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斯宾格勒与他的俄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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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1880一1936)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8年，出版后立即震撼了整个欧洲文化界，使他一夜成名。

斯宾格勒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文化形态学”)备受世人的青睐，直到今天在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影响，成为众多学者不断讨论和研究的对象。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斯宾格勒成名前大约50年，就已有一位俄国学者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与他极为相似的理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欧洲的命运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位学者就是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尼古拉。

雅科夫列维奇。

丹尼列夫斯基(1822一1885 )1869年，一部名为《俄国与欧洲》的作品在彼得堡问世，它的作者就是丹尼列夫斯基。

从表面上看，《俄国与欧洲》一书讨论的主要是俄国与欧洲的关系—俄国知识分子最为关注
的话题。

然而，丹尼列夫斯基从“俄国与欧洲”的问题入手之后，逐渐在论述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观点，也就是“文化历史类型”概念，并用它来分析各种文明类型(尤其是斯拉夫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的不同，从而进一步解读“俄国与欧洲”的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这个“文化历史类型”就是后来使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内部和西欧学术界成为知名人物，并为斯宾格勒后来的文化形态学奠定了基础的系统文化理论。

1920年，德译本的《俄国与欧洲》在柏林问世，它使广大西欧读者知道了丹尼列夫斯基的名字。

虽然后人的研究表明，这一版本的翻译水平并不高，而且出现了不少错误，但无论如何，它使《俄国与欧洲》一书在哲学历史悠久且传统深厚的德国得以公开亮相。

两年后，斯宾格勒的两卷本著作《西方的没落》修订版正式出炉。

这部书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宾格勒对高傲自大的欧洲文明进行了指责并断言其正在走向没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书中的许多观点与俄国学者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很多西欧人，尤其是德国的读者们，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兴趣变得高涨起来，于是，西方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一股研究斯、丹二者联系的热潮，有
些人认为丹尼列夫斯基是斯宾格勒的先驱。

关于斯宾格勒在撰写《西方的没落》之前是否读过《俄国与欧洲》的问题，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无法在斯宾格勒的书中找到引用丹尼列夫斯基原话的地方，所以“至今仍未明确，斯宾格勒是否研究过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那位德国思想家独立得出与丹尼列夫斯基相同或相似的论断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也有资料显示，在斯宾格勒的图书馆里摆有俄文原版和法语译本的《俄国与欧洲》气况且，丹尼列夫斯基的确曾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提出过“西方正在衰败”的观点，所以很难得出斯宾格勒没有读过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结论。

目前，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斯宾格勒熟悉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乡土派的思想观点，还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过阿克萨科夫兄弟和其他斯拉夫主义者的话。

于是，以美国社会学家皮季里姆。

亚历山大洛维奇。

索罗金(1889一1968)为首的一派认为，斯宾格勒至少是大体上了解《俄国与欧洲》这本书的。

那么，斯宾格勒和丹尼列夫斯基究竟在哪些问题上所见略同，又在哪些问题上各抒己见呢?通过对“文化历史类型”与“文化形态史观”的比较研究，笔者发现斯宾格勒与丹尼列夫斯基理论体系的相似之处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都将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各国家和民族从产生到消亡的发展过程，更宽泛地说，它还是许多区域文明出现、形成、发展、灭亡的过程;五彩缤纷的世界历史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种文明和文化类型共同发展的结果。

所以，不仅存在着发展程度的概念，而且存在着人类社会群体的不同发展类型。

“历史的自然体系应该建立在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历史类型的区分上，它们是划分出不同发展程度的主要基础，根据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只能得出这些文化历史类型，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总和。

’，①同丹尼列夫斯基一样，斯宾格勒也认为人类没有普遍的历史，有的只是各自的文化，所以他采用历史形态学的方法对文明进行了考察。

斯宾格勒强调，历史形态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政治和经济现象，也不是民族和国家，而是无所不包的文化，世界历史就是文化、文明的历史。

用他的话说就是，“世界历史，是各大文化的历史，’;“各大文化才是主体、是始因、是起源”③。

在此基础上，他们二人都将全世界的文化分为若干种类型。

由此可见，二者在以文明为单位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他们所划分出来的文化种
类略有不同罢了。

第二，二者都反对线性历史观，及“古代一中古代一现代”的传统历史模式。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已有的线性历史观和传统的世界历史三分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件具有绝对性质的全人类事件，以至于可以将整个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不同的部分。

这种研究体系是对历史轨迹多样化的绝对扭曲，完全是由某些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一种“人造体系”。

提出这种划分方法的那些欧洲历史学家，在把这种思路引入历史科学时并没有考虑到其他民族的状况，他们只是基于一点—人类的文明史是从欧洲开始的。

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使他们将产生于欧洲之前的所有文明统统归入到最初的古代史中，而将后面的两个历史时期都纳入到欧洲文明的发展轨道中。

他的观点是，无论是罗马、希腊、中国、印度、埃及，还是欧洲和俄罗斯，都具有自己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

“事实上只有在某一种类型或文明的内部才能区分历史运动的不同形式，也就是古代史、中世纪史和新时期史这些词所表示的意义。

’，⑥斯宾格勒也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由于那个把历史分割为‘古代一中古一现代，的不可信、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架构完全统治了我们的历史思考，以致我们这
个从日耳曼一罗马帝国时代起才在西欧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竟不能觉察到自己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的真正地位，也不能判断出自己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将来的各文化将很难相信这一历史架构的真实性，它那直线进化的观念、那毫无意义的对比，越来越显得荒谬不堪……这一架构，不惟限制了历史的领域，更坏的是它还支配了历史的阶段。

’，⑦无疑，在这一点上，斯宾格勒与丹尼列夫斯基是一致的。

第三，二者都抨击欧洲中心论，主张文化多元论。

丹尼列夫斯基运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对当时备受推崇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他认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多样化法则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只是人类精神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

各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只有特色不同之分，而没有地位高低之别。

即使是某一种文化历史类型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也不应赋予它绝对的、普遍的性质。

这样做会使其他文化历史类型受到忽视，甚至会导致一些民族失去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

“应该反对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来统治世界，否则，人类社会就会丧失走向成功和完善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多样化。

’，⑧因此，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与欧洲文明同时存在、
并独立于欧洲文明之外的还有其他的许多文明;同样，认为只有欧洲文明最发达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文明可以与欧洲文明相媲美，因为“在世界的所有区域都存在着非常善于发展、不太善于发展和完全没有发展能力的国家”⑨。

而斯宾格勒虽然身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却并没有从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出发，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类型—即使是最优越、最强大的文化类型都无法最终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它种文化之上。

他说，“在这一流行的西欧历史架构中，我们成为所有世界假想的中心。

各伟大的文化，皆环绕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在我的系统中，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欧文化相对于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阿拉伯及墨西哥文化而言有何特殊地位。

因这些分别存在的文化，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并不弱于古典文化，而且经常在精神的伟大及力量的飞腾方面超越了古典文化，⑩;“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我发展形式……世上并不只有一种雕塑、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动物学，而是有许多种，每一种的清纯之处皆迥异于其他”⑩。

所以说，同丹尼列夫斯基一样，斯宾格勒也抛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主张以多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化。

第四，二者都采用有机理论的观点，把文化的形
成比作一种自然变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起伏不平的循环过程。

丹尼列夫斯基把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看作自然界的有机体，遵循着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由童年到少年，由少年期到成熟期，然后衰老和消亡。

斯宾格勒也认为文化是一个有生有灭的“有机体”，“它像植物一样，在一块有确定风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代每一种文化“就如同每一种植物，各有其独特的花蕊或果实，各有其独特生长与凋落的方式;每一种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种文化各有其孩提、青年、成年与老年时期”⑩。

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他“把世界历史视作一幅漫无终止的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生物的奇妙的成长与萎缩的图像”⑩。

这无疑与丹尼列夫斯基的自然主义观点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斯宾格勒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的确都与49年前丹尼列夫斯基所阐述的理论惊人地吻合，这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继承。

著名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曾肯定地说:“丹尼列夫斯基是斯宾格勒的前驱，他表述了与斯宾格勒十分近似的思想。

”。

尽管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斯宾格勒和丹尼列夫斯基二人的文化思想却又各具特色，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人在理论构建中使用的核心术语不同。

丹尼列夫斯基在自己的理论中创造了“文化历史类型”概念。

他所说的文化历史类型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机体”，是由“掌握某一种语言或几种相近语言的任何部落或民族的大家庭”组成的，生来就独具特色，具有不同于他人的“风俗、习惯、服饰、生活方式、社会性娱乐和个人娱乐”，是人的群体或整个人类在“宗教、社会、风俗、工业、政治、科学、艺术”⑩等各个层面发展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而斯宾格勒在自己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中运用的术语是“高级文化”他把文化区分为原始文化和高级文化，认为前者并非真正的文化，而只是后者出现的一种背景，高级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

他对这一术语的解释是:“高级文化乃是一个单独的巨大有机体的觉醒存在;它不但使习俗、神话、技术、艺术都从属于它，而且使附着于它本身的民族和属类，都成为一个单独的形式语言和单独的历史之容器。

’，⑩不难发现，这种语言用词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斯、丹二人在文化理念上的相通性。

第二，在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两人有着不太一样的看法。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封闭的、独立的，构成文化整体的各种要素，无论从
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不具有内在的联系，即使发生联系，也只是表面的交往。

换句话说，斯宾格勒基本上否定各文化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而丹尼列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并没有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碰撞，虽然他也强调构成交化类型的根本要素是不可传达的(在这一点日也们看法一致)，但他并不否认构成文明的其他文化要素可以在不同文明类型之间进行传达的可能性，以及作为整体的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丹尼列夫斯基非常具体地论述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接触和传播的三种表现形态，并明确表示，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对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可否认，斯宾格勒的理论中有合理的成分，但他过分夸大了文化的差异性，丹尼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看法要比斯宾格勒更为合理一些。

第三，在预测人类文明前景的问题上，两人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丹尼列夫斯基是相信历史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者，而斯宾格勒则具有典型的悲观主义情绪。

丹尼列夫斯基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专门阐述了自己的进步观，他认为:“进步并不是要所有民族走到一个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它很快就会停止)，而是要走遍所有原野，走遍人类历史活动舞台的所有方向。

’，⑩也
就是说，进步的内涵就是各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类型沿着各个方向走遍人类历史活动的全部领域，走向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虽然一种文明可能灭亡，但人类共有的“宝库”将不断得以充实。

而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历史根本不存在进步或进化的可能性，他认为“人不但在文化诞生之前是无历史的，而且一旦当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已经终结，文化的生命中最后的潜力已经用尽，而文明已完全塑成了自身的最终形式的时候，人又再次回返于无历史的状态”⑩。

由此可见，斯宾格勒是反对历史进步观的。

原因在于，“一战”的爆发极大地震动了斯宾格勒，受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失望，认为文化的命运完全是由有机体自身决定的，等待着每种文化的只能是僵化、死亡，等待着西方文化的也只能是没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针对西方文明没落的细节上，斯宾格勒与丹尼列夫斯基是一致的。

第四，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斯宾格勒的理论较丹尼列夫斯基有所欠缺。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起源纯属神秘的东西，文化是在乡土中形成的，文化的产生是突然的。

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因人们无法解释的原因突然涌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不是由那种文化的人们通过努力和行动而创造出来的，而是作为一种
自然bT赋存在的。

而丹尼列夫斯基对此的观点是: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一个民族从漫长的无意识、纯民族性的状态中走出来以后，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并把长期积蓄的精神力量用于各个方面，最后便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即文明;在这个积蓄力量的阶段，聚集了形成该种文化历史类型所必需的各种因素，它们表现在语言、世界观、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然而，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丹尼列夫斯基对于文明的起源问题也没有过多的表述，反而是后来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1889一1975)对此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释。

第五，在对“文化”与“文明”的理解上，斯宾格勒比丹尼列夫斯基更加成熟。

在《俄国与欧洲》中，丹尼列夫斯基并没有明确地区分这两个概念，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运用的主要是“文化历史类型”和“文明”概念，而且，他更加侧重对“类型”的强调。

根据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广义的“文明”就是“文化历史类型”，而狭义的“文明”指的是各种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最终阶段，是一个高级的历史单位。

后来，斯宾格勒在自己的历史形态学里明确提出了“文化”与“文明”概念，并表述了自己对二者关系的认识。

他首先将文化分为原始文化和高级文化，认为世界历史上可以划分出八
大高级文化。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每一文化皆有它自己的文明。

··…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最终命运··…文明即是文化的结论。

文明到来时，已经生成的事物替代了生成变化的过程，死亡跟随着原来的生命，僵化替代了原来的扩张。

··…文明即是最终局，不可避免的终局，文化，由于其内在的必然，都将逐一走到这一终局。

”④可见，两人对“文明”的内涵有相似的看法，对“文化”的理解则各有深浅。

这也与文化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相辅相成。

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然而人们对他的这位俄国思想先驱却知之甚少。

西方学术界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发现了丹尼列夫斯基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奠基意义，因此，以索罗金为首的许多学者将他称为“斯宾格勒的真正先驱”@。

笔者认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这一定位是可以成立的，他当之无愧。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丹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论中的许多观点的确在斯宾格勒后来的著作中有所体现。

两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他们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历史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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