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学史看明代丰坊《诗经》著作的价值

从《诗经》学史看明代丰坊《诗经》著作的价值
明代中叶《诗经》学处于新变的时代，力图摆脱《诗经》宋学束缚，从正、反方向开启《诗经》之清学。

其中，丰坊(1494-1569)托名的《诗经》学著作，在明、清两代既有信从者，又有力证其伪者。

丰坊是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书法家，浙江鄞县人，字存礼、存叔、人叔、人翁，号南禺外史，“晚岁更名道生”，曾任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世称“丰考功”。

其《诗经》学著作主要有《鲁诗世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撰写则分散在明嘉靖、隆庆年间，即明代中期向后期转变的时段内。

在无确凿证据情况下，本文依然将之归入丰坊名下给予审视，并从《诗经》学史角度，超越真伪之辨，尽量还原其伪托表象下的价值。

一、复古以求真
丰坊《诗经》著作以复古为本，显然是受明中叶以来的复古思潮的影响，更是《诗经》学本身发展的要求。

明代前期，《诗经》学主要沿袭元代诗经学发展，笼罩在朱熹《诗集传》的巨大阴影中，尤其是明代永乐帝制定《诗经大全》，并悬为功令，故此阶段《诗经》宋学依然是当时主流。

到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嘉靖朝，宋学主流变化更明显，黄佐《诗经通解》虽“首明《集传》之意”，而“附诸说异同于其下”。

季本《诗说解颐》言“盖于旧说多所破之，而一以经文为主。

”所谓旧说，既包含以毛传、郑笺为代表的毛诗，也包括朱熹《诗经》学观点，《诗集传》影响正逐渐降低。

与季本相似，丰坊《诗经》著作的最大特色，就是倡导《诗经》鲁诗，他因此将自己的《诗经》著作名之为《鲁诗世学》和《申培诗说》。

《鲁诗世学》传世版本有多个，多以写本和影印本为主。

现存最早的版本，当属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鲁诗世学》，沈曾植以为此应为丰坊《鲁诗世学》稿本,
因其“数十万言，十之八为翁手写，悬腕双钩，愈草愈见腕力之妙。

”因丰坊中年曾得“痿疾”，书写必多借腕力，沈曾植据此判断此为丰坊手书。

另有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附属《子贡诗传》的一卷本高燮抄本《古鲁诗》，内容实际就是《申培诗说》,原题作《诗说》，汉太中大夫鲁申培作。

《申培诗说》最早刊本当属明隆庆二年(1568年)王完所刻《丘陵学山》丛书本，今已不见。

现存最早刻本系明万历十二年(1584)王文禄所刻《百陵学山》丛书本。

可见，无论是《鲁诗世学》还是《申培诗说》，丰坊所托名目的都是提倡鲁诗。

申培是西汉鲁诗的创立者，为鲁诗之祖，相较于其它三家诗，鲁诗说《诗》最得《诗》之真。

然鲁诗似乎又未有文献传世。

《隋书》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是说《鲁诗》西晋已亡，后无传者。

本卷“小学”中亦载“一字石经鲁诗六卷”。

就六卷而言，当指汉熹平石经中《诗经》拓片，惜此后六卷石经《鲁诗》拓本再无文献载其下落，熹平石经鲁诗宋代曾出土残石，洪适《隶续》卷四载残碑百七十三字，且残碑论及鲁诗与齐诗、汉诗差异。

这就为丰坊托名鲁诗提供了可能。

由此可见，丰坊倡导鲁诗，首先是因为史载鲁诗有文献曾存世，但除石经鲁诗有残石外，其余又散佚。

其次，丰坊对占主导地位的朱子《诗经集传》有所反抗，对于毛诗也不满意。

他认为，汉初申培去圣未远，其《诗经》文本及对经旨阐发最接近圣人经学原义。

这也是丰坊对于《诗经》在经学意义上求真意愿的直接反映。

对于《诗经》之复古，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齐诗、韩诗。

与鲁诗相比，齐诗“在背后推算国运”，“直接指向王朝兴衰、明王统治的”，特别是以阴阳五行说《诗》，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韩诗至明代有《韩诗外传》存世，它“具有混合性格”，常断章取义无限加大诗的兴喻意义。

断章取义，无限扩充《诗》
意，正属于采杂说，皆非圣人《诗经》之意。

只有鲁诗符合丰坊等以复古求真的意图。

在丰坊《诗经》核心著作《鲁诗世学》中，后世单行的《申培诗说》内容均已出现，据林庆彰先生考证，《申培诗说》其来源直接取自《鲁诗世学》各卷“申公曰”有二百一十五条；引自卷首《孔氏传端木子贡述》(简称《子贡诗传》)四篇；同于《正说》所引“朱子曰”共八篇；另有取自“旧说”、“先儒”、“或曰”、“小序”一篇、“毛氏”一篇，共八篇。

所有内容出自《鲁诗世学正说》(12)。

虽间有朱子《诗集传》八篇内容，但相对于明代大量阐发、辅翼朱熹《诗集传》者，以复古形式求取符合圣人《诗经》经学意义的意味十分浓厚，尽管其中依然杂有个别毛诗内容。

除倡导鲁诗外，丰坊还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复古：选取亲炙圣人之训的孔门弟子子贡作为伪托之名。

在《鲁诗世学》草创之后，丰坊便托名子贡作“《诗传孔氏传》卫端木子贡述”(简称《子贡诗传》)。

(13)清抄本《鲁诗世学》卷首首列《子贡诗传》，第一卷之前再列《诗子夏序》(14)，同时存有传为孔门两弟子的《诗序》，有存圣人《诗》经的意图。

另外，丰坊还多方征引传世文献，力图从《诗经》文本恢复其本来面貌。

丰坊改《诗》，有的改动只是纯粹求异，并无任何依据，当然也并非所谓的鲁诗。

林庆彰先生依据《汉石经集存》鲁诗残石二、十一、二十三、一一六、一二三，考证丰坊所谓“鲁诗”确为伪作(15)。

但丰坊对《诗》有些改动并非一味求新、求异、炫博，而是言必有据，其来有自，这从侧面反映了明代经学，特别是《诗经》学，并非简单“束书不观”、“空疏”所能概括。

丰坊改动诗题依据表
丰坊《诗》文本改动，也有凭臆断而改动者，但是有很多属于辑佚的三家诗，或者根据其它经典补入他认为的逸《诗》。

丰坊改《诗》文本依据表
丰坊对《诗》旨解说，既有沿袭《诗小序》内容，又有吸收《毛传》、朱熹《诗集传》等内容，还有很多著者自创，其自创部分也有对典籍的继承，如《孔丛子》。

以百陵学山本《子贡诗传》为依据，其对《诗》旨解说有部分内容是对《孔丛子》中孔子论《诗》内容的吸收：
邶风·柏舟管尗封于邶，与蔡尗、霍尗、康尗监殷，四国害周公，康尗谏，不听，三尗遂以殷畔，康尗忧王室，赋《柏舟》，子曰：“仁矣。

吾于《柏舟》见匹夫不可夺志也。

”
鄘风·木瓜朋友相赠，赋《木瓜》。

子曰：“见苞苴之礼行焉。

”
鄘风·考槃墉人美其君子不仕乱邦，赋《考盘》，子曰：“见遁世而无闷矣。

”
郑风·缁衣郑武公养贤而赋《缁衣》，子曰：“于《缁衣》见好贤之至也。

”
(16)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

……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

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

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

”(17)
傅亚庶先生以为《孔丛子》“思想内容上具有孔氏家学特点”，“不是伪书”
(18)取自宋儒《诗经》学解说部分姑且置之不论，《诗小序》内容其来有自；四家《诗》有共同源头，当有圣人作经籍的因素。

可见，丰坊改《诗》、说《诗》具有复古求真意图，也是明代第一位以托名形式辑佚的学者，就其来源来说，以字书、经籍为主。

二、问题以求实
在明中后期《诗经》学著述中，丰坊《诗经》学表现出很强的问题意识，这是单纯的说《诗》解经的著作所没有的。

综合来看，丰坊对某些《诗经》学问题的思考与重申，试图解决由来已久、争讼不休的问题。

如关于《鲁风》与《鲁颂》的问题。

汉、宋至当代学人对《鲁风》有无问题争论不休：第一，鲁国何以有《颂》无《风》？第二，判断《风》《颂》间区分的根本标准是什么？《风》《颂》间有何联系？
问者曰：“列国作诗，未有请于周者。

行父请之，何也？”曰：“周尊鲁，巡守述职，不陈其诗。

至于臣颂君功，乐周室之闻，是以行父请焉。

”○正义曰：变风之序皆不言请周，此独言请，故问而释之。

《王制》说巡守之礼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之风俗。

”然则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观其善恶，以为黜陟。

今周尊鲁，若王者巡守述职，不陈其诗，虽鲁人有作，周室不采。

《商谱》云：“巡守述职，不陈其诗，示无贬黜，客之义。

”然则不陈鲁诗，亦示无贬黜鲁之
义也。

巡守陈诗，观民风俗，善则赏之，恶则贬之。

既示无贬黜，不采其诗，虽有善诗，不得复采，故王道既衰，变风皆作，而鲁独无之。

以无鲁风，故知巡守述职，不陈其诗。

鲁之臣子，缘周室尊鲁，不陈其诗，是不欲使鲁有恶。

既不欲其恶，当喜闻其善，至于臣颂君功，亦乐使周室闻之，是以行父请焉。

鲁人请周，不作风而作颂者，以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是咏歌之善称。

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后颂声作焉。

今鲁诗称“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

既有盛德，复有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称，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状，故称颂也。

以作《颂》非常，故特请天子。

以鲁是周公之后，僖公又实贤君，故特许之。

不然，亦不得转借其名而作《颂》也。

(19)
鲁乃周公旦之后，鲁僖公有武功圣德，可配称《颂》。

然其间依然有很多疑点：不陈诗，即风体诗，未必不存在，不向天子面陈述职，鲁国乐师未必不载其诗，尤其在礼崩乐坏之际，何以鲁国所存《诗》中没有体现？(20)鲁僖公于鲁可谓贤君，其葺《泮宫》为文德，因《诗序》言：“《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

”
(21)僖公武功主要体现在《诗经·鲁颂·閟宫》中。

其两次征伐淮夷，威服南夷，使他们“莫不率从”、“莫敢不若”，《閟宫》归之“鲁侯之功”、“鲁侯是若”，颇有夸大、阿谀君上之嫌。

《毛诗正义》言前者：
当僖公之世，东方淮夷小国见于盟会，唯邾、莒、滕、杞而已。

其余小国及淮夷同盟，不见于经，盖主会者不列之耳。

言莫不率从，有从鲁之嫌，故明之相率从于中国。

以僖非盟主，不得为从鲁故也。

(22)
可见会盟之淮夷多为小国，然盟会之主非鲁国，故孔颖达亦以为“不得为从鲁也”。

鲁国在盟会中不是主导，而将“淮夷来同”作“鲁侯之功”，虽不悖于
史实，亦颇为不妥。

所谓“南夷”主要指荆楚，荆楚服从中国事在鲁僖公四年。

《春秋左传》载：“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

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面对屈完质问“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答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23)可见诸侯伐楚以齐为主，面对质问，齐相管仲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云云，乃以康公授命为辞。

此后，齐侯炫耀武力，屈完力争不屈服。

可见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若”，非僖公主要功绩，乃为齐桓公之功。

宋欧阳修以为淮夷、南夷未有“率服”事，尤其是“南夷”—荆楚：
《閟宫》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

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

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

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人所颂之事。

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之人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24)
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

是时楚方强盛。

非鲁所能制。

僖之四年，从齐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

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

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

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又力不能胜。

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

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

(25)欧阳修以《春秋》、《史记》所载史实力证《鲁颂·閟宫》所颂之事与史无征，《诗》史乖谬。

尤其是通过与齐等伐楚不能胜、救许、救徐不得，说明荆楚之南夷“率从”乃子虚之事。

既然《鲁颂》中诗与历史相悖，《鲁颂》列入《颂》合理性不复存在，则把《鲁颂》并入《鲁风》就有了可能性。

丰坊并《鲁颂》入《鲁
风》，可能受此影响，丰氏万卷楼藏书自其先祖宋丰稷以来，历数百年，藏书数万卷，当藏有宋代欧阳修《诗本义》。

另：与先出《周颂》不同，《鲁颂》自唐成伯玙即发现其与前者的差异。

成伯玙从治乱角度言：“《鲁》、《殷》为变《颂》，多陈变乱之辞也。

”(26)成氏看到《鲁颂》与《周颂》间的差异，称其为“变颂”。

清代惠周愓则分析更加详尽：
《周颂》之文简，《鲁颂》之文繁，《周颂》之文质，《鲁颂》之文夸；《周颂》多述祖宗之德，《鲁颂》则多称子孙之功；《周颂》固列考而及文母，《鲁颂》则寿母而先令妻，《周颂》于武王之克般，仅一二言，《鲁颂》于僖公之克淮夷，则反复道之。

(27)
惠周愓从诗篇内容及体现的风格加以区分，看到了二者的不同。

外在诗篇长短和诗风质朴与夸饰，一方面是诗歌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的，是诗歌由于受音乐音乐制约造成的风雅颂间诗体的差异。

赵敏俐先生从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影响分析认为，《周颂》多以单章形式出现，因其宗庙音乐风格追求简单、迟缓、凝重、肃穆；而《风》诗则由多章构成，句式参差错落，轻灵活泼，多为二至四段，是通俗的歌唱(28)。

相较《周颂》而言，《鲁颂》四篇篇幅加长，尤其是《駉》和《有駜》，分别达到了四章、三章，《泮水》有八章，《閟宫》分十二章，无一合乎《周颂》诗篇单章体制，前两篇纯从诗篇体制看与《风》无别，因而，自唐以来即有研究者将《鲁颂》视为“风”。

孔颖达云：“(《駉》)此虽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29)这是最早将之视为《风》体之人。

宋代严粲亦持孔氏观点，曰：“《駉》实风耳，存其颂名，而谓之变颂可也。

”“此虽昔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30)二人均以颂诗告神明功用衡量，认为《鲁颂》中有诗篇
名不副实。

朱熹又补充了他们的观点：“盖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则犹未纯于天子之《颂》。

孔氏曰：虽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

”(31)朱熹认为《駉》乃僖公生时之作，不合颂之颂先王或鬼神之例。

由上可见对于《鲁颂》合于《风》之诗体，自唐宋以降，颇有其人，丰坊扩大了《鲁颂》中《风》诗的范围，把整个《鲁颂》都归为“国风”，改称《鲁风》。

《鲁风》次于二南之后？首先，这是丰坊著书需要。

《子贡诗传》与《申培诗说》首次由王文禄刊刻入《百陵学山》时，《百陵学山目录》分别作“鲁诗传黄号”、“鲁诗说宇号”(32)。

既然题名均为《鲁诗》，当显示出对鲁国尊崇和不同于其它三家《诗》。

其它三家《诗》具没有《鲁风》，更不会将之仅次于二《南》。

周尊崇鲁，由来已久。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33)
《诗》载周王封建周公于鲁，除五百里公之封地外，又加四等附庸。

周对鲁的尊崇其它典籍亦多有记载：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七年，致政于成王。

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

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

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34)
《礼记正义》明确载成王因周公旦对周室的巨大贡献，封周公于鲁，就鲁封爵而言是公，执诸侯之礼，但鲁公优于其它公侯之处在于后世鲁公祀周公时可以天子礼乐。

周公旦去世后要求葬于成周以示不离成王，成王曰：“葬周公于毕，
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35)周王示不敢臣周公旦，以周公旦同于天子，故命其后世鲁公祭祀以天子礼乐。

而《礼记·祭统》记载更为详尽：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

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

(36)
是书记叙赐鲁礼乐因果，且言尊鲁者不仅成王，亦有康王，祀周公之天子礼则包括外祭和内祭，内祭大尝禘歌《清庙》，八佾以舞，典型天子之礼乐。

鲁之受尊崇，确然。

这种崇鲁之风延续至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初期，《国语》各国排列顺序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37)。

周语在最前，因周为宗主，是天子之国；鲁次之，则因为崇鲁使然。

丰坊将《鲁风》次于二《南》，当沿袭历史崇鲁之风尚。

《大武》六成说。

《大武》，也叫《大武》乐章，它是我国西周产生的古老的音乐，是歌、舞、乐一体的综合艺术。

它的产生，据《荀子》记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

……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

于是《武》、《象》起，而《韶》、《護》废矣。

”(38)可见它出现武王伐纣事件中，有人甚至精确指出它的作者周公，“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牧野；归乃荐馘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

”(39)《大武》乐诞生后，其曲已不传，但其大致情状部分文献中仍有记载，配乐之《诗》大致完整地保存在《诗经·周颂》中。

至明代丰坊时，《大武》乐只是作为一个音乐曲名，零星地保存在先秦乃至汉代部分文献内，不为人所重视。

周时乐曲多是歌、舞、乐的综合，同样地，《大
武》乐也应当有和乐之诗与和乐之舞，配合《大武》乐的诗有哪些，如何排列？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也未有学者专门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

丰坊率先做了探索，并取得初步实绩。

丰坊在《申培诗说》中首先提出《大武》六成。

为了引人瞩目，丰坊将《诗经·大雅·下武》易名为《大武》，提出：“《大武》康王大禘，报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毕，受釐陈戒之诗，赋也。

”(40)《大武》乐六成，其和乐之诗当为六篇。

丰坊提出这一观点有案可稽，《春秋左传》曾载：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

夫文，止戈为武。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

”诗美武王能诛灭暴乱而息兵。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

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

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41)
这则文献载《大武》作于西周初年，既有诗即《颂》，又有乐即《武》(42)，并说出了配合这些音乐组成的《诗》内容，清晰提及三成之《诗》的内容分别是：卒章“耆定尔功”，其三成“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成“绥万邦，屡丰年”。

从这里只能知道《大武》乐的创作大致时段，和乐诗至少有三首，和《大武》乐的《大武》诗当为组诗。

丰坊根据这些信息，提出《大武》六成，和乐组诗当为六首。

丰坊《大武》六成组成。

在《申培诗说》中提出《大武》六成之诗有六首，六成排序为：《武》、《赉》、《时迈》、《般》、《酌》、《桓》；在丰坊最后《诗经》学著作《鲁诗世学》中，他将之修订为：《武》、《时迈》、《赉》、《般》、《酌》、《桓》。

丰坊提出这些结论，是臆测还是有所本？
丰坊这些结论，多数结论有据可循，也有部分依据自己的推论。

丰坊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之一便是《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楚子讲话是可靠证据，后人对《春秋左氏》所作疏、传大抵可靠。

将两者细读，可以找出重要新发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

注：《武》，颂篇名。

耆，致也，言武王诛纣致定其功。

《正义》曰既作《时迈》，又作武篇也。

《颂》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谓终章之句也。

言武王诛纣，致定尔武之大功也。

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

注：其三三篇铺布也。

绎，陈也。

时，是也。

思，辞也。

颂美武王能布政陈教，使天下归往求安定。

《正义》曰：其三《周颂·赉》之篇也。

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注：其六，六篇。

绥，安也。

屡，数也。

言武王既安天下，数致丰年，此三、六之数与今诗颂篇次不同，盖楚乐歌之次第。

《正义》曰：其六，《周颂·桓》之篇也。

……言武王伐纣安天下，万国数有丰熟之年，武王能和众国丰民财也。

……杜以其三、其六，与今诗《颂》篇次不同，故为疑辞。

盖楚乐歌之第，言楚之乐人歌《周颂》者，别无次第，故《赉》第三，《桓》第六也。

刘炫以为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铺时绎思”，第六引“绥万邦。

”(43)
由此材料可以确定《大武》乐组诗名目、次序为：卒章《周颂·武》，三成《周颂·赉》，六成《周颂·桓》。

明代最流行的朱子《诗集传》涉及到的相关内容，丰坊可轻易获取，转述如下：
武：《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

赉：《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

桓：而武王克商、则除害以安天下。

故屡获丰年之祥。

传所谓周饥、克殷而年丰，是也。

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厌也。

《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六章。

(44)
朱熹《诗集传》中大都引用《春秋左传》观点，多数一致，唯有《武》为“首章”与今传本“末章”不同，朱子所读到《春秋左氏》不同于后世人所读，清人马瑞辰也认为这种可能存在，他说：“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武》之首章，盖宋时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

”(45)至此，丰坊所提出的《大武》六成为：1《武》、《赉》、3《时迈》、《般》、《酌》、6《桓》。

单凭几则文献记载，就确定早已失传的《大武》乐及其《大武》组诗，未免证据过为单薄，难以服众。

其实，丰坊注意到《春秋左传》及其注疏中将《大武》乐章所引诗“耆定尔功”的内涵与诗本事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只有乐曲内容和诗歌内涵相吻合，才是诗、乐合一根本，这才符合当时歌、乐、舞的真实状况。

这可以从丰坊《申培诗说》文本及其结论所展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

《武》，《大武》一成之歌，赋也。

《赉》，述武王大封于庙之诗，为《大武》之二成，赋也。

《时迈》，述武王巡守而朝会祭告之乐歌，盖《大武》之三成也，赋也。

《般》，此述巡守之诗，为《大武》之四成，赋也。

《酌》，亦颂武王之诗，盖《大武》之五成，赋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赋也。

(46)
由上述材料表现可以看出，凡丰坊认为有可靠文章的，径直写出结论，尽量不列诗歌内容；反之，则不仅要简洁列出诗歌内容及本事，语气也使用了较为含
糊的“盖”。

列出诗歌内容，一是便于读者概括诗歌内容、了解所涉及的相关文化背景，二是便于读者参证相关文献，自己就是在“这个”内容上认为它们和传世文献相合。

在《鲁诗世学》中，丰坊对自己的结论做出修订，将原二成、三成互换位置，但从文本上看，进一步加强了对文献证据的列举，对诗歌内容包含更多的细节，以便读者更好地评判。

仍以前三条为例：
武：正说朱子曰：《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也。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诗以奏之。

《礼》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然《传》以此诗为武王所作，则篇内已有武王之谥、明其说之误矣。

时迈：此武王巡守而朝会祭告之乐歌也，盖《大武》之二成也。

此诗乃成王之世，周公述武王之事而作。

吕玉书云：《外传》所云“金奏肆夏”，此篇是也。

(47)
可见，丰坊更注重文献证据的收集和利用，如《礼记》、《春秋外传》等传世文献，将诗歌内容和本事，同传世文献互相参订，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试以二成、三成为例可以看出来：
时迈：此武王巡守而朝会祭告之乐歌也，盖《大武》之二成也。

此诗乃成王之世，周公述武王之事而作。

吕玉书云：《外传》所云“金奏肆夏”，此篇是也。

(48)
赉：正说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也。

《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为大封于庙之诗。

(49)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成，犹奏也。

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

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

再奏，象克殷时也。

三奏，象克殷有馀力而反也。

四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