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一报告研讨

六书一报告研讨
【摘要】“六书”理论，历代都有所研究，也一直争议不断。

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增多，文字起源尤其是汉字形体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本文简单对历代学者关于“六书”理论研究加以归纳总结，辩证地看待“六书”的得失，并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说文解字》；六书；转注；假借
早在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构造成字有六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六书”。

“六书”是六种构造汉字的方法，这种理论最早于春秋战国时期提出，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

“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以六义：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然其具体所指，未作说明。

“六书”细目始于汉代刘歆的《七略》。

后来班固和郑众
也分别列举了六书的条目：班固《汉书·艺文志》：“周官保氏掌养
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然而也仅是列举名目，未作说解。

而许慎在《说文叙》中，对“六书”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
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此后至今，文字学者虽然对许慎“六书”的次第略有调整，对每书具体所指及其分合略有异义，但基本上都还是沿用了许氏的“六书”说。

后人关于“六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六书”命名与划界是否合理，这实质上涉及“六书”能否涵盖全部汉字，是否与汉字一一对应的问题；二是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讨论，这实质是涉及“六书”是否处于同一范畴、同一层面的问题。

首先“六书”之间不容易划分清楚。

在《通志·六书略》中，郑樵提出了所谓“兼类说”。

段玉裁说指事是象形，又说两书不容混淆。

王筠分指事为正例一，变例八；“象形”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十；“会意”有正例十，变例十二等。

在给汉字具体分类时，更是各说不一。

如“齐”字，一般认为是象形，而会意也似乎有道理，王筠却又认为它应该是指事。

根本的原因就是分类的标准不同。

刘静在对传统“六书说”进行论评时谈到：“六书看不出汉字发展的轨迹……拘于《说文》，只是对文字进行平面的分类，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

六书不能
解释所有的汉字。

”我比较赞同苏宝荣和李智先生的看法，他们说“对于典型的只包含一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可以作对应的分析。

而对于蕴含多种造字方法的汉字，如有一种方式为主体，则可按主体归类；如其主体方式不明显，可只作分析说明，不必强行归类”。

此外，“转注”和“假借”也争论不休。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尤其“转注”，许慎在《说文》中只做了简单解释，在书中也未曾说明有哪一个字是“转注”。

因此，对“转注”的理解似乎模糊不清，有很多学者便针对此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其中王力先生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以下三种——江声认为同一部首的字都是转注；戴震认为转注就是互训；朱骏声认为转注就是词义引申，不另造字……总之对于“转注”该如何理解的争议可算是众说纷纭。

除此之外，自明代杨慎开始，首倡“六书”为“四体二用”说。

其后，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段玉裁进一步全面论述了杨慎的观点。

作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也力主此说，在《说文释例·六书总论》中指出：“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

或疑既分经纬，即不得名曰‘六书’，不知六书之名，后贤所定，非仓颉先定此例，而后造字也。

”自此，“四体两用”说为多数人所接受，但争论却没有因此停止。

坚持“六书”是汉字造字的法则，并且对后代影响较大的是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中的“转注假借说”。

章先生的“转注”、“假借造字说”是指二者为汉字发展的规律，是从动态的角度。

实际上，“四体两用”之“用”也是处于动态层面。

对此，苏宝荣先生和李智先生总结说“我们不妨称所谓‘六书’造字说为反映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包含不同层面的广义造字说，称‘四书’造字说为专门说明汉字形体结构的狭义造字说，而戴、段提出
‘四体两用’说，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做法。

”
由于传统“六书”说存在分类界限和涵盖范围的争议，特别是难以说明小篆以前古文字的构型规则，现代学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字构形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古文字学者提出的“三书说”。

“三书说”最初由唐兰先生提出，其后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
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在对唐兰先生有所批评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新的“三书说”。

裘锡圭先生对陈氏的“三书说”给予肯定，并进而提出新的“三书说”。

后来又有人针对前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苏宝荣先生评价“三书说”时认为其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

前文对“六书”说的来龙去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有了一个
简单说明，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六书”存在争议，为何要持续使用呢？我想，其一，从许慎的角度来说，碍于当时的古文史料缺陷，他可能无法看到文字形体变迁的具体过程，许慎只是隐约觉得汉字有发展先后，但他的发展观念是笼统的，许慎依据当时的小篆来划分，自不为错。

其二，“转注”和“假借”的问题，从“结果”上来看依然是造字或造词，都是为了适应需要表达新的意义，从包含多个层面来说，“六书”可以算作广义的造字法。

其三，人文学科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来说明，造字法也无法一一对应每一个汉字，若从根据典型或多数字归纳了“普遍性”这一角度来说，“六书”属于基本规则，作为奠定的一个汉字构形基础来看，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