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巴西与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比较研究_陈才兴

中国拉美史研究会济南年会论文二战后巴西与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室教授 陈才兴20世纪8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债务危机后，原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拉美国家被东亚“四小龙”迅速赶超越。

从那时起，拉美现象就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负面案例。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或发展模式的视角，发表了大量文章，往往把拉美一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起伏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简单地归结为一方采取“进口替代”内向发展，另一方采取“出口导向”外向发展战略的结果。

但仔细研究发现，离开各自具体的历史和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光从政府采取的战略措施来论述，很难说清楚。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东亚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都采取过许多形式相似的政策措施，只是由于双方工业化发展进程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政策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诸多不同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体制、机制等的不同所致。

本文拟以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国家巴西和韩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为例，剖析历届政府采取的方针、政策及形成后果的异同，究其原因并从中得到启示。

（一）二战后，巴西和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都呈现出如下特征：一、两国工业化发展都由政府主导，具体制定每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巴西自二次大战后开始制定全国性发展计划。

在1956-1961年，库比契克政府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包括5个部门30个项目的目标计划(发展纲要)，在巴西建立了汽车工业、造船工业，以及重型电机制造业等，同时，钢铁、有色金属、重化工业、造纸和纤维生产等部门也取得很大的发展。

1968-1974年，巴国内生产总值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获得空前的发展和扩大。

1972-1974,巴西政府制定了第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全国发展计划。

韩国政府于1963年设立了经济企划院，后更名为经济计划部，由副总理直接领导，是韩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代理机构。

自1962年起，韩国连续不断地制定“五年计划”。

70年代是韩国实施第三、第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期。

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

韩国的五年计划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发展计划。

巴韩两国在普通日用消费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转向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并对此都采取各种类似的鼓励重化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如限制进口，以出口业绩给予进口特权，以及低利贷款等。

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两国政府都大力扶持发展大型国有企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二、两国政府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曾交替采取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同所有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一样，巴、韩两国的工业化进程，也都是从进口替代开始的，不同的只是，由于国家大小和经济发展基础和历史有别，两国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止时间、经历的长短及保护政策水平高低不一而已。

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大危机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外部条件变化，迫使巴西加快发展原先需进口的本国工业消费品。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内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农村进行根本的结构改革后才会出现)，因此，当本国的普通日用工业消费品很快饱和后，加上朝鲜战争结束，世界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而机械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于是，巴西政府遵循发展主义理论，工业化由国家直接主导，加速发展重化工业，重点集中于建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

这被认为是走向经济独立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工业发展长期规划的基础。

为此，政府不仅对汽车、钢铁工业和家用电器等一些基础工业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还为保护这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幼稚工业”，制定了严加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

到60年代末，由国家高投入，靠高保护和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推进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导致民族工业失去了发展活力，造成国内积累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工业产值增加主要来自电力、钢铁、汽车家电等国家重点保护的行业。

而为大众消费用的工业品供应量却增加不大．出现了高档消费品工业快速发展，而大众化的消费品工业却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巴西国内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外债的增加，由此引发的经济困难和政局不稳严重困扰着巴执政当局。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却要大量进口工厂成套机械设备，但债务的增长意味着必须要增加出口量。

从外部看，当时世界贸易正异常活跃，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充裕，能提供低息贷款资助巴西的进出口，促使其经济高速增长。

正如巴西经济学家马里奥·西蒙森所指出的：“巴西很难缩减它的进口率，而出口额的增加是巴西能够吸收外资的必要条件。

”1为此，巴西政府决定改变1马里奥·西蒙森、罗伯托·坎波斯:《现代巴西经济》，里约热内卢,1979年版，第16页。

原有的经济发展方略，“立足于自己的发展思想被抛弃，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其“政策的重点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2。

政府通过税收、信贷、补贴、价格、汇率等各种财政手段，刺激工业品出口，争取外汇和外资，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晚于巴西，它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生存和发展，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其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工美国援助的小麦、皮棉和原糖为主的所谓“三白产品”(即面粉、棉花和糖),当其“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生产发展因国内市场饱和而达到极限时,正逢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兴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限制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机遇；及时转向了市场化发展取向的“出口导向”外向发展模式。

它充分利用其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本地相对比较优势，大力吸收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许多行业在国际市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

进入70年代，随着其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当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困难时，它继续捕捉发达国家提供的各种有利“机遇”, 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发展重化工业，将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电子和机械这6个部门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对其加以有力地扶持。

政府发展前3个部门是为了实现工业原料的自给自足，发展后3个部门则是为了出口，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品结构的升级，让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1981年,其重化工业品出口已超过了轻工业品的出口。

三、两国都实行过军人统治，在军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两国经济都出现过“奇迹”。

巴西军人于1964年上台执政后，继“制度重建与现代化”、“重新取得经济增长”的任务完成后，进而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力图按计划目标，将“巴西提升到发达国家行列”。

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获得空前的发展。

1968—1974年巴西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0％(其中1973年高达14％)，被誉为“巴西奇迹”。

1961年，韩国的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开始了长达18年的军人统治。

期间韩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1961—1972年，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则被誉为“汉江奇迹”，并于70年代韩国跻身于新兴工业国行列。

那时，两国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标志是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所占比重扩大．而且，都已建立起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二）由于巴西和韩国国情不同，国家大小和国力底基不同，工业化发展的起步有早有晚，2 米尔顿·布拉格·富尔塔多:《简明巴西经济》， 里约热内卢1984年版，第173页。

各自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与世界体系的联系程度不一，适逢的机遇也有大有小，加之，不同时期两国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所以在各自工业化发展中呈现出了如下不同的特点：一、 工业化发展的历史遗产不同巴西独立后，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走上了主要发展出口农矿业的道路。

1930年革命前，巴西的当权者是农业——贸易寡头集团的代表，政府对发展工业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有时甚至表现为公开的敌视。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咖啡业寡头集团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但强大的大庄园主等传统势力依存。

一批以经商起家，而后将经营活动扩展至金融和工业生产领域，实现其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私人工业垄断财团，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和二次大战期间，它们的活动特别活跃。

这些财团同大庄园主和传统寡头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们主要集中在巴西经济发达的东西部三角地带。

其中半数以上在圣保罗州和圣保罗城。

在里约热内卢州及里约热内卢城，大财团也较集中，米纳斯吉拉斯州和维洛奥里藏特也有少数大垄断工业财团。

据1961年统计，在巴西全国6818家大公司中，资产在100万克鲁萨洛以上的公司有66家，它们的资产总额占全国大公司资产总额的46%，在巴西，工、商业及金融领域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

在这66家公司中，32家为外资企业，其余34家为巴西企业，其中15家为民族私人资本大财团。

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国有企业虽有较大规模发展，但这并没有改变民族私人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只是其经济活动的领域有所改变而已。

大批中小民族私人企业特别弱小，这也是政府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大力创建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历史包袱比巴西少，反对工业化力量比巴西弱得多。

其工业财阀企业最早出现在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前，80％的财阀企业获得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遗留的财产。

财阀企业的兴起与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李承晚政府在发放美援的过程中，有能力接近政府的企业获得了特殊的照顾。

朴正熙上台执政后，基本改变了财阀企业的这种不正当的资本积累方式，并通过‘出口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使他们在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不断革新和现代化。

进入70年代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兴起，在政府倾斜政策的鼓励和刺激下，财阀企业迅速积极参与，其重型化与国家的重工化始终紧密结合，并同国有企业一起更加积极而有力地介入世界市场。

二、 工业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同巴西独立后，由于长期推行农矿业出口方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给它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从此,巴历届政府领导人通过对本国多灾历史命运的反思，经济民族主义3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123页。

不断高涨，力图寻求自强、自立发展的决心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战后，巴政府决定以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中心，对本国脆弱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

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为了迅速改变出口农矿产品、进口工业品的不利局面，尽快摆脱长期受制于人的处境；另一方面，指望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巴西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大国构想。

巴西政府在第一个全国发展计划中提出，巴西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跨入发达国家行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