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以为上的价值观

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
价值观是人们在对周围事物能否满足个人或社会某种需要进行评判时所持的观点[1]197。

它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价值反映与价值判断，并形成稳定的、根本的观点和态度，是人和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深层的、相对稳定而其主导作用的成分。

价值观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
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

就个体的人而言，价值观表现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并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任何社会在一定阶段内，都会形成与其根本制度、大政方针相适应的、主导着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观，即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对全体社会成员、社会风尚、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作为儒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价值观常常囊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廉等诸多德目。

其中，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社会各领域的直接影响来看，“义”的价值取向更为核心和主导。

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义”是指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所谓“义者，宜也”（《中庸》）；“义，所宜为。

”（《论语集解》）冯友兰先生指出，“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2]44。

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的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3]175。

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义”的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4]67。

由此观之，“义”是儒家引领社会风尚的核心价值观。

一、“义”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
儒家一向将“义”视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诉求，并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与努力方向。

“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义”是君子最崇高的品质，是君子的精神生命。

“君子义以为质。

”（《论语·卫灵公》）朱
熹注曰：“义者，制事之本。

”（《论语集注》）“义”就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

“义”更是人间之大义、社会之良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践行的价值目标。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在这里，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阳货》）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张把道义看得高于生命；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苟且偷生；主张为了崇高的道义，宁不屈从避死[5]48。

毋庸置疑，“舍生取义”已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恪守的价值理念，“义”是儒家心中最崇高的价值目标。

“义”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价值认同感，是因为它自身所蕴涵的普适性与可行性。

“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孟子·万章下》）“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

”朱熹注曰：“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

”（《孟子集注》）“义”不仅仅是君子和普通人必经的“人路”，而且“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朱熹注曰：“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孟子集注》）所以，人们纷
纷将树立德义作为安身立命的土地：“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

”（《礼记·儒行》）由此可见，“义”在儒家的价值世界里，是一种有着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

二、“义”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规约与导向作用
蒙培元教授指出，“义”的实质，就是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即正义原则[6]4。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人皆有所不为，
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尽心下》）见义勇为、尽力而为，这就是“义”。

在此，“义”是人们行动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

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拥有羞耻之心，是一种道德认知，是知荣明耻的开端。

由此看来，“义”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规范，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义”还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亲疏厚薄，只是按“义”去做。

所以，敬长尊贤才有遵循：“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义者宜也。

尊贤为大”（《中庸》）；君臣关系才趋和谐：“义之于君臣也”（《孟子·尽心下》）。

即便身处逆境之中，有节操的人也要坚守人间之“道义”：“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

这就是“义”的价值之所在。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但儒家并非完全排斥“利”，而是把“义”置于“利”之上，作为其对待物质利益的总原则。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在儒家的价值世界里，“利”必须符合“义”，“义”是判断取“利”的前提条件。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见利而让，义也”（《礼记·乐记》）；“见利不亏其义”（《礼记·儒行》）；“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这都反映了儒家对“义”的极力倡导，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不义之举，儒家的批驳更是鞭辟入里：“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

’———如知其非义，
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滕文公下》）对不义之财不能尽早放手，这类人就是“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荀子·修
身》）由此见出了儒家对不合道义之人之事的愤慨与否定。

三、“义”对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这种人生价值观不是着眼于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着眼于整个社会[5]32。

“义”的最高价值体现是对社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意识[4]92。

作为
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义”对个体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规约，寄寓着儒家更为深广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

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之大
势，又要服务社会发展之所需，成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内驱力。

作为儒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价值观囊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廉等诸多德目。

其中，从个人与社会
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来看，“义”的价值取向更为核心和主导，是儒家引领社会风尚的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义以为上
儒家“义以为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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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医学院孔宪峰辽宁工业大学周秀红
摘要关键词YISHIWE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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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2012·1月下旬
………………………………………………………………………………………………………………………………………………………这种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源于自下而上的普遍认同和自上而下的带动与引领。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子产的评价甚高，认为治国安邦就应当具有子产恭、敬、惠、义的四种道德。

由此，作为其中的“义”德固然是自下而上深得民心后的一种价值认同。

当然，仅有百姓的认同感，那只是单向度的认同；与此同时，还必须赢得上层统治者的认同与带动。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上》）这就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

“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

”（《礼记·礼运》）有了这种由内而外表达、自上而下彰显的“义”，整个社会就会普遍认同“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的共同的价值。

这样，以“义”为核心价值，正义、正气就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可见，“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注重群体价值，突出‘义’的普遍性，维护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促进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感召力”[7]127。

从这个意义上讲，“义”也成为社会和谐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义”有着引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崇高的价值诉求，在儒家诸多价值观念体系中，具有贯穿始终的纽带与牵
引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作为核心价值观，它是一种由外化到内化逐渐浸润人心、并一以贯之引领人们自觉行动的最具张力、最具向心力的价值观念。

它不同于那种集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于一体的庞杂的价值体系，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中相关价值体系与诸多价值观念的整合、浓缩与提升，形成意蕴深广、深入人心、切实可行的核心价值理念。

罗尔斯在其经典巨著《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德行。

”[8]3
侯惠勤教授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
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价值源泉[9]5，这些都是围绕正义的论题来阐释价值观问题的。

可见，儒家的“义以为上”价值观无疑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升与塑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3]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杜喜荣.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解读[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6]蒙培元.略谈儒家的正义观[J ].孔子研究，2011（1）.
[7]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
[8]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9]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1）.★本文系2011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文化强省”背景下我省高校“90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1lslktmks-23）的阶段成果。

★作者孔宪峰为辽宁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秀红为辽宁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
关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学界一般认为它形成于甲午战前，其形成标志是山县有朋于1890年所做的“利益线、主权线”的施政演说。

综合分析甲午战前的日本国内舆论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等，“大陆政策”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的结论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首先，以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的“海外雄飞论”等为依托，鼓吹向海外扩张国权的侵略舆论甲午战前已达到高潮。

明治伊始极力倡导自由、平等的很多启蒙思想家和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大都从倡导民权转向鼓吹国权，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和德富苏峰等的“大日本膨胀论”便是其主要表现；再诸如福泽在“甲申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等，他们不仅在宣传上鼓动民心以向亚洲大陆“发展”，还与“玄洋社”、“东邦协会”等殖民主义团体勾结，在行动上为日本政府的外张国权行动制造契机。

其次在国内政治经济上，甲午战前，以《帝国宪法》的颁布、实行和国会的开设为标志，天皇集权的近代国家体制业已确立，国内政治状况趋于稳定；明治初期政府主导创建的大批国营示范企业已转至民间，与政府联系密切的特权资产家出于自身发展和摆脱经济困境等考虑，竞相提出向大陆进行经济扩张的要求。

最后在军事上，早在1881年，山县有朋就在其《邻邦兵略备》中详细阐述了对清作战的战略计划，其中，以对朝鲜的侵略为先导，大陆中
国在甲午战前早已成为日本的“敌国”；而且，以陆、海军为核心的两步大陆作战准备也已在甲午战前提前完成了。

二
一般而言，政策的形成应以政府明文制定为其标志，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更应如此。

但据学者考证，“大陆政策”一词虽首现于1906年，可直至七七事变前在日本政府正式文书———1936年的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决议《国策之基准》中出现，“大陆政策”这一政策性表述实际上并未直接反映在日本政府的正式文书中[1]151。

对前文综合各方面客观情况做出的“大陆政策”早在甲午战前便初步形成的结论而言，基于这一事实的质疑是必须加以排除的。

欲排除这种质疑，需要以“大陆政策”内容变化为基础，将其形成过程与施行过程结合起来。

事实上，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施行是一个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过程，不仅一方面受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经济状况和政治决策等影响，另一方面还与施行过程中侵略对象国的应对和其他列强的态度，以及日本因此所获的“成功”等密切相关，是不能将两方面简单区分开来加以对待的。

前文仅依据日本国内状况做出判断的做法虽清晰便捷，却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究其全貌，需要将如上两方面与近代日本“大陆政
策”的内容演变等综合起来加以述评。

据如上视角，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演变可分为：前期
（甲午战前）、初期（甲午战后———一战后）、中期（华盛顿会议———九回顾中国受日本侵略者欺辱的历史，不能不涉及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

本文结合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内容演变及其施行过程中的投机性，对其做以再度评述。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侵华政策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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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程文明
摘要关键词YISHIWE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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