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戏剧概况

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戏剧概况
作者：李珠
来源：《剧作家》 2013年第3期
一、殖民统治时期大连戏剧形成的历史背景
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大连就成了帝国主义争夺之地。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了
大连，大连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达40年之久，民族文化遭到严重摧残。

这一时期，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深受大连人民的喜爱，大连的戏剧活动也表现的较为活跃。

究其原因：
一是大连畸形的安定局面。

20世纪初，大连经历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此后大
连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大的动荡。

日俄战争后，大连不像东北其他城市又经历了北洋军
阀混战、“九一八”事变，更没有经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等历次国内战乱。

因而，相对于国
内其他地方，在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统治下的大连，此时处于一种畸形的安定局面，被称为“无
风地带”的“关东州”。

这种畸形的安定，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使大
连吸引了来自山东、河北及国内各地的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大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二是大连特殊的地理位置。

大连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有着天然的不冻良港，历来是帝国
主义侵略东北乃至中国的必争之地。

1899年，沙俄在大连建市之初，便确立大连为自由港。

1906年，日本占领大连后，继续开放大连港与各国通商，大连港仍然作为自由贸易港。

同时，
大连有着四条通往国内外的黄金水道：一条是大连到天津，是连接东北与京津地区和华北地区
水道；一条是大连到烟台、青岛等地，是连接东北与山东半岛和中原地区水道；一条是大连到
上海，是连接东北与江南和广大南方地区的水道；还有一条是大连到日本、朝鲜等国，是东北
与国外连接的通道。

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提高了开放程度，也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基于这两点，来自四面八方的居民五方杂处，使大连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因此，
大连也吸引了国内各戏曲剧种及流派的青睐，纷至沓来，使不同声腔、不同风格、不同表现形
式的戏剧样式在大连地区得以同时流传，并互相融合、互相影响。

这一时期的大连戏剧，主要
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河北、山东等地传入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二人转、皮影等）和剧种（梆子、莲花落、茂腔、京剧、评剧、吕剧等）；二是从上海传入的文明新戏（话剧）；三是
日本戏剧在大连。

在40年的殖民统治中，由于受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各剧种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其中京剧、评剧、话剧三个剧种对大连地区的戏剧发展影响较大。

随着各地戏曲、话
剧班社及许多享誉国内的著名戏剧艺术家纷纷来连演出，日本一些演剧团体和艺人也来到大连，戏剧演出活动呈现活跃局面。

至1945年，大连地区有各种班社及专业、业余剧团近40个，戏
剧演出场所（包括戏楼、茶园、戏院）50余个。

二、殖民统治时期大连戏剧发展的特点
1、大连地区的京剧兼收并蓄了海派、京派、关东派京剧的艺术特点，但在演出剧目和表演艺术等方面受海派京剧的影响最大。

1906年后，大连地区相继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戏剧活动中心也逐渐从县、镇转入市区，
外埠来连演出的班社和流散艺人日益增多，各种流派在大连汇集。

京剧流派有京派、海派、关东派之分。

由于京派京剧从1840年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末，京剧名角的足迹从未至山海关外（除1924年张作霖寿辰，招梅兰芳、余叔岩等唱戏庆寿外，东北观众极少能见到这些京派大角），
30年代中后期以后，“京角”挑梁的戏班陆续出关，东北的观众才开始认识各种风格、各种流
派的京派京剧。

一道雄关阻隔了关东大地与中原文化，一条黄金水道却促成了上海海派文化对东北新兴城
市的渗透。

由于长年战乱，路上不宁，而海上相对安全，这更增加了海派京剧在东北的辐射力度。

自1917年开始，海派京剧发挥海派文化的开拓意识、竞争意识，抢先占领了东北这一广大的市场，以汪笑侬、盖叫天、欧阳予倩、周信芳、王芸芳等名角挑梁的海派戏班纷纷在大连抢
滩登陆，然后沿铁路北上，向东北腹地拓展，把海派京剧传进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佳
木斯、丹东、营口等大中城市，因而，大连成为海派京剧进入东北的第一站，是较为活跃的
“戏码头”。

关东派代表人物唐韵笙起自上海，常穿梭于上海、东北之间，艺兼京、海两派受海派影响
更多。

30年代，唐韵笙从剧目到表演，逐步自成一派——唐派，1931年，编演的《好鹤失政》就是受周信芳《追韩信》的影响，《陈十策》、《绝龙岭》、《未央宫》等戏的出现，代表着
唐派艺术的形成。

唐派是关东大地上唯一的京剧流派，受到东北京剧界的推崇，产生很大影响。

唐派剧目和唐派表演艺术被唐韵笙和他的传人、追随者很快推广到东北全境，唐派和受唐派影
响的众多演员的表演风格又被称作“关东派”。

在30年代后期，大连成为海派、京派、关东派的交汇地，同时也奠定了大连地区京剧表演的艺术风格，既有京派的严谨，又有海派的新颖、灵活，更有关东派的一专多能，与京派演员
精益求精不同，走的是博而后精的道路，像后来大连的京剧演员曹艺斌（兼唱老生、武生、红生）、周少楼（兼唱武生、武丑）、张铁华（武生、红生、花脸）等都是“一专多能”型演员。

演出剧目也多是海派的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封神榜》、《七侠五义》等，着重武戏
《三盗九龙杯》、《罗思玉》、《铁公鸡》，名角的“招牌戏”大多是传统老戏，如《萧何月
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

随着国内各地京剧名家、名角的到来，不仅活跃了戏曲舞台，
京剧已逐渐成为大连地区从业人员最多、观众最普遍、影响最大的剧种。

2、大连地区是国内最早培养评剧坤伶的地方，评剧女演员群体的崛起及女旦、女腔的出现是评剧艺术由初期的唐山落子阶段发展到成熟的奉天落子阶段的重要标志。

1906年，“莲花落子”传入大连。

评剧源起于莲花落，之后又经历了唐山落子阶段和奉天
落子阶段。

当时，不仅保留着落子、蹦蹦戏等名称，也保留了原始的“撂地摊”的演出形式。

1920年前后，大连、旅顺、金州、瓦房店、普兰店等地也出现“落子”演出活动。

奉天落子不
同于唐山落子的细腻、舒缓，而是热情奔放、节奏明快，凭一气贯通的大唱段取胜，又称“大
口落子”。

1920年秋，唐山落子艺人孙凤鸣由天津来到大连，把《花为媒》、《秦雪梅吊孝》、《马寡妇开店》等剧目第一次介绍给大连观众。

1922年他在大连成立了岐山戏社（又名南孙家班，是相对于沈阳孙洪魁的北孙家班而言），是国内最早培养评剧坤伶的班社，招收女徒，以
女旦代替男旦，在声腔和表演方面都有重大发展，唱腔和念白由冀东语音改为东北语音，更易
为东北观众所接受。

演出的第一部女旦戏是《五女哭坟》。

培养出了李金顺、筱麻红等一批知
名评剧演员。

岐山戏社对女旦的培养和对评剧艺术的革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奉
天落子”形成的基础。

早期“奉天落子”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评剧皇后”的李金顺，她演出《马寡妇开店》、《花为媒》、《李香莲卖画》等剧目，连演三年不衰。

当时在大连还流传着“小麻红唱得好，王金香浪（表演）得好”的赞语。

筱麻红成为奉天落子时期最有声望的女演
员之一，红遍了东北、山东等地，曾赴日本灌制唱片40余张。

1929年，上海的《新民晚报》首先称落子为评剧。

从此，“评剧”的叫法得到了社会承认。

评剧女旦、女腔的出现是评剧艺术由初期的唐山落子阶段发展到成熟的奉天落子的重要标志，
是一次重要的革新和发展，而这些都是在大连完成的。

在大连的评剧发展史上，1933年7-8月伪满洲国博览会在大连举行，其间，白玉霜、筱桂花、王金香、筱麻红、花莲舫、芙蓉华、刘彩霞等评剧名角聚集大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
汇演，盛况空前，是一次奉天落子时期国内各落子班社、演员的一次大交流，对奉天落子的提高、完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影响较大。

三四十年代，评剧在大连地区十分盛行，
演出评剧的戏园有20余处。

3、大连地区的话剧是继上海、北京之后兴起话剧最早的地区之一。

东北地区最早的话剧团体——文明新剧社和东北地区第一个较正规的话剧团体——爱美剧社都在这里诞生，新剧活动
较为活跃。

作为话剧早期形态的新剧于1907年从西方传入我国。

仅仅过了3年，1910年，由留日归
国的同盟会会员、新剧艺术家刘艺舟将当时被称作“新剧”“文明新戏”的话剧传入了大连，
使大连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兴起话剧最早的地区之一。

在大连，他成立了戏剧团体“励群社”。

演出了新剧《哀江南》、《大陆春秋》。

1916年，陈非我等一些热心新剧者在大连发起
组织了“文明新剧社”，它是东北地区最早的话剧团体之一，社长陈非我特邀上海戏剧艺术家
汪漫游来连排演新剧《湘江泪》、《猛回头》，使大连话剧又吸收了上海文化的营养。

文明新
剧社自成立以来，演出的剧目大都贴近现实生活，通俗易懂，多次演出义务戏，受到各界的赞许。

“五四”以后，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戏剧工作者，在北京、上海发起了“爱美剧”（意为“非职业性的”）运动，提倡非职业性的小型话剧，主张严格遵守剧本和排演制度，改变新剧
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提高戏剧的艺术质量和教育作用。

在此影响下，1926年2月，由马殿元、王叔祥、吕馥棠等发起成立了大连爱美剧社，组织机构较为健全，是东北地区第一个较正
规的半职业性的话剧团体，演出了《千秋遗恨》、《一三二八》等剧目。

1925年，应中华青年会之邀，欧阳予倩先生向大连戏剧界人士作了《中国戏剧改良之途径》的著名讲演，他主张“编剧取材应别具慧心，应时代之需求，为贫民而创作”。

他的这个戏剧
改革之宏论对当时大连乃至辽东半岛地区的戏曲改革、发展及戏剧艺术的改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1916年至1926年十年间，大连的话剧活动经历了由传入到逐渐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
演出的新剧剧本大多是春柳社早期演出的剧目，以揭露社会时弊和反对封建礼教、宣扬家庭伦
理道德等为内容，在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

如新剧《新茶花》就是春柳社常演的剧目之一，剧
情系描写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不如归》是揭露
封建家庭扼杀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的戏以唤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

当话剧逐渐被愈
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广泛接受之后，上演的剧目也从小型独幕剧发展到大型多幕剧；话剧活动的
组织也由业余转向专业发展。

促使新剧在大连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得以迅速发展，还得益于另外几支力量。

一支来
自新式学堂：1924年，新式学堂的学生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较深，对以对白和动作表情达意的
文明新戏极为推崇。

进入30年代，大连的一些学校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演出了话剧《龙女》、《计中计》、《顽皮的家人》、《复活的玫瑰》、《终身大事》等剧目。

另一支则来自
大连地区的工厂：1927年，大连工人阶级组成的第一个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的学生，以课余时间到工厂演出自编话剧《王忠漂泊记》。

至此，
一些工厂纷纷组织了业余话剧团，话剧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

此外，在偏远的庄河地区也有话
剧演出活动，40年代初，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如鲁迅的杂文集，曹禺、陈白尘及托尔斯泰、高
尔基、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在各“国高”中传开，在这种情况下，庄河出现了话剧活动，1940年，女子“国高”演出了《和睦家庭》，之后一群文弱少女，冲破重重束缚，又将曹禺的话剧《家》搬上舞台，这次演出震动了庄河知识界人士，是庄河地区早期话剧的开始。

作为一个新兴剧种，能在各种不同流派的戏剧名伶云集的大连占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
对后来大连话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至40年代，大连已有话剧团体10余个，使大
连成为国内具有雄厚基础的话剧阵地。

4、大连是与国内外戏剧文化交流较早的城市之一。

日本戏剧在大连的演出活动较为活跃，国内的艺术团体和艺人路经大连到日本和其他城市进行演出。

在殖民统治的40年里，大连成为国内外戏剧文化交流的前沿城市。

特别是日本戏剧对大连的影响较大。

随着大批的日本移民迁入大连，为了加强对大连人民的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丰富在连日
本文化人和移民的文化生活，日本人在连成立的戏剧团体不断出现。

特别是20年代初到30年
代中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先后成立了满洲剧人协会、支那剧研究会、剧人社和大连戏剧办
事处等戏剧组织，日本国内的许多著名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也经常到大连演出传统戏剧，如歌舞伎、狂言等。

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是日本戏剧在大连的最活跃时期。

随着一批重建和新建的
剧场落成，一些戏剧组织的成立，吸引了日本许多名演员、名剧团来连演出。

如日本梨园界的
名家片冈我童、市川荒五郎、片冈松之助，一流女优木村光子、歌浦叶子、武和樱子等剧坛红人；东京大阪歌舞伎剧团、市川市藏、市川左团次名家剧团、木下八百子剧团、松美剧团（新剧）等20余个日本歌舞伎、新剧团体也先后来连。

特别是东京少女歌剧团曾先后于1924年、1925年、1927年三次来连演出了日本童话歌剧、喜歌剧、史歌剧、童谣、狂言歌、舞剧等，受到观众的欢迎。

这种局面随着“七七事变”后，中日正式开战而渐次萧条、冷落了下来。

大连是接触日本戏剧较早的城市，现代话剧传统较为深厚。

在解放初期乃至五六十年代，
大连的话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大连一些演员擅长演日本戏剧，大连的话剧团体也常常演出
日本剧目。

因而，日本戏剧对大连话剧事业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大连特殊的地理位置，大连留下了许多南来北往戏剧名家的足迹。

大致有
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路经大连赴日演出的中国名家：如1914年，将文明新戏引入大连的同盟会会员刘艺舟同孙中山的使者陈济才等人，由大连赴日磋商革命事宜；1928年著名昆曲演员韩世昌在前往日
本演出途中，路经大连应“满铁”和“中日文化协会”的邀请，在连演出了《思凡》、《刺虎》等剧，它也是将昆曲艺术带到东北地区的第一人；1934年，著名评剧名角筱麻红应日本唱片公
司邀请由长春赴日本名古屋录制唱片，路经大连。

二是在大连演出后，继续向内地演出的日本团体有：1925年日本快乐艺妓歌舞团、1929年日本少女歌剧团在连演出后，分别到“满铁”沿线各地巡回演出。

三是在大连演出后，继续向内地演出的国内团体和艺人：如1911年刘艺舟在大连演出后率剧团乘船赴山东蓬莱，在当地演出，并与当地的革命党人举事。

1919年，唐韵笙应邀来连演出，后继续向北赴哈尔滨演出。

1928年，梅兰芳应香港、广州的邀请，路经大连南下。

1932年，程砚秋路经大连赴法游学。

四是应在连的日本戏剧团体之邀来连演出的有：1926年，京剧名伶黄润卿应满蒙文化协会
之邀来连演出；1930年，京剧艺人章遏云应大连中日文化协会之邀来连演出等。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特殊的历史遭遇和中外文化的交汇的地理位置，使大连成为国内接受外来文化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显示出大连文化的开拓性、包容性、多元性，并逐渐形成广泛吸收、兼容并蓄的大连文化特点。

结语
大连是现代文化进入最早最多的地区，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人民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没有丧失，始终在不屈不挠中坚持前行，也造就了大连人民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意识。

这一时期，虽然大连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大连并没有断层，也没有断流，而是艰难地、倔强地传承、创新和发展，并广泛吸收了中国南北文化的营养，为日后大连地区戏剧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根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大连戏剧特点的形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些都说明了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戏剧文化并没有断流，而是有了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伪满文化》（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1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
《大连戏曲志》大连出版社1991.11
《辽宁省志·文化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
《大连市志·文化志》大连出版社，2003.3
《长夜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大连出版社，1999.9
《大连文化艺术史料》（第1-5辑）
责任编辑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