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孙浩男; 夏咏
【期刊名称】《《农业展望》》
【年(卷),期】2019(015)004
【总页数】5页(P29-33)
【关键词】西南三省;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作者】孙浩男; 夏咏
【作者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2005年联合国发起“小额信贷年”，包容性金融（现常称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主要用以解决广泛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补充。

农村金融的发展又是金融性包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2017年连续12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强调了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工作会议强调打赢农村地区的扶贫攻坚战，关键也是要积极发挥金融精准扶贫的作用。

因此，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对于解决存在于我国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三农”发展滞后以及金融排斥严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科学测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找出其农村金融发展短板，更是加快以上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

1 研究进展
目前，在我国双重二元结构金融框架体系下，城市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机构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在与非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1]。

这种模式的农村普惠金融显然有失其原本意义，丧失了其减少金融排斥、促进我国“三农”发展的应有之意。

在边远的西部地区，更需要普惠金融的长足发展，以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2]。

普惠金融的发展尤
其是偏远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力。

而采取一种科学测度普惠金融的方法对其进行评估，发现并阐述其发展短板可为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国内外学者（及组织）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衡量指
标及方法。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最早由Beck等提出，其建立起主要包括每百万平方千米分布的金融机构网点和自动存取款机数量、每万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和自助存取款机拥有数量、贷款总额与GDP比值、存款总额与GDP比值、
存贷款账户数量以及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度这两个维度8个指
标来衡量某国（或某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3]。

但上述对于金融包容性进行测度的指标过于复杂且存在一定的界定难度，故目前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的研究大都基于印度学者Mandira Sarma提出的从银行业渗透度、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银行服务的使用度等3个维度来衡量其发展水平[4]。

Satya R.等通过银行服
务的使用程度这一具体指标来衡量印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印度主要通过向民众普及金融知识来提高银行部门的存贷款数量，以期通过提高银行服务的使用度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之后Chakravarty运用Sarma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测度了1972—2009年印度普惠金融的发展，并对每个维度
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弹性系数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社区银行这一政策对提高印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贡献卓著，但不同省邦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巨大[5]。

国内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一方面是参考Sarma构建的维度指标体
系来测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蔡洋萍采用改良后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法，构建普惠金融发展因素模型，分析了湖南、湖北及河南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6]。

另一方面，则着重于通过地理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和自我排斥等因素构建农村金融排斥指数。

如高沛星等比较了我国不同区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7]；冯林等从政府干预的空间溢出效应来考察山东县域尺度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上述研究总体上更倾向于定性分析，偏重于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宏观定性分析，贴合偏远地区农村发展情况的定量分析相对有限，尤其是较少有对存在较多贫困人口、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我国西南部广大农村地区具有实践意义的分析；同时在具体的数据选取、评价指标构建以及计量方法的采用上，也都有可以完善之处。

研究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可接触性和效用性等方面出发，构建相关评价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重点对我国西南地区三省（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的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2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2.1 评价体系建构及指标选取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农户获得金融服务，更在于提高农户对金融服务尤其是银行服务的使用度与效用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农户整体福利水平。

这是金融包容性发展的意义所在，因此本研究将从农村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出发，构建包括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3个维度6个评价指标的农
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维度一：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人口渗透度。

对西南三省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来说，远离乡镇的客观因素以及其缺乏金融知识的主观原因，致其被排斥在金融
门槛外。

因此选取农村地区每千人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拥有数对人口渗透度进行衡量。

维度二：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使用度。

农村地区有大量的金融业务需求，但是由于金融排斥、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经营，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缺乏对“三农”支持的
动力，使得农村金融的供给和需求错位。

普惠金融的目的在于使更广大贫困农民群体能够获得有效金融服务。

采用人均银行业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和人均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农村普惠金融的使用度进行衡量。

维度三：农村普惠金融的效用度。

农村地区的“三农”性金融服务需求大，但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外生性、商业化经营使其脱离农村需求，产品缺乏创新，缺乏服务“三农”的激励因素。

选取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地区GDP之比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GDP之比对农村普惠金融的效用度进行衡量（表1）。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等，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主要涉及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3个省份。

2.2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计算方法
参考Sarma的金融包容性指数测度方法，构建并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4]，假设普惠金融共有n个维度，为每个维度计算一个金融包容性指数，公式如下：
公式（1）中，表示第维实际值，表示第维最大值，表示第维最小值，且∈[0,1]，越接近1表示该维度指标金融包容性越高，越接近0则表示该维度金融排斥程度
越高。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计算指数IFI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2）中，Sarma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主观赋权法，缺乏对各
个维度普惠金融指数敏感程度的考量。

Chakravarty改进了Sarma的计算方法，
增加了各个维度对IFI的敏感程度[5]，公式为：
公式（3）中，表示普惠金融各维度中各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敏感程度，且0＜≤1，其中，简便起见，对每一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

那么：
3 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采用公式（4）的方法重点围绕四川、贵州、云南西南三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以下内容分别测算了表1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维度实际值和普惠金融
发展指数。

表1 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及其解释Table 1 Indicator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and its interpretation指标维度指标指标解释乡村人口每千人金融网点拥有数渗透度人口渗透度使用度人均金融服务使用度效用度普惠金融深度乡村人口每千人金融从业人员拥有数乡村人口人均存款乡村人口人均贷款银行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当地GDP银行年末贷款余额/当地GDP
3.1 普惠金融各维度实际值
依据公式（3），对所采用的面板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出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维度d1、d2、d3的实际值（表 2）。

3.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计算
通过表2和公式（5）可计算出，当r为1时的四川、贵州、云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值（表3）。

通过公式（5），利用2007—2017年四川、贵州、云南等的农村金融相关数据
计算得出西南三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

根据IFI指数性质可知，该数值越大，农村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越强，发展水平越高。

因此，2007—2016年西南三省的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反映出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表3）。

其中，受贷款利率较低影响，2007年和2008年3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随着2009年开始执行宽松货币政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2014年两会期间提出在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以及后续的金融扶贫政策，促使西南三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此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
这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有很大关系；同时西南三省积极响应中央及金融管理部门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如云南省政府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县域金融改革创新发展与
服务便利化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2014]51号）等。

关于发展金融服务的相
关文件，大都提到促进普惠金融水平提高，支持农信社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资金支持，推进克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了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步伐。

四川、云南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高于贵州，但自2009年起贵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四川和云南；2015年开始，三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缩小达到相当水平。

其原因是贵州省在近10年利用当地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帮助，转移劳动力，引进新兴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了对农村普惠金融的支持，如降低小微企业贷款的难度，增加支农再贷款力度等。

表2 2007—2016年西南三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维度实际值Table 2 Values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ree provinces of Southwest China,2007-2016四川贵州云南年份 x1 x2 x3 x1 x2 x3 x1 x2 x3 2007 1.092 7 12 676.271 9 0.805 5 0.681 8 9 482.143 4 0.911 8 1.064 3 14 117.858 5 0.919 4 2008 1.237 1 15 735.002 4 0.843 5 0.818 9 11
426.481 1 0.873 8 1.112 3 17 047.949 9 0.911 6 2009 1.3919 20 613.512 2 0.975 7 0.808 5 14 828.271 7 0.944 4 1.174 9 22 288.176 6 1.090 1
2010 1.509 0 24 969.042 0 0.982 0 1.058 3 19 594.398 0 0.982 2 1.224 9 27 419.544 6 1.138 6 2011 1.559 8 29 075.738 7 0.912 1 1.225 7 23 977.302 9 0.948 8 1.285 0 32 558.083 9 1.088 9 2012 1.717 6 34
668.220 6 0.957 3 1.330 2 29 712.890 4 0.957 0 1.355 8 38 804.969 1 1.064 2 2013 1.778 6 40 739.008 0 1.008 4 1.495 6 36 941.758 9 0.991 1 1.390 0 45 049.112 7 1.072 1 2014 1.807 8 46 510.757 8 1.053 7 1.630 3 45 308.319 9 1.025 3 1.455 4 51 154.434 3 1.096 5 2015 1.905 6 53 359.422 5 1.119 7 1.869 8 55 042.872 6 1.068 9 1.533 3 59 598.727 3 1.167 5 2016 1.981 3 61 861.821 0 1.162 2 1.924 0 66 779.150 5 1.125 8 1.611 1 67 696.049 3 1.193 8
表3 2007-2016年西南三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值（当r=1）Table 3 Indexes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level in three provinces of Southwest China(r=1),2007-2016地区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四川 0.097 5 0.110 5 0.325 1 0.404 5 0.386 0 0.525 3 0.637 1 0.729 5 0.874 3 0.979 2贵州 0.050 3 0.048 1 0.158 5 0.303 2 0.329 4 0.401 7 0.533 3 0.663 3 0.841 9 0.938 6云南 0.009 2 0.047 5 0.329 1 0.448 8 0.458 7 0.511 6 0.580 6 0.687 2 0.871 1 0.956 3 4 结论与建议
2007—2016年四川、贵州、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向好，IFI值均未出现0的情况。

早期四川和云南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于贵州，但后期贵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增长速度快于四川和云南。

首先，这与中央以及地方相关支持“三农”发展的政策相关；其次，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配套情况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进一步提高西南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建议：4.1 提高银行业相关服务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镇公路和互连网络建设，降低乡村居民金融服务获取成本；加强网络设施建设，运用互联网络等使更多农民更便捷地获取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金融服务参与程度，达到降低金融排斥性、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目的。

4.2 发展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发展农村地区经济，农民收入提高后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趋于多样化，进而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高农村金融产品的效用度，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4.3 加强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的支持，包括支持“三农”相关贷款；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降低涉农类金融产品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支农力度；同时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地区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民生活环境。

整合农村金融需求，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

4.4 推广更加完善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西南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近几年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总体上较东部地区发展滞后。

因此，有必要积极推广东部地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先进模式，提高西南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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