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创新特征

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创新特征
【摘要】李商隐在继承杜甫咏史诗诗风的基础上，对杜甫咏史诗在内容和技巧上的突破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内容上，李商隐对封建社会黑暗政治和统治者残酷统治的批判更加直接、具体；对封建统治者的讽刺更加强烈、深刻。

另一方面在技巧上，李商隐继承杜甫咏史诗中把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加强了咏史诗的抒情性，把作者的见解融入深沉感慨中；同时李商隐还尽可能减少叙事与议论成分，加强写景成分，提高咏史诗的诗情画意和概括性。

【关键词】咏史诗；李商隐；杜甫；创新
李商隐一生创作咏史诗60多首，在学习和继承杜甫咏史诗的基础上，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创新和突破。

作品意境优美、内涵充实、手法含蓄、议论精到，成为晚唐或者整个唐代咏史诗中杰出的佳作。

李商隐在咏史诗中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李商隐在继承杜甫咏史诗对封建统治者的直接批判基础上，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更加直接、强烈。

杜甫忠君爱民、大名播于身后。

杜甫创作号称“诗史”，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描写，但他深厚的儒家教养却令他不免时时面对“温柔敦厚”诗教桎梏，尤其是在涉及当朝国君时，杜甫往往表现得相当委婉含蓄。

而同样写唐玄宗，到了李商隐手里，就呈现出不同特征。

《马二首》，第一首七绝：“冀马燕犀动起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主若道能倾国，玉撵何由过马祟？”前两句写安史之乱和杨贵妃的死，连用两个“自”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感情，仿佛在说红粉埋成灰的凄惨，但这是玄宗自取其祸，别人也无可奈何。

而后两句反问玄宗，直接道破其重色而倾国，并导致惨剧，用语十分辛辣挖苦。

此外在《北齐》，《陈后宫》，《南朝》，《贾生》等诗中，李商隐都直接把攻击矛头指向历代昏庸荒淫的皇帝。

2.李商隐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批判最高莫过于批判皇帝。

李商隐对皇帝的攻击，是源于对当朝皇帝中兴天下的希望。

李商隐咏史诗与杜甫咏史诗不同，许多时候都不是从个人际遇与实际感受出发，而是从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出发由感而作。

从《春日寄怀》，《富平少侯》等诗中可以看出，他是把改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他认为只要皇帝明智聪慧，时局就会逆转，朝政就可改观，所以他才写了很多辛辣有力的诗歌，讽刺各朝荒淫之君，他正是要为当朝正在醉生梦死的皇帝敲响警钟，警告他们不要步历史上的覆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商隐咏史诗与杜甫咏史诗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辛辣的讽刺性，咏史诗一向以正面赞颂、评论和抒发感慨为主，很少与讽刺结缘，即使荒淫之主，对于本朝的帝王，能做到充满感情地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而李商隐咏史诗，不论直接间接，显明隐晦，成功与否，大都具有强烈的讽刺现实政治的色彩。

3.李商隐继承了杜甫咏史诗中把叙事议论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特点，努力加强咏史诗的抒情性，使抒情与议论、叙事达到融合无间的境地，把作者的见解完全融合在深沉的概括中。

《贾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借汉文帝以讽刺时主不能善用贤才，不顾百姓，相信鬼神，并借怜悯贾生而感慨贤士之被视同巫师，虽貌似受到尊重，实不能发挥其经世致用之才。

这样的大论题，作者却处理得很平淡，以抑扬有致，唱叹有情之笔写出。

前两句似叙似议似赞，欲抑先扬，第三句以“可怜”，“虚”轻点蓄势，末句“问鬼神”与“不问苍生”作强烈对比。

在这里，鞭辟如里的议论，犀利辛辣的讽刺与强烈深沉的感慨在贯穿全诗的抒情唱叹中融为一体。

4.李商隐在减少叙事与议论成份的同时，也加强了写景成份，将自然意象和历史并置，变单纯的叙述为突出的描写，特意渲染气象，从而加强咏史诗的诗情画意。

如《吴宫》：“龙槛沈沈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这首诗的画面写吴王的纸醉金迷，它的结句更富神韵，在“吴王宴罢满宫醉”之后，出“日暮水漂花出城”的特写镜头，不仅使“荒淫之状，见于言外”（纪语），而且富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叹，十分耐人寻味。

它渲染出一股浓重的盛极而衰的氛围，且富有象征意义——日暮花落，正是唐王朝衰败的征兆。

李商隐咏史诗就这样，常常在氛围的着意渲染中给人以形象的感染，从而达到动人的目的。

5.由于咏史诗因事兴慨，抚事寄慨的特点又使它不能离开必要的叙事描写和抒情、议论。

所以加强咏史诗的抒情特征和诗情画意，淡化叙事议论色彩，同时也要求诗人对历史人物及其意义有着更强的概括能力。

而李商隐抓住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场景来表达深刻政治主题的手法，不仅增强了咏史诗的情韵，而且大大加强了对历史人物的概括力。

像《齐宫词》，通过风摇九子铃这一细景，不但讽刺南齐后主荒淫昏聩、自取灭亡，而且串连齐梁两代统治者荒淫相继的情景，深寓无视前代之国教训，必将重蹈覆辙的意旨。

而《隋宫》不去铺叙隋炀帝南游江都的巨大靡费，仅就制作锦帆一事作突出描写，如何焯所说：“得水陆绎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

”这种举一端以概其余的写法，或启人遐思，引起联翩的浮想，或发人深省、进行理性思考，将浓郁的情韵熔铸于典型的情节景物中，不仅成为李商隐咏史诗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也是李商隐为咏史诗的发展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李商隐作为晚唐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杰出诗人，无伦是体裁选择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继承了杜甫诗歌关注国家命运、沉郁顿挫、谨严而又富于变化的风格。

杜甫则是文学史上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体裁上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表现手法为现实主义，容情于事，寄情于景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在内容上，杜甫善于选取典型的历史人物及事件，李商隐则能在继承杜甫诗风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正确认识，站在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对帝皇的攻击更为直接、深刻。

另外，李商隐能把咏史诗的议论，抒情与描写巧妙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咏史诗的诗画意和概括性，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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