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

变动的地缘政治与中东欧地区
龙静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
【内容提要】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策源东进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都将中东欧地区视为控制欧亚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关键。

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格局中,这一地区也被视为处于两极潜在冲突最前沿的重要地带。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印证。

【关键词】中东欧地缘政治两极体系冷战
【作者简介】龙静,1978年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200040)
自2007年1月美国正式提出在波兰和捷克两国部署反导系统的决定之后,俄罗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反应。

虽然美国一再强调反导系统在波兰和捷克的部署目的是为了防御来自中东地区潜在的导弹攻击,但是,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波兰和捷克都并非是拦截中东地区导弹攻击的最佳地理位置。

而且,这一系统一旦建立,它所构成的防御范围更是大大地覆盖了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因此,美国在这两个中东欧国家部署反导基地背后的地缘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又一次成为美俄对峙的关键原因,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纵观历史,中东欧地区一直是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地理名词。

按照世界地图册上严格的地理概念来看,中欧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有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及列支敦士登。

而东欧则主要指原苏联的欧洲部分。

然而,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中东欧”、“中欧”和“东欧”这三个地理名词的指代却往往混淆在一起。

“有些人将这片土地叫做东欧;有些人管它叫中欧;还有一些人按照更严格的地域划分,将其称为中东欧……这些称呼无一例外地指代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存在于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多个国家的家园”[1]。

作为一个与冷战历史密不可分的政治名词,这一地区并不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在政治体制、
意识形态上始终隶属于西欧阵营的国家。

同时,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也并不包括苏联解体后独立了的中亚国家。

由此,“中东欧地区”可以限定为位于欧洲中部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位于欧洲东部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立陶宛。

虽然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面积人口上来看,这些国家都称不上大国,但是却始终在世界政
治格局的动荡中备受关注,其原因同地缘政治一词密不可分。

广义的地缘政治一词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地缘政治学说和现实世界
中的地缘政治关系。

不同时期有不同地缘政治理论,每一种地缘政治学说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相应时代人们对当时地缘政治现实认识的反应,或是在当时技术条件、政治经济关系现实基础上,对地缘政治发展作出的预测或判断”[2]。

同时,这些理论又引导着国际舞台上的各大力量在政治与军事战略上作出规划与调整,成为一系列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之一。

在西方观点各异的地缘政治学说中,尤其是在以“陆权”为立足点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中东欧地区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地带。

同时,中东欧地区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也如同一面镜子,验证了各种地缘政治学说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做出的判断。

一麦金德地缘政治学中的中东欧地区
在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创立的陆权理论中,中东欧地区首次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

在其早期撰写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麦金德就较为含糊地阐述和分析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他在该文中引用了《贝格豪斯自然地图集》和《牛津地图集》中19世纪以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查理五世即位时以及当时的欧洲政治地图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中东欧地区始终是欧洲民族与亚洲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而整个欧洲文明史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地区反复发生的欧亚民族争斗导致的结果。

另一方面,通过麦金德对内新月地区和枢纽地区的划定可以发现,德国、奥地利这些中欧国家都被他归入了内新月地区,而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东欧地区则属于欧亚陆块的中心内陆这个“世界政治的枢纽”。

在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不仅将1904年理论中的枢纽区重新命名为“心脏地带”,而且还明确地以三段式警句的形式强调了中东欧的关键意义:“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

”[3]麦金德提出的三段式警句不仅同欧洲历史,也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一战之后,这片在历史上几乎一直是“所有国家的战场”[4]终于迎来了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

但是,这种独立却是由英法几个大国精心设计的。

“为了削弱德国对这个方向的天然扩
张,凡尔赛条约在那里竖起了一道由许多人为的效果组成的屏障,即小国群立
的分裂地带”[5]。

这个分裂地带也兼具了阻隔俄国和德国,防止两国联手向西方扩张的功能。

而中东欧这几个刚刚独立的小国则根本无力抵抗这种作为“缓冲地带”的命运。

可见,正是中东欧地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中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成为了西方强国手中的棋子。

二德国地缘政治学说中的中东欧地区
20世纪初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说被视为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
要理论依据。

其中,对中东欧地区的重视更是其东进政策直接的理论渊源。

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中东欧地区的重视同当时德国学界对地缘政治理论的
认识、德国自己所处的地缘位置与中东欧地区的历史渊源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当时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认识来看,德国地缘政治学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把国家看作一个像人一样有生命的有机体。

在它的生存中,国家有很多需要,但没有比生存空间的需要更为基本和关键的。

这种对生存空间的强烈要求成为德国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理论关注周边地区的一个重要
原因。

而德国所处的中欧位置以及它同中东欧地区的历史联系又恰恰为德国的“东进”意图提供了条件。

“德意志的民族区、语言区和文化区这类概念难以制图表示[6]。

这些概念与尚未定型的中欧罗巴概念有着更深一层的关系,虽然这个概念绝不完全是德国人的,但它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德国人的统治”[7]。

从时代背景来看,凡尔赛体系对中东欧的安排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

这片在一战后由英国帮助建立的“第三地带”(Third Tier)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形容为捆在他们国家周围的一条可恶的魔带。

德国的地缘政治思考和随后采取的东进政策都始终围绕着铲掉这道屏障,确保由德国的控制体系取而代之的目的。

正因为这些原因,在20世纪上半叶,数位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都围绕着中东欧地区展开各自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将向东延伸的巨大地域视为德国的命定空间。

帕奇在1906年就提出中欧各民族应该为自己的生存团结起来。

这些成员包括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种族(大部分为斯拉夫人),而德意志帝国有权利和义务去组织他们。

1917年,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识到围绕着“中欧核心”将有机会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欧。

几年后,施本格勒也提出这样的观念: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处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欧之内;德国只有控制了中欧,才能与真正的世界强国竞争。

卡尔·豪斯浩弗可谓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地理空间思想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冲突的理论。

他对由凡尔赛和约加以合法化的新的世界秩序持完全反对的态度,
即认为一战后在中东欧地区产生的一系列小国弱邦无非是同盟国为了束缚德
国向东扩张的手脚而建立的防御线。

根据他所提出的泛地区思想,德国应该致力于在“泛欧洲”地区建立起拥有统治地位的新秩序,而这个泛欧洲的东部边界则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时期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对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定位与设想极大地影响到德国纳粹在二战中的军事战略选择,但是,德国地缘
政治学与纳粹分子的主张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军事入侵并非是德国地缘政治学说在构架德国“向东看”战略时提供的必然手段。

一些学者就曾提出过与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组织的新形式,建立一种“天然与互利的关系”[8]。

另一方面,德国纳粹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以及在中东欧地区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民族清洗也是同地缘政治学本源的环境决定论格格不入的。

三冷战时期两极体系中的中东欧地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两德合并的40多年间,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中呈现出了几方面重大的变革。

首先,传统地缘政治学经受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以德国地缘政治学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之所以会同第三帝国的政策相关联,发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武器,同它自身机械地运用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的这一特点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一具有进攻性的特点在二战后遭到了广泛的抨击。

其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过去狭隘的空间观念,进而改
变了地理空间的政治意义,也颠覆了地缘政治学中的许多传统概念。

例如,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欧洲地区始终是世界的中心。

但随着二战后真正的全球观的普及,原来的欧洲中心论逐渐被多中心论、多层面论替代。

例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恩就认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级排列的。

他把世界划分成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在每个地缘战略区中又包含着多个地缘政治区。

被视为“遏制政策之父”的美国学者斯皮克曼也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看到了三大世界实力中心,它们是“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带”。

又比如,新型武器———战略轰炸机、洲际导弹和巡航导弹等的出现使地缘政治学突破了传统的对海权和陆权的研究,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空权”甚至“太空权”范围。

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的“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二元对抗的体系让位于战后出现的两极对抗模式。

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标志是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

因此,这种两极对抗和遏制的冷战模式成为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

此时的地缘政治学中很大一部分研究也都成为对这种两极秩序的解读和分析。

例如,美国的塞韦尔斯基就全面论证了大西洋主义的思想,把世界划分成两个巨大的、以美国和苏联两大工业中心为核心的圆形空域。

以美国为中心的圆圈基本涵盖西半球,而以苏联为中心的圆圈基本涵盖“世界岛”。

两个圆圈对北美洲和北欧亚大陆的控制力量大体相当。

塞韦尔斯基认为,这恰恰就是世界统治的关键[9]。

在这场地缘政治学的新变革中,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度在麦金德的三段式警句中居于世界中心的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在上述变化中逐步下降。

原因之一正是欧洲中新论的衰弱和世界多中心论的兴起。

在抨击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轻视了世界的环球性和确定地理位置重要性所需的诸多因素的同时,新兴地缘政治学说强调更加综合与环球的视角。

例如,斯皮克曼总结出了确定一个国家地缘政治强大程度的10条标准,包括领土面积、自然状况、人口数量、矿产资源、经济技术发展、财政能力、民族单一性、社会一体化程度、政治稳定性和民族精神[10]。

克里西(Cressey)也提出了势力的9个地理因素,包括面积、可临近度、区位、矿产和气候等[11]。

依据这些标准,中东欧被赋予的世界性的战略优势受到大大的质疑。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在核时代中,心脏地带已经失去了大半意义。

“在当今世界中大陆腹地还是一种实力基地,但已只是众多基地中的一个”[12]。

其次,两极对立的冷战秩序在欧亚大陆上的布局也降低了中东欧的战略地位。

战后的欧洲地区已经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了“自由世界”和“铁幕世界”。

中东欧地区被纳入了苏联的控制之下,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中部欧洲作为一个地理政治概念全然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道遏制的铜墙铁壁。

”[13]在地缘政治学者们眼中,世界力量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了海洋与陆地相接的边缘地带,或是美国
这个新的世界堡垒和心脏地带。

在现实中,尽管美苏两极对峙的前沿分布在全球多个角落,尽管一道“铁幕”在东西欧之间垂下,但对中东欧地区的关注和争夺并未就此淡褪。

对苏联来说,中东欧各国在二战后纷纷建立了亲苏的红色政权,成为它的
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在军事安全等方面又加入了由苏联主导的华约组织,可
以说,这一地区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军事安全方面都已经处于苏联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对西方阵营威胁的警觉让苏联在东欧四国屯兵31个师,兵力近60万人,并装备了苏联最先进的武器。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言,虽然西
德在1972年与波兰和苏联的条约中承认了东欧的现状,但西德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和美国倡导的“和平演变”政策的用意都是试图打破苏联对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

而在军事安全上,由美国主导的北约机构也毫不示弱,在欧洲部署了现代化精良部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以中东欧地区作为防范的重点。

因此,中东欧在冷战期间依然因其地理位置而显得重要。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再是源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中其所谓的“世界中心”的位置,而还是源于它夹在了东西阵营之间,成为两方冲突的前沿阵地;两个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与争夺的手段也不再是以往历史上那种直接的军事入侵,取而代之的是以军备竞赛为手段的互相威慑与遏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与渗透。

四冷战后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和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苏联及华约解体、两德统一,中东欧国家纷纷摆脱莫斯科的操控,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意味着两极对抗的冷战模式分崩离析,也标志着在冷战时期用来衡量地缘政治现实的习惯尺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新地缘政治格局应运而生。

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对中东欧的地缘政治地位出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中东欧的地缘政治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体制的瓦解、美苏对抗的消失而下降。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冷战结束,以麦金德的陆权论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再次回归,意味着中东欧重又回到了世界的中心。

对此,本文作者认为,冷战后中东欧地缘政治地位在新兴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原先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两极对抗模式不复存在,为谋求更多全球利益而展开的各国实力的抗衡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旋律。

同时,随着原苏联军事力量在中东欧国家的撤出[14],这一地区再次成为“真空地带”。

这些时代背景又一次符合了以麦金德“陆权说”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因此引发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

在这场回归中,中东欧地区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赋予了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成为防止苏联的首要继承国———俄罗斯东山再起,势力西进的关键屏障。

这一预期功能早在美国坚持北约东扩、影响中东欧各国大选进程等事件中就显露无遗。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的逐渐重振,俄罗斯恢复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影响力的意图也越来越强烈。

此次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强烈反对正是角逐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冲突。

其次,重新回归的地缘政治思维也明显带有新的时代特征。

传统的地缘政
治学是世界强国的政治理论,是大国为了扩展自身的利益,对世界其他地区战
略价值的分析。

以这种地缘政治思维为基础的大国外交或军事行动往往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忽略甚至牺牲小国、弱国的利益。

而小国、弱国则处于无从选择和反抗的境地。

然而,在当前这个提倡国际秩序和国家主权的时代,这种局面已经大大改变。

虽然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中对中东欧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分析在冷战后重又适用,但中东欧国家自身的主导性和选择权也不容忽视。

例如,中东欧数国先后积极申请并成功加入北约和欧盟,在此次美国部署反导计划中波兰与捷克的主动配合,都充分说明了中东欧国家不愿重蹈历史覆辙,成为刀俎上
的鱼肉,而是主动地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价值,积极参与到各种国际组织、地区组织或双边合作中,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稳定。

再次,虽然中东欧依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但它已不再是世界唯一
的“心脏地带”。

在麦金德提出的三段式警句中,中东欧可谓是世界的中心。

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之上的。

而今天,世界不再仅仅只是欧洲一隅。

各个地区都有其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尤其是到了本世纪,反恐战争的打响、防核扩散问题的加剧、民族间冲突的恶化……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关注点不仅仅集中在可能引发美俄冲突的中东欧地区。

新的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的地区化趋势标志着中东欧已不再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仅仅可能是欧洲地区的中心。

麦金德对中东欧地区的判断也不再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分析,而仅仅适用于欧亚大陆。

总之,随着俄罗斯实力的逐渐恢复以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美俄两
国在欧亚大陆上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较之冷战结束之初将可能面临着频繁化
的趋势。

尽管这种争夺在倡导合作与沟通的国际环境和美俄两国各自克制的基调上并不存在升级为激烈的军事冲突的可能,也不会引发新的“冷战”,但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依然是这些争夺背后的本质原因。

如何运用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再让它成为民族的劫难,看来是中东欧地区数个国家恒久的重
要命题。

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1]
社会影响编辑
基本情况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

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
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10年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经济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

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

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