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郑石生友

忆郑石生友
作者：杨宝智
来源：《小演奏家》2014年第09期
惊闻郑石生瘁然去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这么一个鲜活的形象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
回想1955年9月，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四年级学习的时候，文化部派来了第一位教小提琴的苏联专家米基强斯基，郑石生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最好的小提琴学生，被选派来中音跟苏联专家学习。

刚好他在上音也是四年级，这样我和郑石生在一个班生活了两年。

同时在专家班学习的，还有我们班的彭鼎新和从沈阳音乐学院选拔来的阎泰山。

当时，我们觉得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在乐队课中被安排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

有空的时候，叫他拉点什么，他都憨厚地笑一笑就拉给我们听了，一点儿也没有架子；有什么演奏中的疑难问题请教他，他也毫无保留地仔细回答。

有一次在给我们拉他正跟专家学的巴赫的《a小调第二奏鸣曲》赋格乐章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还没有这首乐曲的唱片，而其他同学中也没有人敢尝试，只有他能拉，所以印象特别深。

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专家学生汇报演出的那一天，郑石生除了独奏之外，还和米基强斯基合奏了亨德尔原作、哈佛森改编的《帕萨卡里亚》（固定低音变奏曲）二重奏，他拉小提琴和米基强斯基拉中提琴的精彩配合，不论音响还是他们的表情，如今居然过了五十多年，却依旧如昨天一般清晰。

1957年9月，郑石生回到上海音乐学院，而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去了重庆，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在“文革”中，我在重庆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的演出队，演出京剧《沙家浜》。

队里苦于没有总谱，就靠我用样板团演出的录音带记谱，边记谱边排练。

记谱完成后，我又参加了乐队拉琴。

后来，到了1967年12月，演出队想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时，便通过重庆“工总司”派五个人到上海学习《智取威虎山》，其中包括我在内的三人去上海交响乐团抄谱。

我们一行五人在湖南路乐团所在地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抽空到衡山路二号郑石生的住所看望了他，叙了叙旧。

那时“大洋古”不敢拉，他比较低调，还说：“我站错了队。

”
1978年3月，原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成员、当时的管弦系副主任丁芷诺和支部书记刘品，在郑石生的支持下，以编教材的名义，把我借调到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

丁芷诺和刘品到火车站接我时说：“本来郑石生要来的，因为只有他认得你，但是刚好今天晚上他要开独奏音乐会，所以只好我们来了。

”晚上，我听完音乐会上台祝贺时问他：“像那些沙汉昆的《牧歌》、黎国荃的《渔舟唱晚》等那些程度很浅、不能表现你水平的曲子，你拉它们干吗？”他回答说：“独奏会不能每一首都很难很快，那样自己的肌肉受不了要抽筋的，
中间一定要有休息、缓冲的时候。

此外，不但我受不了，观众也会被“狂轰滥炸”得受不了。

所以，需要一些慢的曲子，快慢兼搭，合理调配，你说是吗？”这番话给了我启发，后来我开独奏音乐会、我的学生开独奏会时，我都适当地借鉴了他的经验。

在那个学期中，每次当我编一些教材给系领导汇报工作时，郑石生都会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

到了学期末，我编了将近一个音乐会的小提琴曲子作了个总汇报，其中升降号较多的《关山月》《宋词二首》等节奏缓慢的曲子，在八十年代后他在国内外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中常常出现，而且他在每次开独奏会之后，都会把这些节目单寄给我珍藏，有一次还把独奏会的录像带复制了一份送给我作为纪念，我真的很感谢他。

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司徒华城教授去世之后，我曾经接替他教授过《弦乐艺术史》。

九十年代初期，上音管弦系曾经两次请我去给他们的研究生集中几个星期开这门课。

上课时，有些老师也常来听课，郑石生对我说：“后面的我都清楚，主要是对十八世纪及以前的小提琴作曲家师承关系、流派和作品风格不大清楚。

” 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听课、作笔记，那种求知若渴的表情令我十分感动。

九十年代后期，我退休回到香港，在我的高班校友叶惠康办的叶氏音乐中心里教两三个班。

新世纪后，叶惠康每年寒暑假都会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林耀基教授和郑石生到香港给学生们指导两三个星期，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稍多了些。

我曾经问他：“现在除了教学，主要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划弓法指法。

有些拉了几十年，教了几十年的曲子，看到新的大师演奏音乐会之后，有了新的体会，就想把弓法指法改一改，不断地改，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落后的部分，就是有了新的进步。

”
有一年，香港音乐事务处举办校际音乐比赛，请他来当评判，比赛结束后，我联系了比我早来香港十几年的阎泰山，和郑石生一起在铜锣湾吃了顿法国餐。

他们二人说，自从1963年“上海之春”第一届全国小提琴演奏比赛之后，三十几年间彼此再没见过面。

回想起那次比赛，郑石生众望所归获得了第一名，阎泰山与彭鼎新、盛中华并列第二名。

转眼彼此都已经年过花甲，又异地相逢，当然有说不完的琴坛掌故，饭后依依惜别，表情凝重。

如今二人均已作古，我不由地感慨万千。

1999年，郑石生在香港荃湾大会堂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我们不但自己去捧场，还动员许多学生去听。

那年，年近八十的斯特恩、吉特里斯等蜚声国际的大师都在香港开过音乐会，而郑石生的独奏会比起他们来毫不逊色。

香港的小提琴学生中凡是要取得“叶氏中心”毕业证书的，必须要开一场独奏音乐会。

音乐会的时间不能短，且内容往往要求比包括国内专业比赛的青年组一、二、三轮的全部曲目加起来的还要多。

在毕业音乐会上，郑石生经常被邀请来担任裁判和颁奖嘉宾。

2007年，我的学生林子皓开毕业音乐会之后，叶惠康用广东话对观众发表一大段演说，郑石生因为听不懂，就抓紧时间和我站在台上的后方用耳语交谈了很久，对我的教学和作品（林子皓演奏了我的协奏曲《川江》和另一首小品），无论是优点和不足，都坦诚、毫无顾忌地交换了意见，这也是我们二人作为老同学最后一次深谈。

此后，他很少来港，用他自己的话说：“年纪大了，走动就少一些。

”有时，我打电话去上海，往往是周彬佑接电话，说：“郑石生又到学校琴房写弓法指法去了。

”
我感叹：他是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进步不止。

亲爱的朋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