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始制嫁娶与高禖之会

探析始制嫁娶与高禖之会
高禖之祀与高禖之会的演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因而高禖之礼和高禖之会这样重大的社会活动，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

高禖之祀用太牢一直没有改变，而受祀者却由一人增加到五人。

高禖之祀，开始时只祭祀媒神女娲。

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男人全面夺权，连媒神女娲也不能独享牺牲。

于是有了伏羲“始制嫁娶”之说，这就使高禖之祀顺理成章地增加了一个男性受祀者——伏羲。

灵魂说和重视祖先的习俗，又使商周各增加了一个受祀者。

商代增加商天子的女始祖简狄，即帝喾次妃，有娥氏女。

她参加高禖之会时，与崇拜玄鸟(燕子)图腾的氏族男子交合而生契。

商天子是契的后代，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故商天子以其女始祖配飨。

周代增加了周天子的女始祖姜螈，即帝喾元妃，有邰氏女。

她参加高禖之会时，与神尸(巫)共舞，舞而高兴而性交，遂生后稷。

周天子是后稷的后代，因神尸(巫)姓名不可考，故以姜螈配飨。

到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祀高禖时，筑坛于景风门(都城南门)外，所祭祀之神为青帝、伏羲、女祸、姜螈、简狄(《金史·礼志二》)。

为什么又增加了一个青帝?《尚书纬》中说：“春为东帝，又为青帝。

”是把青帝祀为春神。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高禖之祀在仲春，所谓阴阳交通之时也，正是春神管辖的季节。

故又将春神青帝配飨。

高禖之会，是高禖之祀的组成部分，初兴起时，是一个诸事弗禁的男女大欢乐会，任何男女都可以参加。

进人父系氏族社会之后，由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对偶婚的“从妇居”，经过长时间激烈斗争，改变为“从夫居”即以男子为中心建立婚姻家庭。

特权，在母系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体现为管权和支配权，父系氏族社会沿用而已。

私有财产却是父亲氏族社会建立家庭之后产生的。

私有财产和特权使私有观念逐渐加强，遂使拥有私有财产和特权的男人，有了一个隐隐约约的希望：把“我的私有财产和特权”传给“我的儿子”。

据古籍记载，炎帝时期，炎帝只有一妻，即莽水氏女日听谈，生
子临魁，生女瑶姬，过着“身亲耕，妻亲织”(《淮南子·齐俗训》)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

炎帝死后，把部落联盟大酋长的职位传给了其子临魁。

五百年后，黄帝实行一夫多妻，“黄帝立四妃”，生五子。

黄帝多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儿子，以继承他的私有财产和特权。

黄帝死后，其孙颛顼继任部落联盟大酋长。

这对女人的性活动将产生莫大影响。

到帝喾时，已婚妇女参加高禖之会，已经有所顾忌。

帝喾元妃姜源参加高禖之会时怀上后稷，托辞是“履大人迹”的结果;次妃简狄参加高禖之会时怀上契，托辞是“吞玄鸟卵”的结果。

她们编故事哄骗丈夫，这本身就是顾忌的证明。

因为帝喾对于生育问题亦不甚了了，也就“姑妄言之姑听之”了。

夏禹要求“我的儿子”的思想，比较明确起来。

禹时，女子婚前的性生活仍然是自由的。

所以，禹治水至涂山(在今安徽省怀远县)时，娶涂山氏女名女娲(一作女娇);娶后隔二日而生子启，禹不把启当作自己的儿子。

禹日：“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

予弗子”(《尚书·益稷》)。

禹在追求“我的儿子”。

当男人认识到“我的儿子”与“我的妻子”的密切关系之后，已婚女人便不能参加高禖之会了。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司徒·媒氏》)。

这是周代的情况。

自由自在参加高禖之会的，都是未婚男女。

有“夫家”的已婚男女，则不能够参加了。

战国秦汉时期，由于私有观念的加强和普及，由于儒家无性文化的兴起和得势，群众性的高禖之会已经不复存在。

楚怀王在云梦泽中的高唐之台，与巫山神女(女巫)的性交(宋玉：《高唐赋》)，是诸侯祀高禖时的情景，并非民众之大会。

群众性的高禖之会，变成了天子帅后妃祀高禖以求子嗣。

《礼记·月令》中说：“仲春之月”，“玄鸟至。

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

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榻，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弓矢者，男子之事也。

向媒神献弓矢，意为求赐男儿也。

毛苌《诗训诂传》中说：“去无子求有子，
古者必立郊襟马”。

所谓“古者”，当指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之后。

母系氏族社会的高禖之会，没有“去无子求有子”的内容。

《月令章句》中说：祀高禖“盖为人所以祈子孙之祀。

”
《明史·礼志三》中说：“嘉靖九年(1530)，青州儒生李时飓请祠高禖以祈圣嗣”。

就这样，高禖之会，由群众性的性交大会，逐渐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祈求子嗣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