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与“朦胧诗论争”

《诗刊》与“朦胧诗论争”
《诗刊》作为1980年代诗坛顶级的专门刊物无疑与它拥有一支诗学素养深厚、诗感敏锐的编辑队伍密切相关。

他们已于1970年代末就捕捉到迥异于过往的诗风，并开始陆续发表这样的作品。

1979年3月号《诗刊》转载了北岛在《今天》第1期上发表的《回答》a，作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该诗用崭新的言说模式与诗艺法则创设了思想启蒙和政治诗学的新维度，北岛从此成为当时最有影响、也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诗人之一。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是表示了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

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

”b1979年4月号，《诗刊》转载了同样发表于《今天》的舒婷的《致橡
树》和《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这也是舒婷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

稍后，《诗刊》上，1979年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1979年11月号发表了顾城的《歌乐山组诗》；1980年4月号以“新人新作小辑”为栏，推出了1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时任副主编的严辰称他们为“诗坛新秀”，认为他们“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套、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c。

同年8月，诗刊社又以“改稿会”的形式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17位年轻诗人聚集起来。

1980年10月号首届“青春诗会”专辑刊发了他们的诗作以及他们对诗歌的认知，如《雪白的墙》（梁小斌），如再次引起争论的《小诗六首》（顾城）d，从而引发
了长达六年的“朦胧诗论争”。

当时诗刊社的编辑理念就是在确保大方向的前提下偏爱而不偏废。

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诗刊》刊发了不少青年诗人的新锐作品。

无疑，新诗潮影响的扩大与诗刊社的推助有很大关系。

这一系列期刊行为预示着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取向的出现。

一
诚如瓦雷里所说：“在文学领域，人们常常对旧的一切失去好感，给它们要么当头一棒要么致命的一击，绝情背弃和弃旧图新也属常见，更可能的是人们对不合自己胃口的诗人的行为处处敏感，这都是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e一时间，对这批有独特意向和新颖文风的年轻诗人的责难风起云涌，这其中既有基于阅读惯性与审美惰性的本能排斥，也有话语权威受到威胁的蓄意抗拒，工农兵文学传统强调的“喜闻乐见”之大
众化标准，成为对新诗潮口诛笔伐的有力依据，甚至艾青、臧克家、李瑛等诗坛领袖也对他们明嘲暗讽，老一辈作家孙犁直批其为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f。

然而支持者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潮下那些传诵一时的朦胧诗作领风气之先，自然好评如潮。

社会发展转型期诗人们思想解放，艺术观念的革新与碰撞在所难免。

针对1970年代末出现的一些内容与形式较之以往显得“新奇”的诗作，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话语：或批评其“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或激赏其“标志着‘诗歌现代化’的开始”g，这些分歧的评价态度，以及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创作与鉴赏中的其他问题等，都引起了《诗刊》的注意。

于是《诗刊》从1980年第8期起，开辟“问题讨论”专栏，以供百家争鸣、各抒己见，逐步深入认识，
以期达到繁荣诗歌创作的目的。

该栏目紧锣密鼓，每期都刊发了一组争鸣文章，持续了整整一年，并无门户之见，颇具弄潮风采。

其中包括首次提出“朦胧诗”说法的《令人气闷的“朦胧”》。

文中作者章明以当年发表在《诗刊》第1期上的短诗《秋》以及同年2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组《海南情思》为例，用“晦涩、怪僻、似懂非懂”等词汇对这两首诗予以了评价h。

同期进行争鸣的是晓鸣。

他认为诗艺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凝练”与“丰富”这两种矛盾力量的结合，“衡量文学的标准应当是看作品能否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非读懂的难易程度i。

随后第9期，李元洛便与晓鸣争鸣，对朦胧晦涩、看不懂的诗持否定态度j。

而杜运燮则分析了自己的作品《秋》的成诗经过，针对章明的文章进行答辩k。

第10期，张炯认为对诗的“朦胧”要作具体分析，就章明援引的诗例进行
了不同见解的交流l。

顾工则先以“气愤”、“愤怒”、“激怒”等语汇道出了部分老一代诗人的心声，然后话锋一转，在儿子顾城激烈的辩护中（“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我节节败退”m。

顾工以对儿子的了解证实顾城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接过“五四”以后新月派的衣钵，也非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冲击，而就是在文化的沙漠、文艺的洪荒中成长起来的。

顾工不是在否定“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而是在试图探讨国外现代派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愤怒的一代”的产生背景与中国经过十年大动乱、大破坏后出现的“探索的一代”、“彷徨的一代”、“求实的一代”是否有相似和相近处n。

值得一提的是，《诗刊》时任副主编刘湛秋在1980年第9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给诗的探索者以生存的权利》一文，援引197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为《秋》辩解。

接下来由于来稿颇多，又缺乏亮点，故而《诗刊》以《来稿综述》来概述：“朦胧诗”其实是有区别的，有的“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独特的构思”，将强烈的思想政治内涵隐藏在“谲奇的隐喻和象征”中，令人一时难以琢磨；有的在“瞬间”捕捉到某种“印象和感受”，读者难以明辨“主题”；有的思路紊乱，“构思不严”，或“语序错乱”，让人不知所云。

另外，有人提到“懂与不懂”只是表象与托辞，它暴露了很多重要问题，如“诗歌的服务对象和社会功能”、“提倡诗的内容形式多样化和发展诗歌流派”、“继承、借鉴和创新”、“诗歌反映现实和表现自我”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o。

值得注意的是，《?刊》1980年第12期丁力发表《古怪诗论质疑》，矛头直指谢冕。

同期谢冕撰文《失去了平静以后》。

谢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产生朦
胧和晦涩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提防”或是“迷茫”（故而无法采用确定的语言和形象来表述），用承延于“文革”的心理惯性，以“学理”消解了当时两种意识形态话语对峙中的敌意，策略性地为朦胧诗进行辩护。

同时也对某些青年思想中夹杂着的空虚、颓废以及过多的伤感情绪表示宽容，充分肯定了他们“召唤人的价值的复归”，“呼吁人的自尊与自爱”，“鄙薄野蛮与愚昧”，“力图恢复自我在诗中的地位”而并不沉溺于其中，让诗歌召回了“个性”，放逐了“虚伪”。

甚而以“有一种凝重的质感，一种内在的力的搏动，一股传达了时代气息的悲凉”的语句对他们的诗作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同时也不无犀利地指出“‘看不懂’是源于某种欣赏和批评的惰性”p。

南宁会议q以后，谢冕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发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史称“第一个崛起”。

文章主要就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设
想，并寄希望于写某种“古怪”诗篇的年轻诗人身上。

该文与这篇《失去了平静以后》一样，刊发后引起了强大的思想冲击。

谢冕的理论概括使人们对于朦胧诗的认识明朗起来，其对诗歌的命名使朦胧诗派强化了自我发现，也使社会更加关注朦胧诗的存在。

二
“文革”虽已结束，但“革命”强有力的惯性仍拖曳着文学思维与文学观念在原有轨道上前行，《诗刊》作为国家级大刊物，难以避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

这种制约既缘于朦胧诗基于独立意识与自主立场而裹挟着激进乃至偏激的批判性，在传统的新诗观念与权威的主流意识间左奔右突，也与彼时非艺术、反艺术的观念对文艺过于牵连缠绕，以致框约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式等有关。

如果说《诗刊》在朦胧诗讨论初期尚能致力倡导并勉力保持良好的学术争鸣氛围，
大致能够将对朦胧诗的批判诉求限定在文学、学理的范畴内（由此展示的张力令人振奋），然而随着讨论的渐次深入，于既有秩序与规范而言，新诗潮带来了兴奋感的同时也交织着危机感，一如乍暖还寒的换季时节，冷不防一股倒春寒袭来，前者便为后者所覆盖，事态的发展亦非刊物所能控制的了。

《诗刊》的地位令其无法摆脱传声筒的命运，虽然在其背后诗学观念、思想观念、文化态度在激烈地冲突着。

1981年第3期，《诗刊》发表孙绍振r《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s，并加上“编者按”（由当时的值班副主编邹荻帆执笔）。

“编者按”认为强调文学的“二为”方针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背景下，孙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讨（后来诗刊社一再写信给孙绍振，希望他继续投稿，就批评的文章发表
不同见解，此举便可看出刊物试图维护争鸣之学术品质的意图）。

于是新一轮有策划的论争开始了。

孙的这篇文章原本是《诗刊》编辑吴家瑾约的稿。

但到了1980年12月，形势紧张，《诗刊》就以篇幅太长版面不够为由把稿子退了。

谁想事隔一月，《诗刊》又来信讨要，说是经讨论仍想用。

原来《诗刊》将文章向上汇报，贺敬之特别召集《人民日报》的缪俊杰、《文艺研究》的闻山、《文学评论》的许觉民、《文艺报》的陈丹晨以及《诗刊》的邹荻帆进行讨论，认为“年轻诗人走上这条道路，这个形势是比较不好的，不能让它形成理论，有了要打碎”，时任诗刊社副主编的柯岩适时向编辑部转达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这一意见t。

时值第一次“反自由化”，可以说孙绍振是被用来当了反面的话靶。

写按语的邹荻帆不过是奉命而为，事后向孙绍振的道歉表现出了他的尴尬与无奈。

孙绍振早些时候在《诗刊》就发表了《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1980年9月号），此番“崛起”论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他的理论观点。

他将所谓“新的崛起”明确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认为“崛起”的一代“和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及六十年代的战歌传统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主张诗歌应当表现自我；认为诗歌创作应当施行反理性主义，不再像传统美学原则那样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这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

除了“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他还认为，艺术需要训练和熏陶才能掌握，体现出对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文学以群众品味改造知识分子的倡导予以了逆反u。

由于仓促草就，该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疏漏之处，一经刊出便遭致激烈批评。

遵照贺敬之的提议，《诗刊》没有进行大批判，而采取了倾向性的讨论方式。

1981年第4期《诗刊》的“问题讨论”栏目刊发程代熙的《评》，针对孙文中“新的美学原则”的提纲挈领的表述逐一进行驳斥，指出其存在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痕迹，“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并把孙的美学原则的出发点――“人的价值标准”和它的纲领――“自我表现”联系起来，认为“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着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就赤裸裸地显示了出来”；还从“美的规律”问题的角度，指出孙把艺术规律说成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产物，“否认艺术规律的客观性”，从而显示出其美学原则的“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v。

这篇评论文章获得1981年至1982年《诗刊》优秀评论奖。

孙绍振在日后的回忆中指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

这大概也是
缘何孙氏原本还跟《诗刊》编辑朱先树表示遭遇强劲对手，意欲全面反击，可后来尽管诗刊社向他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写信催稿，强调此番争鸣属于学术范畴，然而孙绍振并未提交反驳文章w。

随后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点名批判。

在接下来的所谓争鸣文章中，除了《从“风”“骚”并称谈起》一文，就新诗与民歌的关系展开了论述（1980年以来诗坛几次全国性的诗歌讨论会鲜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的），其他文章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一边倒的?A向十分明显。

其中反响比较大的有1982年7月号“问题讨论”栏目刊出的闻山的文章《提倡“表现我”有害》。

文中说：“作品的美丑好坏与是否‘表现我’并无关系。

提醒年轻同志‘表现我’有很多弊病：容易引导作者走上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邪路；易使一些作者为自己那谁也看不懂的诗找到理论根据。

”x而1982年10月，《诗刊》理论版
的编辑朱先树发表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则对青年诗人的创作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有的同志担心打乱仗”的隐忧。

另一位成为话靶人的是徐敬亚。

他曾经在1980年就被诗刊社视为种子选手，选派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也早在那时他就表示：“曾经有那么多年，我跟在虔诚的朝圣者们中间，默默地走，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声音。

忽然有一天，我觉得这时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

……这时代是足以产生最伟大诗篇的时代，我无能。

但我要跟着它，刻写那崛起的线条，显现那撕裂藤蔓的声音。

”y觉醒的自我与“崛起”的愿望奔突在他的意识中。

1981年1月徐敬亚在《福建文学》上发表《生活?诗?政治抒情诗》一文，阐释了他对诗歌的看法。

1983年1月，他又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了《崛起的诗群》，洋洋两万数千余字，较之前两
个“崛起”，更为明确、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诗歌主张。

身为在校大学生，年轻人的凌厉与张扬令其对中国新诗传统的抨击决绝而猛烈，并使该文呈现出大不敬的面貌。

作为文坛风云的“晴雨表”，《诗刊》在1983年的10月、11月两期接连刊发了两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10月号上林希的《“新的，就是新的”吗？――评徐敬亚的一个观点》，抨击徐敬亚“全面否定中国新诗运动六十年的历史，全面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面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质上已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认为徐的“自我”论并无任何创新，“不外是一种十分陈旧、十分腐朽的资本主义没落的悲哀”z。

11月号《诗刊》又刊出程代熙的《给徐敬亚的公开信》，该文对徐文中谈及的“形成流派、风格的三个必要前提即独特的社会观点、独特的艺术主张、对审美趣味和鉴赏理论的特殊要求”进行驳斥，认为徐对近六十年来包括
诗歌在内的整个文学传统的看法是片面的，指出徐用“独特的社会观点”来“撼动”我们的“统一的社会主调”，又用现代派、新月派的传统来排斥新文学的革命传统，目的就是为了给那个“带着强烈现代主义特色的新诗潮”扫清道路，进而得出结论：“这是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7 其实在1982年夏，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刚创刊时，徐便将“崛起”一文主动投给该刊，刊物方面“非常兴奋”，问他是否敢坚持这一观点，他当时是理直气壮地给予了肯定答复。

原来《当代文艺思潮》觉得事关重大，将稿件一直上呈，汇报到了北京，此后双方的书信、谈话等，主编谢昌余也都保留了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周扬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的发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章发在1983年第1期，1月中旬，北京冯牧组织的讨论会就开始了，突然冒出
了这样一篇文章，自然不容。

尽管《诗刊》的一位编辑曾在文章尚未发表时就给了徐预警信号，可接下来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批判仍令徐不寒而栗：将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删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更有甚者，有一个部门的文件明确地说徐患“精神分裂”――双方力量的悬殊很快让“一个人
的战斗”接近尾声。

然而令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向单位提交的行政检查《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一文在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的情形下，于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公开登出，占用了半个版面。

随后《诗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主流纸媒都予以了转载。

“我可以投降，但是我不可能用署名的方式检讨”，时至今日这件事仍令徐敬亚甚为纠结
@8。

三
关于“崛起论”，作协还专门集会批判，稍后假借政治，把它列入“精神污染”，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予以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诗刊》时任副主编邵燕祥因不堪忍受双重身份带来的煎熬，毅然请辞。

显然，他无法漠视《诗刊》副主编的行政职务的性质与其专业技术职务的性质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作为资深诗歌从业人员，他的诗歌学养与艺术良知令他本能地排斥将“朦胧诗”和“崛起论”列为“精神污染”以清除，另一方面，身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副主编身份无法使其将所应承担的义务置之度外。

既然妥协与抗争间的周旋无法保全刊物的品格，那他只有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了。

1983年大半年，诗刊社的矛盾和犹豫可从将“问题讨论”栏目换成了“诗论动态”这一期刊行为中看出端倪，后者仅以简报的形式将诗坛的论争动态展示给读
者，“现场直播”变成了“转播”。

《诗刊》的心猿意马受到了田间、阮章竞、鲁藜等同志的批评，认为其“旗帜不鲜明”@9。

然而自1983年夏后，事况呈现出严重态势。

新疆石河子的绿风诗会与重庆诗歌讨论会接连召开。

1983年第11期《诗刊》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高举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一文#0。

朱声称是和柯岩代表中国作协书记处前来听取意见#1，可文章中充斥了主流意识形态语汇“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和斗争”、“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同时指出“对于诗歌创作中的某些不良倾向，特别是诗歌评论中出现的三次愈来愈系统化的‘崛起’之类的公开挑战，哪怕是支流、是少数，也不容忽视，不应沉默”，“他们的论点不是创新，而是复旧，也不是什么‘崛起’，而是道地的沉沦，实际上是彻底的
虚无主义和没落思想”。

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等被点名批评。

接下来在重庆诗歌讨论会综述中，更是直指“三个崛起的错误理论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比起文学领域中其他的错误理论要更完整更放肆。

我们和‘崛起’论在对诗与生活、诗与人民、继承与创新、如何借鉴外国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不但是文艺观的分歧，也是社会观、政治观、世界观的分歧，是方向、道路的根本分歧”#2，措辞之严厉令其更似一篇讨伐檄文。

该文配发了“编者按”，将“崛起论”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同时诗刊社作出公开检讨：“回顾过去我们对这种理论给诗歌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虽然组织过讨论，但论战的力量和深度是不够的。

”#3会后新华社发消息批判“三个崛起”，称诗歌须坚持社会主义
的方向，稍后二中全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

为了强化论战气势并拓展深度，自诗歌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启动至次年春，《诗刊》火势强猛，连篇累牍一气发表了近二十篇批判文章，“崛起论”当然地成为了靶子，杨炼的《诺日朗》、北岛的《彗星》、顾城的《结束》、舒婷的《流水线》等也都难逃被炮轰的命运。

从初期的同志式的平等的文?争鸣，到此时敌对的排他的思潮论战与清污，其立场与态度的急转蕴含了几多无奈。

有例为证。

其中，《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4曾获评1983年的《诗刊》优秀评论奖。

尽管丁国成为其撰写的得奖理由为“观点鲜明，分析细致，鞭辟入里，势如破竹，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同时觉得它确凿有据，以理服人”，“讲究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并“旗帜鲜明，充分说理，文采斐然”#5，且该文后被《文艺报》《光明日报》《当
代文艺思潮》等有较大影响力的纸媒转载，但饶有兴味的是，在二十余年后《诗刊》自己的纪要中，这篇“优秀评论奖”获奖篇目竟然没有收录在案#6，这一试图对那段不堪的过往历史的遮隐行为可视为刊物的隐形书写。

此外，1983年底至1984年初，诗刊社还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活动，新辟“学习札记”专栏。

其间刊发于刊物的诗作总体说来乏善可陈，缺乏新活亮点。

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朦胧诗潮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其发端的初衷与主要题材，同时关乎其表述的方式以及精神内核，乃至作为文学现象的意义本身。

因此，朦胧诗潮中无不充斥着“立场和方向”、“逆流”、“反动”、“小资产阶级现代派”等政治批判术语，显示出其在政治、社会范畴产生的影响要甚于文学本
身，如是充斥变相表明了一种面对权力的无奈和选择。

非诗因素的干扰下，论争显得剑拔弩张，朦胧诗人遭到了压制甚至恶意的诋毁。

四
身为权威刊物，《诗刊》的“权威”呈现出令人玩味的双面性：一方面权力中枢需要借助大国刊维护既有秩序的权威；而另一方面文化大机器的“高管”们在对权威进行维护时，又无法杜绝以既得话语权不受侵犯为前提，而后者显然带有个人化诉求的意味。

作为著名诗人和评论家的艾青、臧克家都可谓诗坛领袖，他们既是《诗刊》这一阵营的发言者#7，又是权力话语的沉迷者和捍卫者，表现之一便是其对朦胧诗的近乎本能的排斥与否定。

诚如程光炜所言：“‘压制’是文学制度建立和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个基本特征……1949至1976年间的‘非主流’作家和作品一旦
在80年代参与‘历史叙述’过程中赢得了‘主流’地位，那么，渐渐就会产生压制性的力量，对‘非主流’作家作品采取敌视或漠视的态度。

”#8 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作为作协顾问，臧克家以革命者的决绝姿态与诗人的昂扬激情提出：“必须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不允许摆脱或削弱这一领导；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文艺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不允许有任何反对这些方针政策的言行；必须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左联领导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传统，绝不允许否定或偏离；必须重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但要以我为主，大而化之，绝不能生吞活剥，邯郸学步。

”#9“必须”、“绝不”等行文语汇的使用，正体现出对大一统意识形态局面进行坚决维护的意图。

曾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