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浮云》研究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浮云》研究
作者：杨本明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杨本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摘要：在《浮云》这部名著当中，林芙美子通过三种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揭露了近代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并对父权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强烈的同情。

同时，林芙
美子在《浮云》中描绘了被压迫女性对男权主义的抗争，表现她强烈的女性主义关怀。

关键词：男权社会；女性形象；女性话语权；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19-03
明治维新不但使日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形成了西方的自
由主义思潮。

尤其到了明治后期，日本的女性主义意识开始觉醒，争取女性选举权和工作权的
女性主义解放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1911年，平塚雷鸟创办了《青踏》，发刊词当中“女性是
太阳”的呐喊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新时期的女性，对日本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47年5月3日，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废除了执行整整半个世纪的“家制度”,女性意
识觉醒的步伐开始加快，传统的家庭制度变得摇摇欲坠，男性在家庭当中的权威逐渐受到挑战。

新时期的女性不愿意做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形象，在文学领域，她们开始向传统的
家庭制度发起总进攻。

日本著名作家林芙美子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女性主义作品，其中1949年发表的《浮云》是林芙美子的代表作,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集中爆发。

1949年11月-1951年4月,《浮云》先后连载于文学刊物《风雪》和《文学界》上，小说以主人公幸田雪子和富冈兼吾的跌宕曲折、悲惨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

林芙美子在《浮云》中塑造了真佐子、邦子、阿世、幸田雪
子四个女性形象，描绘了男权社会下四位女性的悲惨命运。

一、《浮云》中的女性形象
小说《浮云》的特点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整篇小说以描写女性的爱情经历和悲惨命运为
基本框架。

小说不仅塑造了传统“家制度”下的贤妻良母形象，而且还塑造了像阿世、雪子这
样向男权社会发起勇敢抗争的女性形象。

但是，在男性话语权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她们的抗争
最终都以悲剧结束。

(一)真佐子和邦子——“家制度”下的“贤妻良母”形象
日本的传统文化一直弥漫着浓重的男权色彩,男性是日本社会的主宰者和统治者,在以男性
标准为准则确立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规范中，男性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女性话语权严重缺失，
她们不得不靠牺牲自身的自由，换取卑微的生存权。

男性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女性驯服成符合他
们趣味的“贤妻良母”。

《浮云》中伊庭的妻子真佐子、富冈的妻子邦子正是这种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在这
两个不同的家庭中，女性却有着相同的凄惨结局。

男性对她们来说是家庭的统治者和主宰者，
男性的权威不容挑战。

真佐子和邦子不但要忍受丈夫的暴躁脾气，而且对他们的婚外情也不能
有任何干涉。

女性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劳动，男性则在外面沾花惹草。

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
刀》中这样描述：大多数男人都是隔三岔五的去找艺伎或妓女玩乐。

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

妻子会为出去寻欢作乐的丈夫打扮一番，丈夫去过的妓院会给妻子账单，然后妻子理所当然的
付账。

妻子如果对此不高兴，也只能是自寻烦恼[1]。

在林芙美子笔下，真佐子和邦子都是男权制度下被任意蹂躏的玩偶，她们无权干涉丈夫的
婚外恋行为，甚至对于丈夫跟什么人交往都不能过问，一旦她们超越作为妻子的本分，就会受
到严厉的惩罚。

伊庭的妻子对于丈夫长达3年的通奸行为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甚至为了取悦
丈夫,挽留雪子长期住在自己家里。

富冈的妻子邦子形单影只的在战争中等待丈夫的归来，而丈夫富冈对她不闻不问，在越南大叻、伊香保跟不同的女性保持婚外情关系。

林芙美子通过对这
两位女性命运的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她们在物质生活上对男性的绝对依靠，造成了她们对自己主体性认知的绝对缺失。

在女性话语权的严重缺位之下，两位“贤妻良母”的命运结局可想而知，伊庭的妻子真佐子随丈夫加入邪教,到处行骗；富冈的妻子邦子无法接受丈夫三番五次的出轨，郁郁而终。

林芙美子对两位“贤妻良母”的塑造和她们悲惨命运的
描绘，表达对男权主义下残酷现实的抗议和不满。

(二)阿世——“家制度”下的反抗者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是对“家制度”奋起反抗的阿世。

阿世是清吉的妻子，两人在
伊香保经营一家温泉旅馆，虽然伊香保地处仙境，几乎与世无争，但是年轻的阿世厌倦了这种
沉闷的生活，她渴望外部的世界。

恰好富冈前来旅游，阿世被富冈的谈吐和魅力所吸引，偷偷
从家里逃到东京，跟富冈住在一起。

这种背叛在男权社会下是绝对不允许的，阿世的逃离无疑
是对清吉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他根本就不在乎阿世是否有回心转意的意愿，愤怒的清吉只想显
示作为丈夫的权威，他一路从伊香保追到东京，找到阿世之后，不顾她的苦苦哀求，用家法处置，活活把阿世勒死。

林芙美子通过渲染阿世之死，揭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她们不但在精神
上要受到男性的牢牢控制，在身体上也要受到男性的绝对支配。

林芙美子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亲身的体验者，她先后遭到3个男人的抛弃，感
情生活极其坎坷，并且经常受到丈夫的殴打。

可以说阿世的悲惨结局也是林芙美子感情生活的
写照。

在男性话语权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丈夫反抗，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反对丈夫
也即意味着主动放弃被男性抚养的权力，虽然可以获得女性身体的自由，却要付出冒着失去生
存权的危险代价。

(三)雪子——“家制度”外的流浪者
雪子是林芙美子在《浮云》中塑造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

幸田雪子是一位追求自由恋爱，
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她不愿做“家制度”的牺牲品，既想夺回身体的支配权，她的
力量又不足以同父权主义相抗争。

远离日本，逃向外部空间成为唯一的可能。

《浮云》女主人
公幸田雪子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为追求梦想和自由，中学毕业后由乡下到东京求学，寄居在姐
夫的弟弟伊庭杉夫家里，然而没想到的是外表“忠厚老实”，已有妻室的伊庭杉夫却乘机玷污
了她。

因生活所迫，长达3年的时间里，幸田雪子陷入在这种畸形的婚外恋关系中。

毕业后，
幸田雪子为逃离这种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参加了农业部的打字员招聘，远赴越南，这是雪子对“家制度”的第一次逃离。

到达越南大叻之后，她邂逅了已经结婚的农林技术员富冈。

在梦幻
般的世外桃源，两人难以忍受心灵的寂寞，不久即开始了婚外恋。

然而，好景不长，二战很快
结束，殖民统治结束，富冈和幸田雪子先后回到了日本，战后的不景气，富冈经济上陷入困境，回到日本后立刻同雪子结婚的诺言也无法实现。

失望中的幸田雪子伤心不已，堕落为驻日美军
的情妇。

在越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始终难以让两人忘怀，但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两人之间的
情爱是不现实的。

林芙美子在小说中虚构了世外桃源“伊香保”这个地方，两人相约前往，这
是雪子对“家制度”的第二次逃离。

然而没想到的是到达伊香保之后，富冈又陷入了同温泉旅
馆的老板娘阿世的情事之中，万念俱灰的幸田雪子不得不重新回到东京，经济上的无助让她再
次成为新兴宗教组织骨干的伊庭杉夫的情妇。

最后由于温泉旅馆的老板娘阿世被丈夫清吉勒死，富冈的妻子病逝，穷途末路的富冈找上门来时，幸田雪子内心休眠的爱情火焰再次被点燃，她
带着从教会偷出的一笔巨款，同富冈一起逃往屋久岛，这是雪子对“家制度”的第三次逃离。

然而，前往屋久岛的途中，雪子病重而死。

林芙美子通过三位女性的死，表示对男权社会下女
性生存权的深深同情，她们的死不是女性主义的失败，而是对男权社会的“以死抗争”。

二、林芙美子女性意识产生的根源
(一)“父权社会”的解体
著名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曾尖锐的指出，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
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在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
最大障碍[2]。

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改革客观上对传统家制度造成了冲击，因为明治维新运动不但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现代化，而且涌动起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思潮也开始萌芽。

特别是在文学领域，沉寂许久的女性作家重新登上舞台，樋口
一叶、谢野晶子作为先驱者开始讴歌恋爱和婚姻自由，她们通过文学作品反对社会中的男女分工，追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摸索女性的独立。

为追求女性的自由平等，冲破封建道德制的樊篱，文学领域的突破显得尤为迫切。

昭和初期，日本的女性已经意识到女性参政权的重要性，她们成立了“妇女参政权同盟会”，向议会提出抗议，要求女性参政权。

1927年1月1日，创办了机关杂志《妇选》，当月10日，同持有同样政治主张的妇人参政同盟、妇人参政三派联合、妇人参政协会联合成立了妇
人团体联合会，共同争取女性权力。

1928年7月,长谷川时雨创办了女性文学杂志《女人艺术》，为女性提供话语空间，鼓励女性写作，意图打破“男性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林芙美子、宫本百合子、平林たい子、汤浅芳子、佐多稻子、元地文子等一流女性文学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她们通过文学作品为新时期的女性摇旗呐喊，宣扬
女性自由独立思想。

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废除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家制度”,传统的家庭制度变得
摇摇欲坠，女性解放运动的热潮不断涌现。

在家庭当中，男性的权威逐渐受到挑战，新时期的
女性不甘心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现状，特别是在文学领域，她们开始向传统的家庭制度发
起总进攻。

林芙美子的《浮云》恰好创作在这一时期，从1898年“家制度”的建立，到1947
年“家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林芙美子生命历程的半个世纪也正好是“家制度”建立、兴起、
衰落的全过程，从1931年的《放浪记》到1949年的《浮云》[3]，林芙美子为女性命运而笔耕不辍的历程也正是日本女性主义起步、发展、成熟的发展历程。

林芙美子小说世界里表现出来
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同日本“父权社会”的解体和日本女性运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坎坷的职业生涯和感情经历
林芙美子的女性主义思想同她自身的职业生涯和感情生活密不可分，林芙美子自幼父母离异，跟母亲相依为命，幼年时期，为了生存，她四处行商，做过各种辛苦的职业，可以说社会
底层的最辛苦的工作她几乎都经历过。

在大正昭和世代交替的低迷和不安中，她体会到新时期
职业女性的艰辛和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些生活体验为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
第一手素材。

林芙美子自身的感情生活也极为坎坷，大学时代的初恋冈野军一因无法违抗父母
包办的婚姻，抛弃林芙美子，回到家乡，娶了并不相爱的女子。

同田边若男和野村吉哉的婚姻，由于经常受到谩骂和殴打，最后不得不各奔东西，林芙美子的遭遇在《清贫之书》中都有详细
的描写。

情感上的波折和生活上的体验，激发了林芙美子追求经济独立和恋爱自由的强烈意识，她在作品中描绘了女性的不幸,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批判了男权社会的不公[4]。

母亲这个角色在林芙美子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她对林芙美子女性意识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

林芙美子从小目睹了日本女性的不幸：幼年时期，由于父亲的婚外恋，她和母亲被
迫背井离乡，母女俩四海为家，无依无靠，但是，林芙美子的母亲很少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也
不依靠男人的救济，她靠贩卖日用品为生，辗转于九州的大街小巷。

正是林芙美子自身的生活
经历和母亲辛苦的一生让她意识到男权社会下女性命运的悲惨，激发了她强烈的女性女性关怀，让她创作出大量优秀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林芙美子通过《浮云》中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暴露了近代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对父权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同时，林芙美子在《浮云》中描绘了被压迫
女性对男权主义的抗争，表现她强烈的女性主义关怀。

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同日本女性主义
思潮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同林芙美子个人感情经历息息相关。

从客观上看，从1898年“家制度”的建立，到1947年“家制度”的废除，这半个世纪的历程，也正是日本“二元制父权社会”的解体和新时代女性身份建构的时期，林芙美子的生命轨迹正好与日本女性主义的萌芽、起步、发展和成熟相一致，女性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扎根和发展，激发了林芙美子女性意识的萌发。

从
主观上看，林芙美子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女佣、店员、促销员等社会最辛苦的职业生涯让林
芙美子体会到新时期职业女性的艰辛，无形中养成了她强烈的女性关怀和女性意识。

在《浮云》中，林芙美子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再现了男权话语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長谷川泉．林芙美子の魅力[J]．解釈と鑑賞，1998．
〔3〕林芙美子.浮云.[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水田宗子．『フェミニズム文学批評』[M]．岩波書店，2009．
（责任编辑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