毕飞宇的父亲是孤儿，家族史只能追溯到三代人（毕父、毕飞宇、毕飞宇的儿子），祖辈、祖坟、方言等故乡的象征元素的缺失，家族史的断裂和模糊、没有故乡，没有根的伤痛，转化为毕飞宇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并在他的作品中被反复言说。

毕飞宇的写作发轫于历史小说。

1991-1994年，他集中写下了《孤岛》、《楚水》、《叙事》、《明天遥遥无期》等极具代表性的历史语义小说。

这个时期的作品洋溢着狂热的思辨激情，执拗地追问历史形而上的意义、焦灼地探究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

20多岁初涉文坛的毕飞宇当时觉得作家应当是依靠想象去构建一个现
实的世界，而不是去写现实。

所以他的创作是飞翔在自己想象中的形而上的历史天空，找不到脚踏实地的地面，创作一度陷入停顿。

自我审视和反省之后，他觉得一个作家过分依赖想象力是可耻的，应该去做田野调查，应该把自己的行为与当今日新月异的世界靠得紧一点，他开始关注当下的生活，创作也迎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折。

转型后的毕飞宇如同“……一只四月的燕子，虽说还没有站在土地上，不过离地面已经越来越近了”。

[2]在毕飞宇此后创作的《五月九日和十日》、《谁在深夜里
说话》等作品中，他摒弃了对历史执拗的思辨与直接追问，将当下生活的琐屑叙事取代直接的历史叙事，但在轻盈灵动的故事和耐人寻味的细节中，仍会时不时闪现历史的影子。

21世纪后，毕飞宇专为上个世纪70年代创作了《玉米》和《平原》、《推拿》，创作风格从先锋文学的现代主义，走向了注重现实和注重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普通人的庸常生活反映人性的隐秘与丑陋，从人性角度反思
70年代那段特殊历史，有着丰盈、细腻、厚重的质感。

20世纪90年代，毕飞宇初涉文坛，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已达巅峰，先锋文学正
大行其道，深藏于历史中如红高粱般顽强的民族生命力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扬起舞；苏童总是在黑暗、腐烂和死亡的气息下中铺垫他的江南故事；荒诞、残忍、暴力、死亡等元素构建了余华非常态、非理性的文本世界。

但毕飞宇的历史叙事既与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学有着传承，又有着明显区别，他对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没有兴趣，“每个作家他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个点，而我就是对历史问题比较感兴趣” [2]在这兴趣的指引下，毕飞宇以强烈的质疑态度对历史进行超越史实的形而上的追问和思考。

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各种社会现象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它由于内在的矛盾运动，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

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
会革命)、科学实验(指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经过中国本土化演变后，形成当代中国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多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很好地诠释了我国的唯物史观，、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
的《铁道游击队》，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纪》，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诠释着相同的历史观:一是进步历史观，认
为历史总是进步的；二是历史动力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所以在这些革命历史小说人民群众是主体，总是重复“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轨迹，哪怕历经千辛万苦，最终都能获得完美的结局。

毕飞宇是一位有着强烈批评精神的作家。

“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

”[2]“怀疑是行走的一半。

”可见怀疑与批判既是他赋予自己的
使命也是是推动他前行的动力。

他的质疑从历史的前进动力开始。

我国主流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而推动历史前进动力是则是进步力量。

毕飞宇认为人对权力和物质的贪欲才是历史运行的唯一推手。

《孤岛》中“熊向魁”就是他的代言人。

“他预知自己的生命离辉煌的顶点不再遥远。

这个顶点，是权力，是统治别人、驾驭别人灵魂与肉体的统治力。

人活着除了能支配别人外还有什么趣儿!至于光阴倒转，历史回流，人头落地，那又
有什么相干?只要你有了权，你就可以宣布”历史在前进”。

[2]
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是一部试图从人类史角度反思历史的历史寓言。

虽然文本中明确故事发生在清朝，但可特指文革时期，可泛指当下，也隐喻人类的全部历史。

《孤岛》讲述了扬子岛历史三次变迁的故事。

扬子岛是一座环境封闭、物产丰饶、百姓愚昧的孤岛，这些地域性特征具有很强的泛指性，扬子岛的历史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影：第一代统治者“老板仙”利用岛民对图腾的敬畏，瞎编故事将自己化身为图腾的象征，获得了岛民的拥戴；彪悍的“雷公嘴”在勇气和暴力的比拼中胜出，成为了第二代统治者；第三代统治者是“文廷生”，御风而来（被龙卷风袭击）的离奇经历赢得岛民的膜拜，“雷公嘴”的统治成为了历史；“文廷生”的结拜兄
弟“熊向魁”凭着一支手枪，将科学演变成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新宗教。

结束了“文廷生”的统治，成为了第四代统治者。

纵观扬子岛的历史，个人对物质和权利的觊觎是推动扬子岛历史变迁的动力。

权力的更迭、历史的变迁并未推动扬子岛进步。

四代统治者之后，岛民依然愚昧、孤岛依然封闭。

进步的只是夺取统治权的工具（图腾——暴力——迷信——科学）。

卡尔·雷蒙德·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写道“科学对于人的事无能为力，没有
一种科学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孤岛》就是卡尔·雷蒙德·波普与毕飞宇的相逢。

《孤岛》是毕飞宇的质疑之作，质疑历史的驱动力是进步力量，质疑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那么毕飞宇的历史观是什么？《叙事》则是一部阐述之作，阐述历史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的观点。

《叙事》是毕飞宇1999年以前最满意的小说，倾注了他当时的全部心力。

“1991年，写《叙事》，我特别振奋。

我就像一个鸡蛋，被敲开来了，倒在了碗里。

《叙事》像一双筷子，哗啦哗啦把我打散了，蛋白和蛋黄全混在了一块，特别畅快。

等我写完了，我却意识到，“无中生有”的写作是多么的具有欺骗性，它是蛊惑人心的，它让我有事情做。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一辈子都做一个“无中生有”的作家，这样的写作真的可以结束了。

[2]小说在真相与谎言、现实与历史的交织
中将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民族命运投影到扑朔迷离的家族历史之中，气势恢宏又忧伤缠绵。

日本人的武力入侵使家族蒙上了耻辱：“我父亲”是日本人占有了“婉怡”（我奶奶）后产下的孽种。

为了遮掩家丑，“外公”将女儿“婉怡”与日本人生下的外甥——“我父亲”变成了成了自己的儿子，“婉怡”成了自己儿子的姐姐。

无法承受家族和民族的双层耻辱的“婉怡”生死不明。

家族历史被谎言和迷雾笼罩。

九十年代，在金钱欲望的驱使下，“我的妻子”与有着日本血统的上司关系暧昧，我怀疑妻子腹中胎儿的血统，家族血统面临再次被玷污的危险。

不同的时代、相似的屈辱、雷同的命运，这样的历史轮回写满了人生的从动与无奈。

但相对祖辈们迫于他者（日本人）的贪欲，迫于武力威胁不得不苟且偷生的屈辱无奈而言，妻
子委身金钱与物质的主动姿态，让我们看到物质金钱的侵蚀比武力胁迫的恶果更让人恐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家族还是民族历史，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正朝着更加危险的境地演变。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历史”。

[4]兰德曼曾
说“人是历史的存在”。

[4]在谈到《平原》时，毕飞宇曾说：有人问我为何一直
钟情70年代。

事实上，我认为我的作品直指当下。

我最渴望1976年以后出生的
人读我的小说，这段历史对人类太重要了。

作为中国人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很容易忘记，谁都不愿重复那段历史，但轻易忘记很可怕毕飞宇在在《平原》的结尾处安排了一个带狂犬病菌的角色，无非是想提出警示：某个历史事件结束了、某段历史结束了、潜藏在民族精神内的某种东西却还在，欲望化的历史其实并未结束，那些已经上演过的悲剧也许会再度上演。

在毕飞宇的文学世界里，历史不是某种已经消逝的存在，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种姓的积淀，历史与现实仿佛是两只看不见的、又紧紧握在一起的手，无法分清哪一个更加主动。

质疑历史绝非他的终极目标，历史中的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才是他关注的重点。

毕飞宇认为历史是欲望的轮回。

贪欲带来浩劫，浩劫带来伤害。

毕飞宇试图通过他对历史思考和质疑，掀开千百年来人为强加在历史之上的华服，将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曝晒在阳光之下，击碎人类引以自豪的理性光环，从而引起人们对“重新启蒙”的重视。

[参考资料]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164.
[2] 毕飞宇.毕飞宇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11.
[4] 朱立仁.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51.
[5] 刘湘溶.一部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力作——简评《西方哲学原著精义选讲》[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122-124.
[6] 贾霖霖.爱伦·坡笔下丑恶世界的美学阐释[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2):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