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肖玉秋
2013-2-27 22:51:09 来源：《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确切地说，要研究中俄关系史，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

自1715年开始的200多年里，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2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

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及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个传教士团实际上是一个兼有宗教、外交、商务、文化等多重职能的机构。

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外交、贸易，还是文化联系，几乎事事通过驻北京传教士团。

俄国学者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就以历史档案为基础，对驻北京传教士团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

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帝俄时期”，或者“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从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苏联时期”，抑或“作为汉学史研究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也可称之为“全面研究阶段”。

本文拟勾玄提要，对俄国学者的主要学术论著作一简单的回顾与评价。

一、帝俄时期——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
在1715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抵京的30多年后，即有俄国人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第四届传教士团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利用往届传教士团成员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以及流传下来的趣闻逸事，完成了俄国第一部关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的著作《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

斯莫尔热夫斯基祖籍波兰，曾随耶稣会士学习科学，来华前是基辅神学院的教授，是这一届传教士团成员中知识素养最高的一位。

作者采用编年体例，以辛辣的笔调记录了第一至第四届驻
北京传教士团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

斯莫尔热夫斯基在1751年1月22日，即35岁生日那天完成了书稿的写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阴暗面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对前几届的领班及成员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这为我们认识俄国传教士团的早期历史及其在传教布道和学习满汉语方面少有建树的原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这部手稿自19世纪初就引起了后人的注意。

第八届传教士团领班格里鲍夫斯基在撰写传教士团史时参考了该手稿。

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历史学家斯帕斯基对作者在文中表现出的“对同道的愤懑和攻讦”以及“粗野和讽刺的言词”感到惊奇，并认为这是该书长期难以面世的主要原因[1]。

第十届传教士团监督官、曾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季姆科夫斯基在其所著的《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中认为：“斯莫尔热夫斯基神父关于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纪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趣的”[2]。

他显然认识到了这部作品的价值，于1821年将其带回了圣彼得堡[3]。

190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维谢洛夫斯基整理发表了其中的第二节《随修士大司祭列扎伊斯基来的修士司祭拉夫连季神父》和第四节《关于列扎伊斯基率领的传道团中的教堂辅助人员》[4]。

由于前几届传教士团神职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无论是在传教方面，还是在语言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再加上历史上留下的相关记载微乎其微，我们现在只能从他们写给圣务院的报告中找到一些有关传教士团早期活动的支离破碎的信息。

因此，斯莫尔热夫斯基有关前4届传教士团的记述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基本内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开创了传教士团成员研究传教士团历史的传统。

此外，斯莫尔热夫斯基撰写的另外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由季姆科夫斯基于1821年带回俄罗斯，1822年发表于《西伯利亚通报》[5]。

这部著作的手稿现收藏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手稿研究所，名为《斯莫尔热夫斯基中国札记》[6]。

第二位对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进行全面描述的是第八届的领班格里鲍夫斯基。

他不仅是第一个研究传教士团历史的领班，而且还是“第一个根据长期观察和利用他人资料对清朝政治生活进行文字描述的传教士团领班”[7]。

据阿多拉茨基统计，他一共撰写了12种著作，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民族、军事等诸多方面，完成了俄国政府为他制订的刺探“那个遥远国家中各民族生活与活动”情报并在“回国后向外交委员会”汇报的训令[8]。

在他的作品中有一部没有标题的手稿，详细叙述了中俄两国的最初交往、雅克萨战俘来京的经过和俄罗斯佐领对东正教信仰的动摇和背弃情况，同时介绍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届传教士团领班的生活和活动，列出了一至八届传教士团中随行学生的名单。

格里鲍夫斯基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利用了传教士团中收藏的档案资料，其中也包括斯莫尔热夫斯基的《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

与斯莫尔热夫斯基相比，格里鲍夫斯基的作品更加系统，内容更加翔实，虽然也揭露了传教士团中的黑暗面，但已经没有了斯莫尔热夫斯基作品中明显表露出的对传教士团的“憎恨”，叙述方式基本一致。

这部手稿数次易主，后来在瓦西里耶夫院士的遗物中被发现，由维谢洛夫斯基于1905年整理发表，冠名曰《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的历史纪事(关于俄国人何时开始在北京定居及北京之有俄罗斯东正教的情况报道)》[9]。

在维谢洛夫斯基编写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中还收录了《瓦·帕·瓦西里耶夫所作的补充记述》，这是瓦西里耶夫从俄国考古学会得到格里鲍夫斯基的手稿后对其进行的补充，主要是关于第十一届至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资料。

瓦西里耶夫对魏若明、切斯特诺伊、佟正笏等人的独到评价对后代学者影响很大。

维谢洛夫斯基以一位东方国家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以上3部著作的价值，在1905年以《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为题结集出版，避免了这些重要史料的散失，成为一百年来从事该问题研究的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但维谢洛夫
斯基本人并没有对传教士团的历史展开研究，他在序言中仅仅介绍了这几部手稿的创作和发现过程。

真正将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是第十六和十七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阿多拉茨基。

阿多拉茨基早年在喀山神学院学习期间即开始研究俄国教会历史，1882年到北京后遂将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发表于《东正教话友》等报刊，最终于1887年在喀山推出了两卷本著作《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200年》，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提交喀山神学院。

作者利用了驻北京传教士团、俄国公使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圣务院的档案以及北京天主教会图书馆、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等地以及天津的俄商斯塔尔采夫等人的藏书，将零零散散的有关材料进行仔细的甄别和筛选，澄清了许多有关传教士团认识的盲点。

此外，阿多拉茨基参考了斯莫尔热夫斯基有关前4届传教士团的记载，大量引用了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所著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中收录的档案材料。

作者将自己比喻成是一位“粘贴画家”，“挑选适合的色彩，用小的部件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以此展现作品的主旨思想”[10]。

阿多拉茨基从1685年两次雅克萨战役中归顺的俄国战俘说起，一直写到1808年的第八届传教士团期满回国，内容包括各届传教士团的组建、派出、成员介绍、来华旅行、换班过程、教堂、各成员间的关系、雅克萨战俘后裔的东正教信仰、两国关系变化对传教士团命运的影响等等。

作者还介绍了北京耶稣会士的活动情况及其与俄国和传教士团的微妙关系。

阿多拉茨基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将1685年雅克萨战俘来京作为东正教入华的起点，提出了第一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分期方案，即将1745年作为两个时期的分水岭，认为传教士团在1685—1745年间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来自小俄罗斯，而自第四届开始来自大俄罗斯地区的人员占了多数，同时传教士团的任务也在原为雅克萨战俘主持圣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外交和学习满汉语
言的职能。

阿多拉茨基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并被论文评阅人、专门从事教会历史研究的喀山神学院教授兹纳缅斯基称为“第一部全面而完整地论述北京传教士团的著作”[11]。

当然，兹纳缅斯基也指出了阿多拉茨基的分期方案证据不足，缺乏说服力，且述多论少，对一些重大问题未表明自己的看法，批评他行文过于谨慎，怯于作出结论。

由于该作引用的一些传教士团档案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中被焚毁，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得弥足珍贵。

所以，199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俄国传教团在中国的历史》一书重新收录了这部作品的第1卷，即1685—1745年传教士团的历史。

另外，阿多拉茨基没有满足对前8届传教士团的研究，在硕士论文答辩以前就已经写出了俄国历史上最为详实的关于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比丘林的长篇专论《雅金甫神父(历史专论)》，连载于1886年的《东正教话友》[12]。

而后，他在写给俄国驻北京总领事柏百福的信中称他将“继续撰写从1828年至1878年的传教士团历史”[13]。

但是，由于健康问题以及担任主教以后教务繁忙，未能完成写作计划，他的心愿直到30年后才由后人实现。

这个人就是第十八届传教士团的领班英诺肯提乙。

英诺肯提乙是第十八届传教士团的修士大司祭，从1898年到1931年，长期在中国主持教务。

为纪念俄国传教士团来华200周年，英诺肯提乙组织编写了《俄国驻华传教士团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于1916年在北京出版。

该书在写作体例上与阿多拉茨基基本相同，按照时间顺序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历届传教士团在北京的主要活动情况，一直写到他所在第十八届传教士团，同时简要介绍了每个传教士团成员的生平和活动，对其汉学成就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关于前8届传教士团的论述主要取材于阿多拉茨基等学者的著作，而在“自1806年到1900
年这段历史的写作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未曾公布过的俄国圣务院和外交部亚洲司的档案材料”[14]。

义和团以后的历史为英诺肯提乙所亲历，其材料来源于传教士团收藏的档案以及《中国福音报》上刊登的文章。

与阿多拉茨基不同的是，他
将传教士团的历史开端视为1713年，即第一届传教士团的组建年，而不是其派出的1715年。

在传教士团历史的分期问题上，《简史》编写者不同意阿多拉茨基将其分为1685—1745年和1745—1808年两段的观点，而是按照传教士团的隶属关系分成三个时期，即1713—1745年和1864—1914年隶属于圣务院时期，1745—1864年由外交委员会(后改称外交部)领导时期。

《简史》的重要价值在于把时间跨度最大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历史概述，特别是关于1900年以后的历史，作者在第一时间提供了比较真实而详尽的描述，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遗憾的是，编者只在书后列举了参考书目，在文中没有进行注释，给后人确定其资料来源带来不便。

笔者在阅读《简史》有关前8届传教士团内容时，发现与阿多拉茨基的著作几乎完全重复，但笔者并未注明。

帝俄时期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专论以外，其他僧俗学者在其著作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历史。

如叶舍夫斯基的《俄国的布道事业》(1867年)、科罗斯托维茨的《中国人及其文明》(1898年)、阿尔罕戈洛夫的《我们的境外传教团：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概论》(1899年)、季霍米洛夫的《俄国的基督教政策与远东》(1900年)、罗马什科夫的《俄国境内外传教的关系及其各自成功的条件》(1903年)、瓦西里修士司祭的《论俄国正教布道的实质》(1906年)、屈纳的《远东国家现代史》(1910年)等。

其中大部分作者把东正教与天主教在华传教业绩相比较，认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传教业绩甚微，并将原因归咎为资金投入不足。

20世纪初，随着俄国东方学历史研究的开展，作为俄国汉学研究基地之一的驻北京传教士团成为东方学史专家从汉学发展史角度关注的重要对象。

开此风气之先的是俄国东方学界的领袖、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巴尔托尔德。

1911年，巴尔托尔德在自己所编写的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一书。

此作不仅是俄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东方学历史专著之一，很快
就被翻译成了德、日等语言，并于1925年在俄国再版。

作者在有关俄国汉学的章节中介绍了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满汉语言学习和中国问题研究情况，认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耶稣会士被驱逐之后为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15]，高度评价了比丘林、西维洛夫、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等由传教士团培养的汉学家的成就。

可以说，在1917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研究主体主要是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

其次，几部著作侧重研究传教士团宗教层面的活动，对于诸如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扮演的使馆、学馆和商馆角色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付之阙如。

最后，这些作品都采取编年体例，述多论少，影响了对一些问题的概括和分析。

二、苏联时期——作为汉学史研究的阶段
1917年俄国社会制度巨变，苏联的对华外交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其任务是阐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意义及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联系，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与此同时，新政权剥夺了东正教会的财产和特权，取消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教徒人数急剧下降，教堂大部分被关闭，宗教活动受到限制，东正教被视为腐蚀人民的精神鸦片，无神论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帝俄时代业已展开的传教士团史研究中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历史学界把传教士归结为资本的代理人。

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帝俄在华活动》(1930年)和笔名为Г.Л.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和19世纪30—50年代的俄中贸易》(1932年)认为，传教士团是俄国在推行殖民政策过程中进行政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机构。

今天看来，这两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传教士团领班致外交部的报告。

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苏中关系经历了友好与交恶的跌
宕起伏，苏联历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研究的重点也依形势的变化而调整。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地缘政治特点和对华外交的需要，苏联一贯重视东方学研究，而汉学是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传教士团所从事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汉学研究范畴，所以，苏联汉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意味着对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的发展。

也就是说，苏联时期的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主要依托于俄国汉学史的研究。

苏联时期汉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斯卡奇科夫的《俄国汉学史纲》和《中国书目》、尼基福洛夫的《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以及阿列克谢耶夫的《东方之科学》等。

斯卡奇科夫是苏联著名汉学家，自1914年开始关注俄罗斯汉学史研究，1925—1928年在中国工作，1930返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直至1964年去世。

1932年他编辑出版《中国书目》，该书把1730—1930年200年间的俄文汉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是当时最齐全的中国书目。

此后他继续积累资料。

1960年问世的《中国书目》增订本，所搜集文献的时间自1930年延长到1957年，信息量增加了约一倍，收录俄国和苏联研究中国的著作和文章19551条，并附有内容简介，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目录，至今仍为俄国汉学史研究者所看重。

《中国书目》全面收录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已发表的著作。

斯卡奇科夫所从事的是一项基础性的、总结性的、泽及后代的工作。

这个传统被他的同事和学生保留下来，在纪念其诞辰100周年之际，齐赫文斯基、米亚斯尼科夫等人编辑出版的文集《时光延续》(1993年，莫斯科)就附有1958—1991年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中俄关系、传教士团历史和俄国汉学史研究著作和论文目录。

至此，俄罗斯乃至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拥有了一套十分完整的俄国汉学文献目录。

《俄国汉学史纲》是斯卡奇科夫为学术界贡献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初稿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由米亚斯尼科夫于1977年整理出版。

作者将驻北京传教士团视为俄国汉学的发源地[16]，同时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每一届传教士团的教士、学生、监护官、借调人员、医生、画家学习中华语言、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情况，总结了从17世纪到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汉学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中俄文化交流主体的作用。

因此，这是一部直接论述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功能的重要著作。

尼基福洛夫的《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重点介绍了中国历史在俄罗斯的研究历程。

作者在该书第一章《1917年之前俄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依次介绍了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的汉学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其中包括传教士团培养的第一位汉学家罗索欣、将俄国汉学推向新高度的比丘林、出版《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的卡法罗夫、俄国第一位深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扎哈罗夫、圣彼得堡大学汉学掌门人瓦西里耶夫院士等[17]。

阿列克谢耶夫的《东方之科学》也是从俄罗斯汉学史研究的角度涉及了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

作者充分肯定了以传教士团为主体的俄国早期汉学成就，称比丘林、卡法罗夫和瓦西里耶夫为帝俄汉学的三巨头[18]，同时深刻剖析了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汉学人才培养的优劣得失，努力为苏联新汉学指明发展方向。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霍赫洛夫是俄国汉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者。

他数十年如一日，仔细爬梳收藏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中的图书和档案，发掘出大量有关传教士团的珍贵史料。

对于许多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作出贡献的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的学术道路和成就他都有专论发表。

李福清先生侧重于探索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搜集、流传、翻译以及研究方面的贡献。

米亚斯尼科夫、齐赫文斯基等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在汉学史范畴内研究了驻北京传教士团。

苏联
时期发表的百余篇论文有如下特点：第一，从内容看，基本上以人物为主线，且集中在罗索欣、比丘林、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等几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上面，其中最热门的人物当属比丘林。

1958—1991年研究比丘林的文章有三四十篇，包括传记、文集在内的书籍4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在纪念其诞辰200周年之际曾经掀起了一个研究热潮，他的家乡楚瓦什对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而对像弗拉德金、卡缅斯基、列昂季耶夫斯基、西维洛夫等也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诸多“二流人物”少有涉及，尤其对传教士团在中俄文化交流各个领域的贡献缺乏综合性的思考，相关的成果也属凤毛麟角。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原始档案的挖掘、公布，研究成果建立在档案基础之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苏联学者利用原始档案，对许多有所建树的传教士团成员的遗作进行了整理、编目。

很多论文记述的是档案的发现和心得，篇幅不大，但对当时以及当今的东方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传教士团成员的遗稿因年代久远，字迹不易辨认，给研究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在汉学乃至东方学领域之外对驻北京传教士团进行过系统研究的是苏联侨民作家彼得罗夫于1968年在华盛顿出版的《俄国传教士团在中国》。

该书叙述了雅克萨战俘来京以及1917年以前历届传教士团在华活动的历史，简明扼要，层次清晰。

与19世纪神职人员的传教士团著作不同，作者在进行历史描述的同时，不断就一些前人未能深究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的研究。

比如，关于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传教方面少有作为的原因，作者认为，第一，俄国传教士团来华的最初目的是为雅克萨战俘主持圣事，并非传教。

第二，深恐激怒在“当地安营扎寨多年的耶稣会士”
[19]。

第三，俄国人很清楚中国人对于外国人来华传教的态度，担心西方传教士被驱逐的命运有朝一日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最后，俄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将政治、领土和贸易利益置于首位，而传教士团只不过是用来达到其侵华目的的工具
或手段之一[20]。

从书后罗列的参考书目看，除了阿多拉茨基、班蒂什-卡缅斯基等俄国学者的作品之外，作者还利用了帕雷[21]、德贞[22]、加恩[23]等西方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论。

纵观苏联70余年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俄国汉学史研究层面上展开的。

这种研究方法的直接结果是传教士团在研究中华文化、传播中国知识以及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同时却忽略了对传教士团其他方面的考察。

苏联侨民用俄文写作的传教士团历史专著虽然在这一时期问世，但因为是在美国出版，在苏联学术界未引起大的反响。

三、俄罗斯联邦时期——全面研究阶段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思想信仰方面出现了真空，“宗教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东正教徒由4000万增加到700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1/2。

俄罗斯联邦宪法虽然明文规定俄罗斯是世俗国家，奉行政教分离政策，但事实上政府对东正教采取了倾斜政策，尤其对东正教在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学术界对东正教的研究随之展开，有关东正教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日益升温。

新时期俄罗斯传教士团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人员的两重性，既包括研究中俄关系和俄国汉学史的汉学家，也有教会人士。

汉学家们继承苏联时期的汉学史研究传统，不断挖掘新的档案，提出新的观点。

新兴的宗教界人士成为传教士团研究队伍中迅速崛起的一股力量，阿多拉茨基和英诺肯提乙开创的研究在中断了70余年后得到发展。

同时，两股力量在学术上紧密合作，共同召开学术会议，共同出版研究论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热潮。

1991年，为纪念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275周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在圣彼得堡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俄罗斯各地学术机构和宗教界的众多。