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哲学概念

略论军事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摘要：军事哲学是一个存在着诸多分歧的问题，无论把军事哲学定位在“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还是强调对“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的哲学反思”，都无非在用不同的话语异曲同工地表述着某种相似、相近或相关的见解。

从广义上说，凡探讨军事、军事学与哲学关系的一切学问都从属于广义的军事哲学。

从狭义上看，军事哲学从属于理论哲学，它强调的不是哲学在军事或军事学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军事事实和军事学的观念在哲学领域中的引申。

不是军事哲学在选择自己的问题域，而是伴随军事实践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推动着军事哲学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军事哲学；军事哲学学科定位；军事哲学范畴；军事哲学体系；军事哲学问题域
军事实践的发展需要哲学透视，这是由军事实践发展的深刻内涵和哲学的本质双方决定的。

一方面，军事实践的发展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深刻内涵远远超出军事实践本身，无论是军事实践发展的作用、影响还是军事实践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的问题，都包含着更高层次的深刻意蕴，需要高层次的理性分析。

另一方面，哲学正是一种深远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它以最高层次、最一般的概念范畴体系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事物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以最高的理性境界审视社会现象，展现人类的未来；无疑，只有它才能承担起对军事现象作深层次理性分析的使命。

在当代，军事实践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新军事革命。

毫无疑问，军事哲学的兴起与这场新军事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战争实践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密切相关。

对于新军事形态变化的总体把握，可以说是军事哲学直接的实践兴趣之所在，而军事哲学也随之成为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如何看待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什么是军事哲学？这是一个存在着诸多分歧的问题。

从学科定位的角度看归结起来有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意见明确地认为军事哲学“姓军”。

理由是军事哲学“属于军事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是军事学的一个门类，是“扎根于军事活动的哲学”。

［1］（P10）另一种意见则表达了一种“姓哲”的倾向。

他们强调军事哲学具有“哲学的特点和功能”、“哲学追求事物普遍本质的特性”和“哲学的科学批判和否定精神”。

［2］从根本上说，这至多不过是一个由看问题的不同视角所产生的差异而已，所谓的分歧其实无非是一种外在的、表面上的区别，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

无论把军事哲学定位在“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1］（P8）还是强调对“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的哲学反思”，［2］都无非在用不同的话语异曲同工地表述着某种相似、相近或相关的见解。

两者都是在理论或学术的层面上界定这门学科的存在意义或价值，都有反思的意蕴，活动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必须借助对“认识”和“实践”的反思才能被发现和理解。

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无法游离于军事哲学的本性去寻求问题的答案。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P61）这当然也是无产阶级军事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因而无论是“揭示本质和规律”还是“反思认识和实践”都还只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而走向实践、回归现实是这种哲学（无论以哪种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逻辑归宿。

即便回到这种“争论”或“分歧”本身来看，问题也是直观明了的：如果不是基于“军事哲学本身是一门哲学的学科”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没有必要
特别地说明军事哲学为什么“姓军”；相应地，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哲学本身有着鲜明的军事特色，那也不必着力地强调这门学科“姓哲”的属性。

可是，无论拘泥于“姓军”的层面还是拘泥于“姓哲”的层面，却都不能完整地涵盖和统摄“军事哲学”这门学科。

军事哲学具有“姓军”与“姓哲”的双重属性，问题就在于我们从哪个层面或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对军事哲学而言，无论强调其“姓军”还是“姓哲”，都不仅不是对这门学科本身的否定，而只能是都在从某个侧面突出或强化这门学科的价值和作用。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军事哲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

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出现，根源于问题或对象本身的特殊性、根源于人类实践的本性，它所凸显的正是由问题或研究对象本身所决定的学科的双重性或多重性。

就拿战争这种现象来说吧，它也不是纯“军事”的，它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密切关联，它与人类的精神、信仰、宗教、情感等主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瓜葛。

这样，对战争问题的理解就要超出战争本身，这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视野中的战争学所能胜任的了，回答它的只能是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考察人类实践的哲学。

这种学问到底应该“姓军”还是“姓哲”呢？其实，纠缠于“姓军”或“姓哲”的学究式争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过分地拘泥于教科书式的讨论未免会妨碍到对问题本身的理解。

对军事哲学的研究，我们既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视野，也不能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

同时，学科的定位从本质上说是学风的定位，学风问题不仅关乎学科本身，而且关乎事业的成败。

一门学科的意义在于它的建立能够更有利于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局限人们的视野，束缚人们的行动。

在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有一种意见特别地强调了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存在的价值”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地加以甄别和说明的方面。

一般地，军事哲学被定位成研究“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

究竟这是不是准确地界定了军事哲学的确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至少，仅仅把“军事”作为一个既成的对象加以外在的“研究”显然是不完善的。

“军事”无疑也是“人事”，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之一，因而“军事”在其发生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活动——这种哲学化的过程或哲学的实践形态——是不应当排除在“军事哲学”之外的。

可是，撇开对这种定义在准确性方面的质疑，单就认为关于“军事哲学”的这种界定使军事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与战略学、军事思想等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发生了“重叠”而论，我们是否能够据此断言“军事哲学”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之“独立存在的价值”呢？笔者无意倾向于这种意见分歧的任何一方，只是觉得应当拷量和推敲的是：这种“重叠”现象本身是不是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原则？是不是否定了学科“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看看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在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回避“普遍性”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知识的体系，知识是由判断构成的（包括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4］判断所呈现出来的总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联系。

［5］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往往通过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追寻那存在于个别现象之中的普遍意义。

既然探究“普遍性”是一切科学门类的共性，那是不是说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存在的价值”都要遭到质疑呢？假如排除掉探究“普遍性”这种学科之间的“重叠”，那末不同学科的立锥之地何在？显然，讨论学科之独立性的存在价值不能依循这种思路。

虽然在研究对象上诸学科不能排除探究“普遍性”这种“重叠”，可是“重叠”并不等于“重合”，“普遍规律”在同为研究“普遍规律”不同的学科那里绝非无差别的绝对等同，或许这才是不同学科“独立存在的价值”之所在。

可是，军事哲学到底怎样探究自己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呢？对此，我们也不能笼统地拒绝“哲学的普遍性原则”，一味地排斥“直接介入”。

什么是“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如果我们不否认辩证思维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这种“普遍性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军事学领域”中运用这种“普遍性原则”具体研究“军事活动领域内的普遍规律”。

而要这样地运用“哲学的普遍性
原则”进行这种研究，如果不“直接介入军事学研究的内容”也是不行的。

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毛泽东是这么做的，无论是《论持久战》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都不难看出“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对“军事学领域”的“直接介入”。

况且，在其现实性上，“哲学的普遍性原则”往往是借助人们的世界观表现出来的，并具体地呈现在人们的现实活动中。

科学研究也是人的一种现实性活动，而这种现实性的活动同样也是要受到人们的世界观支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普遍性原则”不能不“直接介入”人们在“军事学领域”中所从事的活动。

的确，我们绝对不能同意那种“哲学概念＋军事术语”似的“军事哲学”。

因为在那里既没有关于“哲学的普遍性原则”的理解和领悟，也更谈不上有对“军事学领域”的“直接介入”。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尝试，其中难免有一些削“军事学之足”适“哲学之履”或相反的痕迹，应当承认这的确是与军事哲学“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的初衷相矛盾的一面。

对这一现象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如果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不仅是研究的过程而且是指导这种研究的学风或思维方法，那就要引起警戒了。

显然，我们还应当对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出具体的说明，前面说到的关于军事哲学之“独立存在的价值”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从一个侧面提出了进行这种说明的必要性。

如何看待军事哲学的学科定位？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其一，就军事实践而言，军事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辩证法的领域。

如军事活动中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局部战争与全面战争、相对战争与绝对战争、战争运动的时间与空间、优势与劣势、胜利与失败，等等。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军事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它们不仅表明了某种事实，而且体现着某种关系；在它们中，每一个体都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或者说都是一种蕴涵着它者的存在。

比如，在“进攻”这一事件上就体现着“防御”的许多特质，“进攻”不仅通过实现自己目的而获得“防御”之功效，而且“进攻”之达成其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是以保持对“进攻者”有效“防御”为前提的。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就会在充分而全面地认识某一行为之全部意义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有效的、符合事物运动客观规律的手段和措施。

类似的，军事活动中的其它事件都可以循着此种规律去加以认识和把握。

由此可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理所当然便为军事哲学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

其二，哲学的方法贯穿于客观事物本身，军事现象作为客观事物的具体形态也不例外。

即便是具体的军事学科领域所研究的问题，且不说哲学世界观如何作用于从事这种具体研究活动的人们，单就这种具体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也不能排除“哲学”。

科学的对象总是以问题的形态进入科学研究的视域的，问题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是什么在导致不确定性呢？是矛盾。

矛盾使事物处于亦非此非彼、亦亦此亦彼的状态。

不确定性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能动性展开的不同层面和纬度，从而也使活动在结果和效能上产生了质与量的界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具体的军事学科的对象也可以而且有必要从哲学的视角来把握。

哲学把握具体军事学科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为具体军事学科提供方法和理论的支撑，有助于具体的军事学科的建设。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军事哲学更重要的是以实践的形态存在于军事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人们在实际的军事活动中往往是以综合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

为达成一个军事行动的目标，人们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去思考和行动，而不必拘泥于学科的界限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于实践与军事实践的联系，实际地从事军事认识与军事实践和关于这种认识与实践的反思，都在军事哲学的视域之内。

当然，任何界定只能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从整个军事科学本身中制取一个纯粹的“军事哲学”使之外在地“独立”于军事科学，然而，军事科学的确实能使人们从中实在在地领悟到“哲学”的存在。

由此看来，军事哲学就是军事领域的哲学，是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

它对军事实践领域中所包含的最一般的共同问题加以概括研究。

它从哲学的高度俯视军事实践的过程，揭示纷
繁复杂的军事现象中所包含的一般本质。

它用哲理科学的抽象方法辩证分析、把握军事活动的实质，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军事活动的形而上学，是对军事领域所作的形而上的思考。

二、如何看待军事哲学的范畴和理论体系
军事哲学学科定位的相对性，同样也反应在军事哲学的范畴和理论体系问题方面。

这正是关于军事哲学的范畴和理论体系方面存在着分歧的原因。

当然，分歧并不是科学研究的障碍。

应当看到，就不同的观点本身来看都是具有其合理性的，都是这门学科的不同侧面的反映，我们应当以宽容的学术态度充分肯定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价值。

而且，分歧的存在使学科内在的矛盾充分暴露，其结果必然给学科建设带来的是发展的新机遇。

在此，我不打算祥尽地逐一罗列目前已有的各种学术派别的具体观点，只是想就有关这一问题的方法谈谈意见，同时也对这门学科的范畴和理论体系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探讨军事哲学的范畴，必须仔细审查的问题有：一是与军事学相关的哲学范畴和具体军事学科的范畴同军事哲学范畴的联系；二是军事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否即军事哲学的范畴。

什么是与军事学科相关的哲学范畴？一般认为这种范畴是指“凡哲学与其他一般性学科的范畴”。

其中“普遍适用的”范畴可以“直接借用”、“改造”或“加以嫁接”而变成“军事哲学用的范畴”。

［1］（P21-22）可是，“普遍适用的”哲学或“一般性科学”的范畴在被转变为“军事哲学的范畴”之后，是丰富了内涵还是扩大了外延呢？比如“时间”和“军事时间”（这是其中的一个由一般范畴改造为军事哲学的范畴的实例）。

我们知道，“时间”就其本质而言指的是普遍联系的事物通过交互作用而在状态、运动等特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某种相关性。

康德认为，时间可“表达为现象的一切存有、一切变更和一切伴随的持久的相关物”。

［4］（P171）（着重号系引述者所加）而所谓“军事时间”，当然也应从军事运动过程中存在于军事系统诸构成要素的相关性中去理解。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把“时间”改造成为“物理时间”、“化学时间”、“生物时间”、“社会时间”、“技术时间”、“历史时间”等等，经过这种“改造”而产生的“……时间”其内核无一例外地都是“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事物或因素交互作用的相关性”。

可见，“事物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相关性”是“时间”的内核，而且无论是“时间”还是由其改造而的“军事时间”都包涵着这种“内核”，所不同的是，经过“改造”的“……时间”只是表现时间之相关性内核的载体“事物或要素”相应地获得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内容。

可见，概念的内涵没有变，只是其外延通过“改造”而扩大了。

由此可知，我们若以这种方式生成“军事哲学的概念”未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

至于具体的军事学科的范畴，虽然可以在哲学的视域中获得新的意义和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便“转变”成为“军事哲学的范畴”了。

现在，我们可以断言：军事哲学不存在自己独有的“范畴”。

对此我们完全不必感到困惑、疑虑和迷惘。

何谓军事哲学？从广义上说，凡探讨军事、军事学与哲学关系的一切学问都从属于广义的军事哲学。

从狭义上看，如同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一样，是从属于理论哲学的，它强调的不是哲学在军事或军事学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军事事实和军事学的观念在哲学领域中的引申。

换言之，它的特点是运用军事和军事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哲学的基本概念，在这里，作为确定性的前提出现的是军事和军事学中的基本事实和概念，作为变数出现的则是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观念。

其结果是，军事事实和军事学的一些重要观念也在哲学上获得了普遍的意义。

狭义军事哲学的出发点是军事和军事学，落脚点是哲学。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军事的哲学”。

它像历史的哲学，道德的哲学、政治的哲学等学科一样，是应用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狭义的军事哲学相反，它强调的不
是军事事实和军事学的观念在哲学领域中的引申，而是哲学理论在军事现象和军事学领域中的应用。

在此，作为确定性的前提出现的是某种哲学理论，作为变数出现的则是军事和军事学中的一些基本事实和观念。

亦即当人们自觉地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哲学方式和价值观念去理解并解释军事现象或军事学中出现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时，他们从事的正是军事的哲学研究。

由此可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待军事哲学，都毋须人为地制造一套所谓的专门的“军事哲学范畴”。

同样的道理，军事哲学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固然可以根据所研究的重点确定一个研究的开端，可是如果要寻找一个对军事哲学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逻辑起点”却是徒劳的。

作为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应用学科，军事哲学以哲学的方法研究军事领域中的问题，用哲学的方法揭示军事领域中诸相关事物或要素的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在不同背景或环境下存在的状态，进而将这些认识整合起来，形成有关军事实践、军事认识和军事理论的整体的、系统的认识。

这是军事哲学存在的一个维度。

相应的，军事哲学存在的另一个维度则应从军事实践本身中寻求。

军事实践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形态，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哲学的魅力，在次一级的层面上具体化哲学的本质。

由于这种哲学化的过程是以军事运动的特殊形态表现出来的，它所展示的是哲学本质上是军事实践的规律，而理论形态的军事哲学只能是军事学的话语系统。

没有“范畴”的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何以存在？它无形地存在于军事实践活动本身及其所派生的军事科学理论之中。

在对军事实践的认识方面，哲学家毋须自我闭锁于“体系”的囚牢，试图以先入为主的观念禁锢自己对军事科学真理的求索。

就军事哲学的本性而言，就其与军事实践的关系而言，它是无形的、非体系化的，但军事哲学理论是军事哲学的具体形态却是以体系的形态存在着的，只不过军事哲学理论的体系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事实上，在军事哲学的某种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虽然不去刻意追求某种“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形成“体系”，任何现存的具体的军事哲学理论都是以某种体系为存在形态的。

人们在从事军事哲学理论的研究中，或对军事实践、军事认识和军事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时，一般来说总是以某个特定的视角、从某个具体问题予以切入、以某种具体的方法进行这种研究和探讨工作的。

因此，军事哲学的任何理论体系都是其特定的问题域、切入视角和方法所构成的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不是由军事哲学自身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而是由军事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由军事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或环节等特性决定的。

如何看待以体系的形态存在着的军事哲学的价值和从事军事哲学研究的意义？我们主张不把刻意地追求体系作为军事哲学研究的目的，但并不意味着要任意地否定在军事哲学研究中客观地形成了某种体系的作用。

“军事哲学的存在根据应当是在其特定的领域中具有独立的学科价值，并且对相关的哲学和军事学发展有其特殊的理论贡献。

”［2］这种观点所持的态度是可取的，也应当是看待和评价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的价值的一种态度。

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为了集中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都需要选择某个切入问题的视角、限定研究的范围。

例如，教科书体系的军事哲学理论是便于教学而设计一种特殊军事哲学研究方式，其作用无非是用以启发人们如何获得从事军事哲学研究的方法，成功的教科书体系还应当使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人们从中获得另辟蹊径的启示，而不是将一种教科书体系泛化为惟一正确的体系以至于一叶障目地遮蔽问题的全貌。

同时，把研究从营造体系的烦琐劳作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军事哲学将无所事事，恰恰相反，解除“体系”的锁链，目的是为了让哲学在广阔的军事实践领域中自由展开。

无限发展的军事实践领域为军事哲学的生长提供无比广阔的空间，这将为军事哲学研究赋予更为沉甸甸的责任和更为重要的使命。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把这种思路运用于指导博士生的教学研究活动中，开辟了大国军事战略思维的系列研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